第一部分 家庭创伤的脉络
第1章 找寻创伤
过去的从未消逝，它甚至并没有过去。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大部分人所熟悉的创伤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我们无法清晰地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仅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甚至有时我们的记忆也缺失了。在创伤事件发生时，我们的思维会变得凌乱，因而我们不会将创伤的记忆归于最初所发生的事件。但是那些画面、身体感觉及语言，这一切有关记忆的片段早已保留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每当回想起最初的经历，那些片段就会被唤起。这些记忆片段一旦被唤起，就仿佛按下了一个看不见的回放按钮，让我们看到最原始的创伤是如何再现于我们每日的生活中的。不知不觉地，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其实在用相似的方式对待某些人、某些情境，重复着过去的模式。
西蒙·弗洛伊德（Simund Freud）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种模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创伤再现，或者说，“强迫性重复”是对未处理好的事件的无意识重演，以此来使我们能够“使它变好”。这种想要从过去得到释放的无意识动力，实际上是每个家庭在后代身上重演未处理好的创伤的其中一种机制。
与弗洛伊德同一时代的卡尔·荣格（Carl Jung）也同样认为，那些保留于我们无意识中的创伤并未得到解决，它们会像“命运”一般重现于我们的生命中。他说道，“只要我们不能意识到，它都会像是一种宿命。”换句话而言，我们可能会一直重复着这种无意识的模式，直到我们能意识到它。荣格和弗洛伊德都指出，无论对这些事件进行处理有多么困难，它们都不会自己消失，而是会保留在我们的无意识中。
弗洛伊德和荣格甚至在他们的病人身上观察到，那些被禁锢与压抑的创伤经验是如何体现在病人的语言、姿势与行为上的。经过多年研究，治疗师已经能够从口误、固着模式或是梦的意象这些线索中探索来访者内心无法表达出、未曾考虑过的部分。
近来在成像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使得研究者能够阐明大脑与身体功能之间的关系，在重大情境中，这些功能会受到损坏。巴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是一位荷兰的精神病医生，他因为其在创伤后应激方面的研究而被人们熟知。他解释道，当人们经历创伤时，大脑的语言中枢便停止工作，负责感知当下的中前额叶皮层也停止了工作。他将创伤中“无法言说的恐惧”描述为一种“失语”的体验，这是当处于危险情境时，大脑的记忆通路受到阻碍时会发生的普遍情况。他说：“当人们开始再次经历创伤时，额叶功能会被削弱，因此他们便很难说话和思考。他们不再能够与自己或他人准确地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一切并非是静默的：那些在创伤事件后重现的片段（文字、画面、闪现的念头），它们构成了一种关于我们所承受的痛苦的隐秘语言。什么都未曾消失，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
当前的心理治疗趋势已开始突破个人创伤的局限，而把家庭、社会历史的创伤事件都包含进来。各种不同类型与强度的负性事件（被遗弃、自杀及战争，或是孩子、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早逝），它们所带来的痛苦会一代代地流动下去。近来随着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实验胚胎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发展，这些领域都强调对家庭中至少三代人进行了解十分重要，因为这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重复的创伤模式背后的机制。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我最初见到杰西（Jesse）时，他已经有一年多夜里睡不好觉了。从他眼周的黑眼圈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失眠，但是我从他空洞的眼神里知道远不止失眠这么简单。尽管杰西才20岁，但他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大了10岁。他整个人陷坐在我的沙发里，仿佛他的双腿已再也不能支撑他的重量。
杰西说自己曾经是一个明星运动员，并且是个成绩拔尖的学生，但持续的失眠使他感到抑郁和绝望，并且两者不断地在恶性循环。最终，他退学了，也失去了他那么努力争取的棒球奖学金。他不顾一切地试图寻求帮助，来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已经去见了三位医生、两位心理学家、一个睡眠诊所，还有一位自然睡眠疗法的医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带来真正的帮助，他用贫乏的语调说着这些。在杰西分享自己的故事时，他大部分时候都注视着地板，他告诉我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当我问他是否知道任何可能造成他失眠的原因时，他摇了摇头。在以前，睡着对杰西来说是非常容易的。而就在他刚过了19岁生日的那一晚，他在凌晨3点30分突然醒来了。他感觉很冷，并一直在发抖，但无论他做什么都不能让自己暖和起来。过了3个小时，杰西已经盖上了好几张毯子，但他仍然十分清醒。除了感觉到冷和疲惫，一种陌生的恐惧感也占据着他的内心。这种恐惧是他从未体验过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如果他让自己重新睡着，那么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如果我睡着了，我将再也不会醒来。”每次当他感觉自己快睡着了，那种恐惧又会把他拉回到清醒的状态。这种模式从第二天晚上开始重复，夜复一夜。很快地，失眠成为每晚必经的折磨。杰西知道自己的这种恐惧是不合理的，然而他对结束这种恐惧充满了无助。
我密切地关注着杰西所说的一切。我注意到了一个不太寻常的细节——他说到“极冷”，这种极度寒冷的感觉刚好发生在第一次失眠之前。我开始和杰西探索这个部分，我询问他在他们的家庭中是否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的创伤是与“寒冷”“入睡”，或是“19”相关的。
杰西说他的母亲只在最近告诉过他关于杰西父亲的哥哥不幸死亡的事情，他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叔叔。他的叔叔科林（Colin）去世时才19岁，那时是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的耶洛奈夫，他在暴风雪中检查电线时被冻死了。那条小路沉没在雪中，这意味着他要很努力才能撑下去。最终发现他时，暴风雪已经将他盖住，整个人已经因为长期处于低温中而失去意识了。叔叔的去世对整个家庭而言是如此沉痛的丧失，以至于之后大家都不再提起他的名字。
如今，已过去30多年了，杰西无意中承接了叔叔科林的死亡体验。也就是说，那种对“放手”（放弃在雪地中坚持）的恐惧成为一种无意识。对于科林而言，放手就意味着死亡。对于杰西而言，睡着所带来的体验也是一样的。
将叔叔的事情与自己的联系起来，这对于杰西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一旦他认识到，他的失眠是源于3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事件，他便能够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恐惧睡着了。而治愈的过程也从这里开始了。在我们的治疗工作中，杰西学会了一些技术方法，这些在书后面我们会具体谈到。在这些技术的帮助下，他已经能够将自己从叔叔经历的创伤中分离出来，尽管那个叔叔是他从未见过的，但杰西将那种恐惧当作自己的。在这个过程中，杰西不但从失眠的重担中得到解脱，也从此使自己与家庭、使现在与过去有了更深的联结感。
为了解释像杰西这样的类似经历，科学家目前正在努力找到一些生物学方面的证据，从而证明创伤能够由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瑞秋·耶胡达（Rachel Yehuda）是一位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神经科学教授，她是世界创伤后应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也是这个领域真正的先驱。在大量研究中，耶胡达探索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孩子的PTSD神经机制。特别是她对皮质醇（一种应激激素，能够在经历与创伤后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正常水平）及其对脑功能影响的研究，可以说对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了解PTSD及其干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尽管创伤事件已经过去了，但PTSD患者会再经历与创伤相关的感觉与体验。这些症状包括：抑郁、焦虑、麻木、失眠、噩梦、惊恐思维、易警觉或“激怒”。）
耶胡达和她的团队发现，那些患PTSD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生来就有和他们父母一样较低的皮质醇水平，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再经历上一代的PTSD症状。她对那些经历急性创伤事件的人进行研究发现，他们有较低的皮质醇水平，这一发现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因为它有悖长期以来的观点，即认为应激状态是与高皮质醇水平相关的。具体而言，在慢性PTSD的个案中，皮质醇的分泌受到抑制，这就导致幸存者和他们的孩子皮质醇水平较低。
耶胡达在这些群体中也发现了同样较低的皮质醇水平：战后老兵、那些在“9·11”事件中有创伤暴露的孕妇及他们的孩子。她不仅在她的研究群体中发现了这一特点，即这种会传递给后代的较低皮质醇水平，她还发现一系列应激相关障碍的患者也都如此，这包括了PTSD、慢性疼痛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有趣的是，50%～70%的PTSD患者也都达到了重度抑郁、其他情绪或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
耶胡达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我们的父母之中有一个人患有PTSD，那么我们就有3倍的可能产生PTSD的症状，因而我们也更有可能产生抑郁与焦虑。她认为，这种代际PTSD是经遗传获得的，而不是来自我们直接暴露在父母所经历的创伤事件中。耶胡达是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之一，他们向我们阐述了创伤幸存者的后代在没有直接经历那些创伤事件的情况下，是如何承接那些创伤所带来的生理与情绪症状的。
下面这个例子是来自格雷琴（Gretchen）的。多年来，她一直服抗抑郁药，还参加了团体治疗，并尝试了多种减压的认知技术，可是她的抑郁与焦虑症状并未好转。
格雷琴对我说她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只要是她能记得的部分，她都在与情绪抗争，那种负性情绪是那么强烈，她几乎就要控制不住它们在自己身体内的涌动。格雷琴也承认了好几次去精神病院时，她都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伴严重的焦虑障碍。药物能够带给她一定的缓解，却无法根治在她内心深处那种强烈的自杀念头。在青春期时，她点燃一根烟来进行自残直至烟燃尽。而现在，格雷琴已37岁了，她已承受了太多太多。她意外地用一种陈述事实般的口吻告诉我，她打算在下一个生日之前自杀。
在听格雷琴的叙述中，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她的家族史中一定有过重大的创伤事件。在这些案例中，我发现密切关注来访者叙述时的“用词”很关键，这是帮助我们发现症状背后创伤事件的线索。
当我询问她打算用什么方式自杀时，她说打算熔化掉自己。这种方式在我们大多数人听起来是难以理解的，她的计划详细来说就是跳进一个工厂的熔铁炉，而这个工厂是她哥哥工作过的地方。“我的身体很快就将化为灰烬，”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说，“甚至在它触及熔铁炉的底部之前。”
在她说这些时，她几乎没有什么情绪，对此我感到有些震惊。无论在她的言语之下隐藏的是怎样一种感受，我知道那都埋藏在内心很深的地方。同时，“熔化”和“化为灰烬”这两个词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已经与许多经历大屠杀家庭的后代进行治疗工作后，我已经学会了让这些词来引导我。我需要格雷琴对我说得更详细一些。
我问她，在她的家庭里有没有人是犹太人，或者经历过大屠杀。格雷琴一开始说没有，但她突然停了下来，并想起来了关于她祖母的事情。她的祖母出生在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但在1946年去美国时转为信仰天主教，也在那时和格雷琴的祖父结婚了。两年前，她祖母的整个家族都在奥斯维辛的烤炉中丧生。他们被强制吸入毒气，浸没在有毒的蒸汽中，之后被烧成灰烬。格雷琴的直系亲属中没有人对她的祖母说起过那次战争，或是她的兄弟姐妹、父母的遭遇。因为往往是在这样剧烈的创伤中，人们反而会完全避开正题。
格雷琴知道他们家族史的基本情况，却从来没有把它和自己的焦虑、抑郁联系在一起。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她的用词和她所描述的感受，并不源于她自身，而是来自她的祖母，还有那些丧失生命的家族成员。
为了加深她对此的理解，我在办公室中间的地毯上放了一对泡沫橡胶脚印，以此代表她祖母的鞋，并引导她试着想象站在祖母的鞋面前。我引导她去想象，当失去了所有至爱的人时，她的祖母可能会有怎样的感受。为了使她更进一步地去体验，我问她是否愿意站到那对脚印上，把自己当作祖母，在自己身体内去感受祖母会体验的感觉。格雷琴说，她感觉到一种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丧失感与沉痛感，还有孤独与寂寞。她还体验到了大多数幸存者都会有的一种内疚感，因为至爱的人都被杀害了，而自己却活了下来。
为了更好地处理创伤，让来访者直接体验埋藏在身体内的感知，这通常是非常有用的。当格雷琴能够体验到这些感知时，她才认识到，她想要自杀的愿望是与她逝去的家人深深相连的。她也明白了，她担负起了许多她祖母想要放弃生命的冲动。格雷琴真正理解这些后，她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家庭，她的身体也开始舒缓，仿佛有种东西长期在她身体里盘旋，而今终于放松下来了。
在杰西、格雷琴能够认识到那些在她们的家族史中埋藏的创伤后，这不过是她们治愈过程的第一步。因为只是在认识上了解到这些，对于一个真正意义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通常，意识的觉察还需要有较深的内部感知体验。我们将继续探索让治愈变得真正完整的方法，这样才能真正从先辈所带来的伤痛中解脱。
不曾预想的代际遗传
一个小男孩可能会和祖父一样腿很长，一个小女孩也可能会有和母亲一样的鼻子，但杰西却继承了他叔叔对睡着的恐惧，格雷琴的家庭所经历的大屠杀造成了她的抑郁。那些创伤的片段沉睡在他们每个人之中，当它们已经过于沉重时，就需要在某一代中处理。
我们的家庭中若有人经历了不可承受的创伤，或是承受着强烈的内疚与伤痛，这种感觉会让人无法承受，并会逐渐加剧，使他们无法面对或是处理。这就是人性，当面临巨大的痛苦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回避。然而当我们封闭自己的感受时，我们并不知道去体验那些被我们阻隔的感受是能够帮助我们自然实现疗愈的。
有时候，那些伤痛会一直被抑制，直到它找到了某种途径来表达。这种表达在后代身上的体现往往是一些难以解释的症状。例如杰西，杰西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一直发冷和颤抖这样的症状，直到他19岁，也就是他叔叔科林被冻死的年纪；对于格雷琴，她祖母的那种焦虑、绝望感，还有自杀的愿望，从她记事起就一直伴随着她了。这些感受几乎成了她生命里主要的部分，却没有人想到这并不是来自她本身。
当前，还有很多像杰西和格雷琴一样的人承受着家庭创伤所带来的痛苦，但我们的社会给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通常，他们可能会咨询医生、心理师或精神病医生，并且会接受药物或其他治疗，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但是，尽管这些途径所获得的方法能带来一定的缓解，可他们依旧不能痊愈。
并非我们所有人的家族史都像杰西或格雷琴一样有过重大的创伤事件。但是，一个婴儿的死亡、一个孩子的遗弃、失去了自己的房子，甚至是缺乏来自母亲的关注，这些事情都会毁坏家庭的支持体系，影响家庭中爱的传递和流动。当我们能够意识到创伤的根源，长期固化的家庭模式才能被打破。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创伤带来的影响都是负性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一起了解基因以外的外部变化，也就是创伤事件造成我们细胞中的化学变化。
据耶胡达所说，外部变化是为了能够使我们在压力情境中有更多的反应方式，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在战争中你更愿意和谁并肩作战？”她说，“是和一个过去经历过挫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人，还是和一个从未经历过斗争的人？”一旦我们了解到应激与创伤会带来的生理改变，她说，“我们就可以形成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认识自身真正的能力与潜质。”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继承或自己经历的创伤除了会带来痛苦，也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更强大的力量与复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