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交通工具大观

出门必须依靠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作用有两种，一是表明身份，二是实用。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交通工具都同时兼有两种性质，即表明使用者的身份，也解决了旅行的问题。下面，我们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来分别介绍一下。

一、车

古今一理，乘坐什么车也是身份的一种象征。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车之形制的重要性就更突出了。在朝廷和官府中，车的使用有礼仪用车和日常用车两种。按照规定，天子之车有“五辂”，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这些车形制上基本差不多，只是装潢、颜色及图案上有所不同罢了。在不同的场合所乘的车也不同。这五种车都套六匹马，很气派，但主要是用在礼仪方面。此外，还有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黄钺车、指南车、记里鼓车等。这些车都是仪仗车，皇帝出行时根据目的不同而安排不同的车，太烦琐，我们姑且不论。

皇后的车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种。太子有车四种，其他大臣王爷按照级别各自给配车。

隋朝的官员一般都是犊车，即牛车，唐朝时则改乘马车，而牛车基本上为女性专用，因为牛车稳而安全。同样是牛车，装饰上却大有区别。唐玄宗时，杨贵妃受宠，无论哪方面都要压人一头。“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缀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明皇杂录》卷下）装饰一辆牛车竟然花费数十万贯，那么，这辆车的造价绝不在现代的“奔驰”“宝马”之下。白居易《卖炭翁》中那个老头赶的牛车，恐怕只能勉强维持使用，一定是俗语所说的“老牛破车疙瘩套”了。

日常生活中，还有马车、驴车、驼车等。从所有制形式来看，有官车和私车两种。度支和司农部门购置配备的车属于官车，各州县衙门也有一定数量的官车。如果运输任务繁忙，官车不够用，也向民间雇佣私人车辆。每天大约要付给三尺绢或35文钱的费用。私人没有车而又非用不可时，则只有借或租了。中唐诗人孟郊就连牛车都没有，搬家时便向人借。《借车》诗中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孟东野诗集》卷九）

此外，也有私人租车的。五代后周时期，“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辎车一乘，佣而自给。或立小小阴功，人亦不觉。一旦，车于路碾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系之。”

所谓的“辎车”是就货车。这一时期最混乱，战争频繁，民不聊生。这位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崔练师可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道士，而是借此身份来逃避世俗纠缠和繁重的赋税，所以人们不知道她修炼的是哪个门派。她只准备一辆辎车，靠出租此车的租金来维持生计，恐怕也就勉强糊口吧。租用她车的车夫在路上轧死一个小孩，被官府抓去，因为是她的车，便把她也召去并上了绑绳。这是一个可怜的以车为资本谋生的女性。

由于车是陆地最主要的运输工具，需求量比较大，故还出现了专门造车的作坊。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材，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集异记·奚乐山》）

这个长店是专门组装车的地方，各种零件齐全。一片车辋凿三个透眼，就一百文工钱，有计件工资的性质。如此看来，车的造价是相当高的，难怪孟郊连一辆车也买不起。

人乘坐的车已经不少，陆地运输货物则全用车，因此车的用量非常大。车又很占面积，于是便出现了专门的车坊，存放临时停的车辆，类似现代的存车处或存车场。有人修建豪华的车坊租赁出去挣钱，这当然都是有一定势力的人了。

二、马和驴

唐代人出行最方便的还是骑马或骑驴。车太麻烦，而骑马就方便多了。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除特殊的仪式之外，人们基本上都是骑马而很少乘车。《旧唐书·舆服志》卷四十五载：“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典，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玄宗又以辇不中礼，废而不用。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还。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唐玄宗是个有开创性格的人，不拘古礼，以实用方便为尚。在到南郊进行大典时，乘车而去，骑马而返。其后，便以骑马为常，而皇帝仪仗用车基本上都成了摆设。

皇帝如此，百官仿效，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于是“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通，鞍马而已。”

不但男人骑马，开元之后，女人也多有骑马者。这也是从宫中流传到社会上的。同是《旧唐书·舆服志》卷四十五说：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先是宫人骑马，外面的士庶女性跟着仿效，最后，无论宫内宫外，无论尊卑，都一样了。

杨贵妃姊妹都爱骑马，传世画卷《虢国夫人游春图》便是最好的说明。但从总的趋势来说，唐代人如果夫妻同时出游，还是男人骑马，女人坐车的多。唐玄宗带杨贵妃去赏牡丹花时，玄宗骑名马“照夜白”，杨贵妃便是乘辇跟随。

马及鞍鞯辔头的好坏，往往是主人身份的象征，有点像现代坐什么品牌的车似的。唐代出了许多名马，最著名的是唐太宗的“六骏”。此外，代宗皇帝赐给郭子仪的九花虬，也是百年难遇的宝马。

因为马是最重要的出行工具，故多有爱马者。唐穆宗便很爱马，当太子时，曾暗示羽林将军李听将其宝马献给自己，可李听没有给。其后，当他即皇帝位以后，便发生这样的故事：

李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皇在东宫，讽听献之，听以总兵不从。及即位太原，拟帅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降制。（《南部新书》甲卷，《说库》上册）

从这件事看，唐穆宗不失为一个明白人。

一般的马从特点品种等方面还有许多名目。最常见的有果下马、蜀马、草马、胡马、款段马、打球马等。果下马个头最小，与大羊差不多，用来拉羊车，多为女性所骑。电视剧《戏说乾隆》中春喜骑的马可能就是果下马。款段马也是低等马，但此马走路稳，多为文士所骑。如王维给孟浩然画的像中，孟浩然骑的就是款段马。

骑马很明显比骑驴高贵，因此人们都尽可能骑马而不愿意骑驴。就连进京考试的举子们也摆阔骑起马来，而且马的档次越来越高，相互攀比。不但造成交通紧张，而且也影响社会风气，致使主考官产生反感。“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大盛，奏请进士并乘驴。郑光业躯干伟大，或嘲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楸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王定保《摭言》，《说库》上册）居然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命令所有的举子全部骑驴。

驴比马等级低，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因其价格比马便宜得多，一般来说，骑驴就比骑马身份低一些。《太平广记》卷十六载，破落户杜子春“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由骑马变成骑驴，后来连驴也没有，居然徒步行走。这位杜子春也够惨的了。

前文提到，举子进京赶路需要脚力，三六九等分明。钱多的骑马，钱少的骑驴，再少的兄弟三人“共有一驴赴京”（《云溪友议》），实在没钱的便用两条腿量，元和十一年进士及第的福建人周匡物，从福建到长安，便徒步几千里，其苦可以想象。

贫穷的诗人也骑驴，杜甫、贾岛、李贺都骑驴，杜甫活了不到60岁竟“骑驴三十载，旅居京华春”，也挺凄苦的。

驿馆中也备有官驴，按照使者的级别配备，是供女眷骑或驮东西的。大致来说，一品官给十五头，二品十头。依次递减，最小的九品官给两头。驿馆中的驴不够用时，也可向地方上摊派，但给一定的报酬。《唐律》规定，官方用私驴每天的佣金是三尺绢。私人如果需要而自己没有驴，也可以花钱雇驴或租赁。据日本和尚圆仁《入唐求法寻行礼记》卷一说：“驴一头行二十里，工钱50文。”那是唐文宗时，地区是在海州。可知当时有计算里程收费的，可算是“计程驴”或称作“出租驴”。

有人雇驴，于是便产生专门养驴出租的专业户，当时叫“赁驴小儿”。据《续玄怪录》载：马震在长安平康里住店。一天，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可知这个小儿出租驴的地点是在东市。以此来推测，西市等一些闹市区可能也有这种业务。

除骑马、骑驴外，也有骑骆驼、骑大象的。但这些都是个别的，古代文献中所见不多，故不费辞。

最后顺便提一句，唐代的交通规则便是右侧通行了，《唐语林》卷八说：“人道尚右，以右为尊。”（《说库》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