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隐藏在恐惧之中的秘密语言

在黑暗中，眼睛才开始望向这一切。

——西奥多·罗特克，“In a Dark Time”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直以来工作的积累结出的一个果实，它带着我游历世界，寻根溯源，并且让我进入这个专业领域，这是之前我从未想过的。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在抑郁、焦虑、慢性疾病、恐惧症、强迫思维、PTSD及其他症状中挣扎着的人们。很多人经过多年的谈话治疗、服用药物或其他的方法都不能找到他们症状的原因，无法减轻自身的痛苦，在灰心和沮丧中来到了我这里。

从我自身的体验，以及我得到的训练和临床经验来看，答案可能并不在于我们自身，而更多的是来自父母、祖父母，甚至是曾祖父母的经历。近来最受瞩目的科学研究也向我们表明，创伤的影响是会在代际之间传递的。代际传递的“遗产”，也就是所谓的家族创伤，并且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点。通常，痛苦是不会自己消失的，也不会随着时间减少。尽管那个最初经历创伤的人已经不在，尽管关于他（她）的故事也早已在沉默中埋藏多年，可是关于那一事件的片段、那些记忆，还有遗留下的身体感知却一直都在。它们存留于当下的人的心里和身体里，仿佛是从过去来到现在寻求解决办法的。

我在旧金山家庭研究所担任主任，接下来你会读到的内容是对我在临床实践工作上的一个整合，还包括了在神经科学、表观遗传学和语言科学上的一些最新研究介绍。它同时也反映了我在伯特·海灵格那里得到的专业训练，海灵格是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他主张的家庭治疗方法反映了代际创伤带来的心理和生理影响。

这本书的很多内容都关于识别我们遗传的家庭模式，也就是我们无意中继承的恐惧、感知及行为，它们让痛苦在代际之间循环；这本书还包括了如何结束这种循环，这也是我的工作核心。正如我过去学习到的，你可能会明白，大部分模式并不属于我们本身，它只是我们从家庭的过去继承而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坚信，每一个有意义的曾经最终都会得到揭示。让我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过去，我从未想过要创建一种用以克服恐惧和焦虑的方法。这一切是从我失去视力开始的。当时我34岁，我第一次出现眼性偏头痛，当时的自己深陷痛苦之中。我说不上在生理上有什么痛苦，只是整个人笼罩在黑暗的恐惧中，我的视力开始变得模糊。我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磕磕绊绊地走着，用手指摸着电话机一个个键地按下“9-1-1”。救护车很快就在来的路上了。

一般眼性偏头痛不会很严重，你的视线会变得模糊，但通常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会恢复正常。你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作。但对我而言，眼性偏头痛只是一个开始。就在那个星期内，我的左眼开始失去视力。人们的脸，还有交通路标很快也都变成了模糊的灰色。

医生告诉我，我患的是中心性浆液视网膜病，但现在还没有治疗的方法，目前没有找到它的病因。

医生也无法告诉我导致我失明的原因，以及要如何治疗。我自己试了很多办法——吃维生素、果汁禁食、按手疗法，但一切似乎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最害怕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并且对此我什么也做不了。失明，无法照顾自己，一直孤身一人……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我的生活就这样被毁了，我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我的脑中反复地预想着死亡。我想得越多，就感到内心深处的无助感越深。我变得无法自拔。每当我试图拉自己出来时，我的思维就会回到“孤身一人、无助、毁灭”这些想法中。那时我不知道的是，这些一直盘旋在脑海中的语言（孤独、无助、毁灭），它们是我自身语言的一部分，表达着我内心的恐惧。它们完全不受约束，肆无忌惮地浸没在我的脑海中，让我的身体变得不安。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想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很多人经历的磨难远比我的要深重，可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无法自拔。在我身上到底是什么事情带有如此深的恐惧？我用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答案。

在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只有离开。我离开了我身边的人、我的家庭、我的事业，还有我生活的城市，离开了我所知晓的一切。在这个我所身处的世界（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很困惑，也不幸福），我找不到想要的答案。现在的我只有困惑，只想明白这一切，继续生活。我把自己一手建起来的事业（一个很成功的公司）交给了一个只是才见过面的人，然后我一直往东走（尽可能地往东），直到我到了东南亚。我想要得到治愈，我只是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

我看了很多书，并且和写这些书的老师一起学习。只要我听说有人可能可以帮到我，我都会去找他们，无论是在小屋里的老妇人，还是穿长袍爱笑的男人。我参与一些训练的团体，并且和大师一起颂唱。有一位大师说，对于我们这些聚集到一起来听他讲课的人而言，他希望我们把他当作一位“发现者”就好。他说，因为“寻找者”只是还处在寻找的状态中而已。

我想成为发现者。我每天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冥想。有一次我还禁食了好几天。我煎煮草药，与想象中入侵我器官的毒素做斗争。但是，我的视力只是在变得更坏，我的抑郁也在不断加重。

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到的是，每当我们想要努力抵御痛苦的感觉时，我们其实是在延长它。逃避只会继续延续痛苦。在找寻的过程中也有些部分是在妨碍我们找到答案。例如，一直向外寻找就会让我们错过目标，而真正有意义的寻找往往是向内的。如果我们不做调整，就会错过想要找到的答案。

“什么是你不愿意看到的？”治疗师在引导我们，这让我们思考得更深入了。我怎么知道我不愿意看到什么呢？我陷入迷茫。

当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大师问我：“你认为自己是谁，一个眼睛不会出问题的人？”这时我开始有了些头绪。他继续说道：“可能约翰的耳朵没有格哈特的好，可能伊丽莎的肺功能没有格尔塔的那么强大，又或许迪特里希和塞巴斯蒂安走路差不多。”（这个团体的人不是荷兰人就是德国人，并且都因某些问题而受到困扰。）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他说的是对的。我一定就是个眼睛不会出问题的人吗？与现实对抗的我太自大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我的视网膜已经留下了伤痕，我的视力已经变得模糊了，但是我（这个我是指深层次的我）开始感到了平静。不管我的眼睛变成了什么样，它都不再是限制我的因素了。

为了深化我们的体验，大师让我们在72小时（三天三夜）里闭着眼睛，堵上耳朵，就坐在一个小坐垫上冥想。每天，我们都只能吃一小碗米饭，并且也只能喝水。这期间，没有起床，没有躺下，也没有交流。如果你要洗澡，就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会被护送到地上的一个小洞里，这个过程里你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这看似疯狂的行为，其目的在于，通过觉察自己的内心，从而开始密切地关注自己内心的状态。我觉察到，我的内心一直在嘲笑自己只想着最糟糕的情况，并且欺骗自己，只要我足够的焦虑，我就能让自己与我最害怕的隔离起来。

在经过这样及类似的体验后，我内在的感知开始变得清晰一些了。不过，我的眼睛还是没有变好，之前的症状也在持续。其实从多方面来看，视力问题都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我后来才认识到，这无关我是否能看见，而关乎我看东西的方式。也许当我拐一个弯（换一个视角），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那是在我“视力追寻”（我现在这样来称呼当时的经历）的第三年，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寻找的东西。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做过很多很多的冥想。抑郁的症状几乎已经没有了。我可以只伴随着呼吸，还有对身体的感知，在静默中待上非常长（数不尽）的时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在排队参加一次讲经，也就是和灵修导师的会面。我穿着白色长袍（所有排队的人都这样穿，是在寺庙的穿着）等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轮到我了。我希望导师能够肯定我的不易，毕竟我坚持等了这么长时间。但他对我完全视而不见，并且说了我完全没想到的话。“回家去吧，”他说，“回家去找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

什么？当时的我气极了。我的身体在愤怒中颤抖着。很显然，他看错了我。我早已不再需要父母，我早已比他们成熟。我早已对他们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有更好的父母、宗教上的父母、精神上的父母——所有教过我的老师，还有大师、有智慧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引导着我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觉醒。另外，经过多年没有任何指导的治疗，我打过枕头，也把他们的纸板画像撕成碎片，我以为自己已经“修复”了自己和他们的关系了。我决定忽视他的建议。

但是，我的内心仿佛有什么对此产生了共鸣，我没办法完全忘记他对我说的。我最终开始明白，所有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所有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都不是完美的，不管我们是否看到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所有在我们生命之中发生的事，最终都会指引我们去向那个属于我们的地方。

不过，那时我还依然决定保持“我是完整的”这一幻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冥想者是我坚持在做的事情。因此，我又约见了另一位灵修导师——我十分确定这个人一定能阐明真相。他用他充满领悟的关爱在一天里能让上百人有所启示。当然，他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慧根的人（我对自己的想象）。这一次，又等了很长的时间才轮到我。现在我站在队伍最前面了，可是一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他说了同样的话：“去找你的父母，回到家里和他们好好相处。”

这一次我听进去了他的话。

这位伟大的老师能够懂我。真正伟大的老师并不在意你是否相信他所说的。他们只是把事实呈现出来，然后让你自己去发现属于你的真相。亚当·戈普尼克在他的书Through the children's Gate里写过大师和老师之间的区别：“大师给我们呈现的是他自己，之后是他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而老师给我们抛出一个问题，之后需要自己去探索。”

伟大的老师知道，我们从何而来会影响我们归到何处，并且我们过去未处理的部分会影响当下。他们明白，不管我们的父母是否很好地教养我们，他们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无法逃避的一点是，家庭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它们是与我们共存的。

不管我们身上有怎样的故事，父母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他们与我们共存，而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们的情况下）。排斥父母只会让我们离自己更远，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上面说的两位老师都明白这一点，而我没有。我的失明是事实，但还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现在我开始觉醒了，开始面对一个事实：我在家庭里还有很多未处理好的部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不喜欢我的父母。我想象自己比他们更有能力，是比他们更好的人。我一直在心里责怪他们，认为我生命中不好的事情是他们造成的。现在，我必须回到他们那里，去修复我内心遗失的部分，也是我最脆弱的部分。我现在开始认识到，我接纳他人的爱的能力是与我接纳母亲的爱的能力相关联的。

只是，接纳母亲的爱对我而言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和母亲的关系有很严重的破裂，被她抱在怀里就像挤在了一个狭小的陷阱里。我的身体会很自然地变得紧张，就像形成了一个防护壳，让她无法进入。这一创伤影响到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我在关系中保持开放的能力。

我和我的母亲可以几个月不说话。当我们一定要说话时，我会找到一个方式来减少感受她对我表达出的温柔和爱意，不管是通过我的语言还是身体语言做防备。我会表现得很冷漠、很疏远。但我反而会指责她不能看到，或者听我倾诉。我和她之间的感情就陷在这样一个死胡同里。

在我决定要修复我们之间破裂的关系后，我订了飞往匹茨堡的机票。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去看过母亲了。当我在路上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胸口在变得紧张。我不确定我们的关系是否可以得到修复，我内心还存在很多之前的那种感受。我在心里预想并准备好了最糟糕的情况：她会拥抱我，我本想在她怀里内心会变得柔软起来，但我会做出完全相反的行为。我会反而变得僵硬。

而实际上发生了太多事。我几乎忍受不了在她的怀抱里，我甚至无法呼吸。但是，我让她继续抱着我。我想要从内而外地去体验，体验我身体的拒绝，体验我的哪个部位在变得紧张，我开始出现什么样的感觉，我是怎样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其实，这种感觉并不陌生。我在我的亲密关系中也感受过这样的模式。只是这一次，我没有跑开。我决定要从根源修复自己的创伤。

她抱我的时间越长，我越能感觉到自己在突破。这其实很痛苦。痛苦融入麻木，而麻木又融入痛苦。在过了一些时间后，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我的胸部和腹部开始颤抖。我的内心开始柔和了很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也一直在不断地变得柔和。

这段时间里，我们有过很多次谈心，有一次，可以说是在突然的情况下，她和我说了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母亲因为胆囊手术住院3周。在知道这件事后，我开始把自己内在有过的感受努力地拼凑起来。在我两岁前（我和母亲分开的时候），那种无意识的紧张已经驻扎在我身体的某处。在她回到家后，我已经不再信任她对我的关心了。我不再对她放开自己脆弱的一面。相反的是，我开始将她推开，并且在后来的30年里都一直这么做。

在修复了我和母亲的关系后，我也开始重建我和父亲的关系。在我13岁那年，父母离婚后，父亲一直一个人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公寓里。父亲以前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士，也是一位建筑工人，他从没想过重新整理一下自己住的地方。房间和走廊满是各种旧的工具、螺栓、螺钉、铁钉，还有电用设备和胶带，就像它们本来就是放在那里的。站在一堆已经生锈的东西面前，我对他说我非常想念他。我说的话仿佛在这个空间里蒸发了，他不知道对此应该做出什么反应。

我一直都希望和父亲的关系更亲密，只是我和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过，这一次我们进行了沟通。我告诉他，我很爱他，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我和他分享了关于他的记忆，告诉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他为我做的那些事情。我能够感觉到他在认真地听我所说的，尽管他的反应（耸肩、转变话题）表现出来的是他并没有。几周的时间里，我们都在一起回忆和聊天。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时，他直接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一直以为你从没爱过我。”当时我几乎无法呼吸了。我们之间的痛苦在那一刻变得很清晰，也是在那一刻，有一些东西开始被打破了，开始变得开放，那就是我们的心。有时候，为了开放我们的心，必须先经历打破的过程。最后，我们对彼此表达了自己的爱。现在，我相信老师说的话，“回到家里修复和父母的关系”，这会给自己带来影响。

我记得这是第一次，我开始能让自己接纳父母的爱和关心——不是我过去期待的方式，而是他们带给我的方式。我的内心有一部分开始敞开。我明白了，他们爱我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何去感受他们所给予我的一切。父母依然还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样子，是我变得不一样了。我重新开始感受他们的爱，我想，在我和母亲关系破裂之前，我一定就是这样感受他们的爱的。

我和母亲早期的分离，还有我从家族史继承的创伤（我的祖父母中有三个人都在很小的时候没有了母亲，有一个还是婴儿时就失去了父亲），这形成了我关于恐惧的秘密语言。“孤身一人、无助、恐惧”，这些词还有它们给我带来的一切感受，最终都丧失了它们让我迷失的“魔力”。我被赋予了新的生活，我和父母重建的关系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和母亲重新建立了更柔和的关系。过去我感觉她的爱是带着侵入性的、让人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感受到她的爱是温和的，并且滋养着我。另外我还感到很幸运的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我和他度过了16年亲密的时光。在父亲生命的最后4年里，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可是，是父亲带给了我人生最深刻的一堂课，这堂课是关于爱，关于脆弱，这是我在别的地方永远学不到的。我们仍然还能见到彼此，那个地方超越了一切的思维、一切的心智，只有我们对彼此最深的爱。

在我过去的旅程里，我见到了许多伟大的老师。然而当我回首时，我发现是我的眼睛，让我陷入无限的压力、无药可救、给我带来恐惧的眼睛，是它让我环绕了半个世界，最后回到父母那里，穿过家庭创伤的重重困境，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心。毫无疑问，我的眼睛是所有老师中最为伟大的。

一路走来，我甚至已经不再去想我的眼睛，不再去担心它会不会变好，或者是变得更糟糕。我也不再期待我还能再看得那么清楚。有时，停下来，不再去期待是很重要的。不久后，我的视力恢复了。我已经不再期待它能恢复，我甚至已经不需要它恢复了。我已经学会，不管眼睛如何，我都能好好的。

如今，我的视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尽管之前我的眼科医生肯定地告诉我，我的视网膜上有很多伤口，我不可能再看见东西了。他只是摇摇头，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光信号会反弹回去，并绕过中央凹（视网膜的中间部分）。如同我们看到的许多关于治愈和转变的故事一样，最初看似的困境实际上都是掩藏起来的恩赐。讽刺的是，我甚至走到了这个世界那么遥远的角落寻找我想要的答案，可是真正能够治愈自己的能量竟然是自己的内心，而它只是一直都等待着我去发现。

最后我想说，治愈是一个向内的过程。我十分感谢老师让我回到父母那里，回到我自己这里。在这个过程里，我揭示了家庭过去的经历，并最终带给自己平静。因为感激，以及我所获得的自由，现在我的任务便是帮助其他人去发现自身所在的自由。

是因为语言，我才走进了心理学的世界。作为一名学习者，也是一名临床医生，我相信语言。我发展了一些倾听的方法，并且学着去倾听其他人怨言背后的东西，那些埋藏在他们的经历之下的东西。我学着去帮助他们识别自己的特殊语言，这能够引领他们找到痛苦的根源。虽然有些理论家认为，在创伤中一些语言会遗失，而我亲身的经历一遍一遍地证明，语言从来都不会遗失。它在潜意识的领域漫游着，等待着被发现。

在我看来，语言是治愈的有力工具，这并非偶然。从我最早的记忆开始，语言就是我的老师，是我建构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在青春期时写过诗，当大量的急切想要表达的语言涌现时，我会放下手头所有事情（好吧，几乎所有）。我知道，屈服的另一面，是我（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洞察。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锁定“孤身一人、无助、毁灭”这些词是很关键的。

在很多意义而言，从创伤中获得治愈就像是创作一首诗歌。因为，两者都需要正确的时间，需要正确的语言和意象。当拥有了这些因素，有意义的事情就会发生，并且会被身体所感知。为了治愈，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我们太快到达意象这一步，它可能无法生根。如果安抚我们的语言来得太快，我们可能还没准备好去吸纳它们。如果语言不够准确，我们可能无法听到它们，或是根本无法产生共鸣。

在我作为老师开展工作坊的实践过程里，结合我对语言关键作用的知识，还有我从代际创伤中得到的训练，我将我的领悟和方法整合了起来。我将它称为核心语言方法。通过一些具体的问题，我帮助人们去发现让他们深陷痛苦之中的生理及情绪的那些症状背后的根源。找到合适的语言不仅能揭示创伤，还能形成帮助我们疗愈的工具和意象。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我目睹了许多深陷抑郁、焦虑还有空虚状态的模式，最终在突然的洞察中实现了转变。

疗愈旅程中的通行工具就是语言，承载了我们的焦虑与恐惧的语言，它就埋藏在我们的心里。这些语言可能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它也许来自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更早以前的祖父母。它一直等待着被我们听见。当我们跟随它的引导，倾听它表达的故事，我们就能获得战胜深层恐惧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会遇到我们知道或未知的家人。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去世多年了，有一些甚至与我们没有关系，而他们的痛苦或是曾带来的伤害可能都会改变家庭的命运。我们可能会揭示一个甚至更多在家庭里埋藏已久的经历。但不管探索的过程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的经验都表明，我们将到达一个生命中全新的地方，我们的身体将获得更自由的感受，并且我们也能够实现更多内在的平静。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很多人的故事，他们是在我工作坊、培训和个人咨询中进行过治疗的人。案例的细节都是真实的，但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改掉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一些可识别的特征。在此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感谢他们让我在这本书里分享关于他们自身恐惧的秘密语言，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愿意让我倾听埋藏在他们语言之下的那些重要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