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2)

蒋介石早就打定主意要实行东北易帜，不过因为要在会上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结果导致东北代表在北平待了十几天还没能得到接见。其间这些代表不但常收到恐吓信，还被人用言辞进行羞辱，感觉自己好像亡国奴一样，十分难堪。为了以退为进，他们放出风声，称如果再无说法，就将离开北平。

李宗仁听到后，即告之蒋介石，蒋介石于是顺势派员前去与东北代表晤谈。这样东北易帜的方案终于得以确定下来，以后奉军也就被改称为东北军。

东北问题虽然费了周折，但还不算过于棘手，最难的其实是善后会议的另一个议程，那就是裁兵。

至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属于国民革命军方面的部队计有四个集团军和李济深的第八路军，约三百个师，合计兵额二百二十万以上。每年军费需八点七亿元，可是中央财政只能拨付二点一亿元，其中有将近六亿元的缺额。

浩繁的军费开支，足以令中央财政濒于崩溃。此前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上，便有代表提交裁兵案，认为应先削减超过五分之一的军费，在压缩军费的基础上，达到减少兵额的目的。

诸侯们虽然都无法公开对裁兵表示反对，但他们的抵触情绪显而易见。时任第十一军军长的陈铭枢有意在投蒋后弃武从政，为此极力以裁兵主张游说各方。他跟李宗仁谈，李宗仁笑他是傻子，并且郑重地对他说：“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指文官）是不行的。”

之后，陈铭枢又到北平见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其气焰之盛，甚至让陈铭枢都不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裁兵”两个字。

蒋介石很清楚裁兵之难。早在举行祭告典礼的那一天，他就在即席讲话中强调“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先给众人打了一剂预防针。

7月11日，蒋介石在北平西郊汤山召集善后会议。他首先讲话，说了一通缩减军队，服从命令的大道理。他刚刚说完，李济深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

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新桂系，但却一直是新桂系的扶植者和同盟者。他的这一番含沙射影，显然是暗指蒋介石要以裁兵为借口，故意削弱其他诸侯包括新桂系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济深还说：“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这些话又是针对蒋介石射来的机枪子弹，因为蒋军里有好多是收编自北洋的“杂牌军”。蒋介石听得坐立不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善后会议没有制定详细的议事细则，更没有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形式上只是一个座谈会，蒋介石无法以主持者的身份硬性施压。他的那几位靠嘴巴吃饭的谋士幕僚，比如吴稚晖、戴季陶，赶紧拍马上阵，为自己的幕主帮腔掩饰。

虽然第一天有了一点交锋的火药味，但总体而言，气氛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是座谈会，大部分时间里，与会者都是在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瞎侃一通，反正也没人追究对错和结果。吴稚晖最擅长此类插科打诨，他颇有些乐在其中似的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

预计可能会比较紧张的善后会议开成了“神仙会”，会上和风细雨、融融一堂，会下社交饮宴、联络情感。

喜剧段子

所有与会者中，蒋介石大概是最忙的。他听说一帮北洋遗老正在天津大连活动，且段祺瑞也身居其间，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段祺瑞下达了一纸通缉令。

李宗仁向来认为有枪杆子的才能成事。他很天真地问蒋介石，段祺瑞虽为前北洋巨头，可如今两手空空，在天津都隐居了五年，何必再通缉如此老朽？

这样的问题就显示出了蒋与李的差距。蒋介石告诉他，通缉段祺瑞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抓起来，为的只是打击段祺瑞的威信——说白了，吓吓这老头子，同时杀鸡儆猴，免得给咱们捣乱。

过了没多久，段祺瑞就致函蒋介石，否认参与了活动，遗老们的背后串联也逐渐销声匿迹。

打击别人的同时，最好还能抬高自己。

蒋介石到日本留学，本是奔着士官学校去的，但当时规定，中国学生先要在振武学校毕业，然后在日本的基层部队见习，最后才能进入士官学校。蒋介石已经进入了见习期，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放下学业回国，所以最高学历也就止步于振武学堂。

现在蒋介石出了名，士官学生同学会的负责人便主动上门化缘。蒋介石也乐得给自己添些光彩，便以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向同学会捐款五万元。

一些货真价实，但在国内混得较一般的士官生对此不满，跑来质问同学会负责人：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

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人家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

当然，发生在蒋介石身上的事尚算不上可乐，要说滑稽，再滑稽都滑稽不过冯玉祥。

老冯一直有一套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标准，可谓是“老要癫狂少要稳”的典型。早在徐州蒋、冯初次会晤时，他站在铁皮车门口招手的那个镜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到济案党家庄会商时，老冯又有惊人之举：原来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爬起来，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马路边，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

这回是老冯做东宴请大家，包括蒋、阎、李、白在内，赴宴的有百余名中央要员。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又有百余名大小职员和工友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全都排着队走进了餐厅前的天井。

与宴者不知道这些人究竟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等不速之客们在天井里站定，老冯起立讲话，他说：“我冯玉祥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

接着他大声向天井内喊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照直说，宣统（指溥仪）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站在天井中的人一齐回答：“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老冯的声音越发洪亮，他又大声问道：“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证人”们再次回答：“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老冯于是转身向各位宾官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众人哄堂大笑，感觉比看一场喜剧段子还过瘾。

老冯演完捧腹的喜剧，就轮到老蒋来演严肃的正剧了。在善后会议的最后两天，蒋介石突然提出“军事整理案”和“军事意见书”，会场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这次蒋介石用“编遣”代替了大家都不愿听的“裁兵”。“裁兵”听上去是一刀切，所有人都得平均割肉，“编遣”则不同，它是有选择性地进行改编，其中有亏有赚。蒋介石说，他计划将各个集团军质量较好的部队挑出来，分别编成五十个师（东北除外），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其余老弱则予以淘汰遣散，以节省国库开支。

冯、阎、李、白防来防去的是“裁兵”，未料到平地里又冒出“编遣”，缺乏心理准备，自然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加以反对，因此最初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众人开始陆陆续续发言，其中白崇禧提出了“裁兵”“编遣”之外的另一个主张。

白崇禧在北方的部队系以李品仙、廖磊的湘军为主力，再配以少数桂军编成。他本欲同阎锡山争夺平、津，但阎锡山先到先得，把平、津的大大小小机关都占据了，行政、财政、税收、交通一把抓，凡是白崇禧推荐的人，阎锡山一个不用，使他根本无法染指华北事务。

白崇禧也一度想过率部回师武汉。回师武汉无论走平汉路，或津浦路转陇海路再转平汉路，都得经过河南、山东，这两省都是冯玉祥的地盘，要经过就得冯玉祥同意。白曾派代表见冯，请求让路，可是冯玉祥的态度模棱两可，始终不做肯定答复。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花样最多。在既不能夺取平津，对回师武汉又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决定另辟蹊径。

这时新疆正好发生内乱，省长被刺身亡，白崇禧便在会上引述了这一事件，认为新疆鞭长莫及，较难治理，而他是一个穆斯林，自愿率部移戍西北，塞边垦荒，为推行兵工政策做示范。

小诸葛固然聪明绝顶，座中诸人也绝非笨蛋，都知道白崇禧戍边新疆是假，以此躲避“编遣”，顺便再捞一块固定地盘是真。先前对分到手的地盘，李宗仁嫌小，冯玉祥嫌穷，都不满意，也都想借机调整。现在一看白崇禧带了头，他们二位不管有口才还是没口才，都哗啦啦地说一大堆，反正都是要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便从“五十个师”的大蛋糕上切出最多的份额。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都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不主张自己的意见。

这个人是阎锡山。

钱鬼子

阎锡山能从学生时代的“成绩一般，土里土气，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混到士官系中无人能出其右，自然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在公众印象中，他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精明、会算计。

阎锡山的父亲是小商人，山西人称“钱鬼子”，属于能把算盘珠子拨拉到啪啪作响的那种。阎锡山从小随父亲在钱铺做学徒，耳濡目染之中也成了“钱鬼子”，日后当他把这种精打细算的商人手段应用到政治场中时，便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乃至无往而不利。

老阎的地盘原来仅有山西，现在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在他看来就是大赚特赚了。虽然他也面临着被“编遣”的危险，有可能会亏掉一些，但还不至于把前面赚来的本钱全亏掉，因此他就犯不着像冯、李、白那样猴急猴急。

阎锡山不作声，蒋介石总算是轻松了那么一点。其他几个人的发言，白崇禧要带兵远戍，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他发展成为中央无法控制的又一股地方势力，加上西北又是冯玉祥的地盘，也不会容别人擅闯，所以便提出：“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然后冗兵移边垦荒，充实国防。”

你要去新疆不是不行，不过有那心，不如先就近改造一下淮河再说。

堵住白崇禧的嘴后，蒋介石对冯、李的要求也未一概否决。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编遣计划，让阎、冯、李共同签名，说这只是原则大纲，具体怎么编遣可以到南京再商量。

阎锡山在会上一直对蒋表现得唯唯诺诺，态度十分恭顺，当即便在计划书上签名。冯、李见状，也只好跟着在上面签了字。

会后，蒋、冯、李、白相继南下。冯玉祥对南下胸有成竹，离平的时候，还坚邀阎锡山做伴同行。阎锡山则强调自己兼任着平津卫戍司令，负有卫戍平津的责任，不能说走就走，必须稍作停留。

如何对付蒋介石，已成为冯、阎、李内部共同的热点话题。先前在与高级将领和幕僚纵论天下大事时，阎锡山甚至设想到日后与蒋兵戎相见的情景，认为自己不一定就打不过蒋：“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用的重武器。”

当然，不到迫不得已，阎锡山绝不会傻到挽起袖子主动去跟蒋介石打肉搏战，更何况，蒋介石要修理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为什么要上赶着冲到前面去呢？对此，他有一个极为精辟的分析：“蒋介石虽占据江南，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如汪精卫等恨蒋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

阎锡山估计李、冯、白这一去，十有八九会与蒋介石发生争执，他不愿掺和进去，更不愿替这些人火中取栗，而且凭他老阎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遇到这种事切不可抢先，如此才能确保自己前后都有退路。

在阎锡山承诺，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之后，冯玉祥才离开北平。第二天，他得知，阎锡山也从北平出发了。

冯玉祥对此仍不放心，他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对方的专车向南开来，方肯继续前进。

冯玉祥坚决要拉着阎锡山南下，自然是因为后者在善后会议上表现暧昧。这就好像赌桌上的三个赌徒，在前面的牌局中，两个输了，一个赢了，赢了的那位就想赶紧拔脚走人，输的注定不会乐意，人家还想在下面的牌局中把输掉的钱再捞回来呢。

更何况，南下是要合起伙来向老蒋争取利益，这种情况下，多个人就多张同老蒋交锋的嘴啊！

令冯玉祥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鬼点子更多。专车往南开不假，但在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时，突然又折返石家庄，随后回到了阎的山西老巢。

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阎锡山的解释是：因父亲患急病，故中途折回，俟父亲病好即去南京。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反对的理由，也是阎锡山再次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告诉幕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说话，必取怨于蒋，会开不成不算，我还得罪了蒋。若顺着蒋说，又必取怨于冯、李，反正是两面不讨好。与其这样，不如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时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我就好了。”

冯玉祥身上常被人贴上标签，谓之“伪善终日，欺世盗名”，蒋介石虽然没那么矫揉造作，但也一向以忠孝仁爱作为标榜。大家都争着当“为人至孝”的大孝子，当然也不能阻止别人尽孝。

一直以来，阎锡山的优势都是心计，他跟冯玩的是心计，跟蒋玩的也是心计。他颇有几分自得地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