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楚汉之声

自古以来，中西文化就是在不断交融与碰撞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发展的。

就中国书院制度而言，其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虽难断定，但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年）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地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之引进。

中国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在明正统四年（1439年）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在朝鲜发展书院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从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来看，主要是在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在东亚的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670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诸如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1729年），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年）、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年）、养正书院等，都很有名。

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于1732年，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教育文化制度也随之输入到中国。一方面，西方教会通过在中国大举兴建学校，将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另一方面，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以后，一批志士仁人，抱定师夷制夷决心，纷纷前往日美等列强诸国留学。他们学成归国后或办报纸或传道授业，将西方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也带到了国内。

高振霄在两湖书院与总师范学堂学习期间，湖北的教育教学正处于中学与西学的交融状态。

首先，由梁鼎芬负责制定的《两湖书院章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突破了八股制的旧式书院风格。书院所聘教员皆为新旧学兼习的饱学之士，如经学教员易顺鼎，史学教员汪康年、杨锐（戊戌变法骨干），文学教员杨守敬等，都是旧学各有专长，新学亦有素养者。

到了1902年，梁鼎芬又对两湖书院进行改造，更名为两湖高等学堂，课程调整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政学、兵事学等八门，使两湖书院演变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学堂，开两湖大学预科学堂设立之先河，为清末地方书院改制提供了借鉴。

在高振霄看来，这位“执行校长”梁鼎芬，不仅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智者，还是一位仗义执言的勇者。那是1906年梁鼎芬入宫觐见皇上和慈禧太后时，他以非凡的勇气，当面弹劾慈禧晚期宠臣，指斥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同时，梁氏还弹劾直隶总督袁世凯，说他“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结果，慈禧竟下诏对其进行“诃责”，梁乃“引疾乞退”，以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为清静之地，与世隔绝，闭门读书。

此时此刻，高振霄对清廷愈来愈失望，开始对西学、新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对宣传进步思潮的报刊《苏报》爱不释手，经常将自己所思所感跃然纸上，并散见于报端。

早在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创建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随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社会各界纷纷同情支持革命。著名报人陈范就是其中一位。1902年冬，他在其主持的上海《苏报》上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对国内外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作了连续报道，并与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章士钊等支持和组织的爱国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

由于那时湖北地区没有革命报纸，纵然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办有革命报纸，也遭到当局的层层封锁，禁止在内地发行。

1903年阳春时节，高振霄在友人那里看到了一份冠名“湖北”的留学生刊物《湖北学生界》。此刊于同年1月29日在东京创办的留学生界第一个以省名命名的刊物。由旅日湖北同乡会主办，王璟芳、尹援一主编，张继煦、但焘、刘成禺、蓝天蔚、李步青（廉方）、李书城、万声扬等鄂籍留日进步青年十余人参与编撰。其宗旨就是“输入东西学说，唤起国民精神”，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排满复汉。

该杂志为月刊，采用32开本，四号字排印，每期100余页，栏目有论说、学说、政治、教育、军事、经济、实业（农学、工学、商学）、理科、医学、史学、地理、小说、词词薮、杂俎、时评、外事、国闻和留学纪录等。

在高振霄眼里，《湖北学生界》宣传民族独立，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民族民主主义，酣畅淋漓。尤其是它大声疾呼“我国民宜持定主义，破坏倒灭清朝之政府，而自建设政府”，说到他心里去了。

高振霄对两湖书院的校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张继煦（又名张勋，号春霆），在《湖北学生界》创刊号所作《叙论》，一口气读完后，浑身热血沸腾，立志投身于爱国爱乡、振兴湖北的革命浪潮之中，发出汉族楚人之最强音。

这年初夏，万声扬与李书城、黄兴等5人毕业后应召回国。先期留学归国并在湖北新军任教官的党人吴禄贞得知后，特将李廉方的武昌花园山寓所——孙茂森花园，租借下来作为宣传革命的机关。吴为领导，由万声扬与李廉方、耿觐文常驻于此，负责接待四方志士。史称“武昌花园山聚会”。

不仅如此，吴禄贞让万声扬前往留学生与海内外革命党人的中转站上海，寻访故旧，纠合同志，在沪组织开办昌明科学仪器公司，并被推为公司总办。公司表面上是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联络革命志士，传递海内外消息。

昌明科学仪器公司开张时，万声扬在东京与内地的广告中称：“总办万武定为卒业归国之热心负望者，诸事自能体谅周到。”同时，对内地初到上海的学生，怎样住宿，如何买船票，到日本后何处下船搭车，票价多少，住什么地方，无不一一注明。这对于中国留日学生，尤其湖北留日学生，十分便利。

与此同时，昌明公司发行各种进步书报《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与《汉声》等，纷纷传入花园山，点燃了湖北辛亥革命的星星之火。每逢周末，花园山均举行演讲会。高振霄经常与吴禄贞等在此发表激情演讲，一时间省城各军营、学堂进步知识青年数百人纷至沓来。

对于《苏报》有关学潮的报道，高振霄通过花园山聚会及演讲系统地了解到它是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舆论工具。在这里，他看到了爱国学社的骨干章士钊1903年5月出任《苏报》主笔后，发表的一系列带有强烈的革命性的文章，如《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和《读〈革命军〉》等。

当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以后，《苏报》不仅马上在“新书介绍”栏中进行介绍，还刊发章太炎所写的《〈革命军〉序》等。这些文章热情洋溢地声援了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奴颜向外、鬼脸向内”的丑恶嘴脸，也严词批驳了保皇派诋毁革命的无耻谰言。

正当高振霄在花园山聚会之际，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开始向《苏报》举起了屠刀：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候补道俞明震与上海道袁树勋，向上海租界当局对《苏报》提出控诉。接下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革命人士，查封《苏报》。

当租界当局将章太炎、邹容等人交给租界会审公廨审讯时，章太炎、邹容借法庭作讲坛，无所畏惧地慷慨陈词，他们大力宣讲革命观点，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结果，由于舆论的压力，虽然经过七次审讯，当局也不敢将章、邹二人置于死地。最后，法庭于1904年5月21日作出终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而《苏报》则被迫永远停刊。

“苏报案”发生之时，晚清湖北当局对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釜底抽薪，迫使一腔热血的高振霄等一批主要革命骨干星散流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04年初夏，湖北武备学堂的进步学生吕大森，与留在武汉的革命党人刘静庵、朱元成、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武昌同兴楼商议，决定在武昌正式创办一个新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的宗旨是以科学补习为名，掩避官府耳目，实以“革命排满为密约”，大家公推吕大森为总理。高振霄也是这里的常客在此与革命党人谈天下事，深痛朝廷腐败，决计以改造时局为己任，图推翻暴政、振兴中华之伟业。

科学补习所利用演讲和书报进行政治宣传，着重将已经受训的进步青年，介绍到学堂深造或派往新军当兵。当时，有志入伍的知识青年，大都前来与科学补习所联系，而刘静庵正好利用他在黎元洪手下当文书的便利，推荐他们入伍。随着形势发展，前来参加受训者踊跃。

高振霄在参加“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活动后，正式取字号为“汉声”，意即：自己身为华夏子孙，誓以“亡清必楚”为己任，立志反清排满，推翻帝制，为振兴中华而呐喊。同时正式以“汉声”为笔名投书报刊，激浊扬清，投身同盟革命。

到了1905年春，高振霄特地为高氏宗谱书写“振兴中华，福利民众”八个大字，以此告诫高氏子孙要“牢记民众福利，努力振兴中华”。后闻季弟喜添长子，又特家书恭贺并再次明确以此为高氏宗谱字派。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把民族主义解释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是指“建立民国”，至于民生主义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

同盟会设总部于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共二十四个分会。同时，改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高振霄正式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开始投身反清宣传活动。

1905年的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为月刊，每期约150页，6～8万字，自发刊起至1910年2月停刊止，共出版26期。

《民报》的创刊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先生的大力帮助，甚至连《民报》发行所的招牌都挂在宫崎寅藏先生的住宅门前。先后署名为《民报》编辑者和发行人的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实际的主编先后为胡汉民、章太炎和汪精卫。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黄侃、苏曼殊和周作人等都曾为《民报》撰写过文章。

《民报》设有论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和撰录等栏目，但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孙中山对《民报》寄予厚望，除作过具体指导外，还在《民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如《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和《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这些是孙中山先生早期最重要的论著。

在该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为《民报》规定了基本任务，即将非常革新之学说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以后，《民报》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三民主义作为宣传的指导思想，将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作为宣传的基本内容。

革命派的报刊不仅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而且也在反对保皇派的斗争中发展。同盟会成立不久，革命派与保皇派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双方论战的主要工具，前者的是《民报》，而后者的则是《新民丛报》。

双方论战的主将，《民报》为章太炎、朱执信、汪精卫和汪东等，《新民丛报》则为梁启超。论战的议题主要有，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土地是否应归国有等。这场论战从1906年4月开始，到1907年8月《新民丛报》完全陷入困境而停刊为止。于是，《民报》的影响迅速扩散，销量大增，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7000份。进而，将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推向了高潮。

1906年春，余诚从日本回到武昌主持的同盟会湖北分会。因刘静庵身兼同盟会长江上游组织部长，故余诚抵汉后，与刘静庵同心协力，实行“两块牌子”（同盟会、日知会）“一个基地”（日知会会所），不断拓展革命活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日知会在湖北军、学两界发展会员达数千人。

每逢周末，高振霄以同盟会员身份常常到这里阅读进步报刊、鼓吹革命。一日，受刘静庵邀请，他向党人讲述了孙中山投身革命的经过：

1894年6月，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对中国各项的改革建议，然而被圆熟事务的李鸿章拒绝了。失望之余，孙中山决意革命，并于该年秋天远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当地洪门首领邓荫南、杨文纳等人的协助下，孙中山召集华侨革命志士25人，成立兴中会，会上全体与会者同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创立，使孙中山与会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由国安会馆洪门大佬程蔚南介绍洪门昆仲、中和堂餐馆的宋居仁等全体员工参加，兴中会虽然人数不多，但毕竟为筹建中国国民党奠立了基石。当时兴中会筹得美金现款六千元，交由孙中山带回香港从事推展革命工作。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也得到香港辅仁文社及洪门人士的协助……

演讲中多次博得同盟会员、日知会会员及听众激烈的掌声、喝彩声和欢呼声。

1906年6月29日，受孙中山派遣，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上尉抵达湖北考察革命组织。次日，当他们来到日知会，圣约瑟堂操场上聚集着数百人翘首以待，欢迎场面非常热烈。宾主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由朱作梅和余日章现场翻译。殴几罗从法国革命讲到了中国的革命前途。因当时国内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与同盟会重点又在海外，故他在演说中指出：“日知会为中国大陆惟一之革命团体。”欧几罗激情演讲引起了高振霄心中的激奋，他深受鼓舞，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信步走向演讲台，发表自己对法国大革命胜利的兴趣及中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后，借助翻译朱作梅与欧几罗继续深入交流探讨中国与法国时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