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改革走过的路(2)

同样，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改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再继续保留下去，可能就会遭遇苏联那样的状况。中国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制度做了调整，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延续下去。

经济改革的开头“三板斧”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从哪里着手呢？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计划体制很牢固，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是从计划经济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突破的。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农村。农村跟城市不一样，城市的生产是国家管制的，生活是国家包下来的，比如城里人只要愿意工作，服从分配，哪怕种树、修路、打扫卫生，30多元一个月工资就有了。生活上也是，再怎么物质短缺，有粮票、油票、鸡蛋票、肉票，一个月3两也好、5两也好，反正都有。但农村就不一样，农村生产是管制的，生活则不包，所以在农村，被逼得没办法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油灯下签了协议，搞承包，这就是后来的联产承包制度。中国的农村改革就开始了。

农村改革开始，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什么东西都有了，农村的劳动力也富余出来。富余出来的劳动力想办法到城里找下脚料，靠村里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到上海大城市找退休工人来指导，乡镇企业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火车、长途汽车上到处都看得到推销员提着包，带着样品找地方推销，于是在计划体制外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接着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按市场规则运行，高楼一栋栋起来，短短几年内深圳全变样。在市场经济下我们的经济一样可以高速度发展，内地的发展速度不低于香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三项重要改革。这好像是给平静的水面丢下三个石头，从此中国经济激起层层波浪，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

从1984年开始，农村改革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也建立了。这时人们盯着城市怎么改。

两种改革思路就开始出现。一派认为，要改价格。跟穿衣服一样，第一个扣子扣错了，所有下面的扣子全错了。第一个扣子在哪里？就是价格。因此放开价格就行了。当时国外专家以联邦德国为范例，也推崇这种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联邦德国经济很强，可是战后联邦德国被英、美、法占领，物价飞涨、物品短缺、匪盗猖獗、失业严重，怎么办？西德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行改革，把物价全部放开。果然西德经济就乱了，但是经过几年之后的恢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复苏。外国专家就建议，西德能这么改，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改。

当时国务院准备采纳这个方案，各种方案都在酝酿怎么放开价格。在这个紧要关头，1986年4月底，北京大学在办公楼礼堂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由我做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叫“改革的基本思路”，人山人海，我的座位后面全是人，窗子上都是人。我的报告第一段话就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失败可能就是由于价格改革失败，中国经济改革想成功必须依靠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改所有制就是要改企业，从企业改起。那场报告反响热烈，国外报道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改革思路，就是改所有制。

那年夏天，我带几个学生到哈尔滨去讲学，讲完之后本来是黑龙江有一些招待活动。但是课刚讲完，大家就要准备第二天坐火车的行装，因为北京来电话催我连夜回北京，谈谈为什么不主张改价格。当时我的汇报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西德是个私有制经济的社会，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把价格放开，企业就会自我调整，优胜劣汰，经过这关，西德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中国不行，中国是公有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定价格要听上面的，如果亏损还是国家埋单。所以条件不一样。

第二条，西德是在美国援助下搞的改革。当时有马歇尔计划，物价上涨之后，通过进口面包、面粉、黄油、汽油，就可以稳定物价。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寄希望于哪个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不可能大量地援助我们。我当时感觉这两个理由很充分了，但是似乎没有打动听我汇报的领导，于是就提出了第三条、第四条。

第三条，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放开价格是改善环境，改革的内因是企业改革；不改企业，价格怎么能起作用。

第四条，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第一性，流通第二性，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中国的价格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而关键是生产领域的改革。不改企业，不改生产领域是不行的。

最终价格改革暂停，方向转到了企业改革，推行股份制。可是股份制的推行波折很多，有重重阻碍，几次受到批判。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说市场西方国家有，我们一样可以有，不好将来再关嘛；股份制西方有，我们一样可以有嘛。于是开始做试验。到十五大，中央正式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因此，价格改革不是整个改革的出发点，而是整个改革的最终成果，价格全部放开是改革的最终成果，到现在还要继续改，比如有些资源价格要放开。但是企业改革是关键，企业改革最重要，要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刹车容易启动难”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回升的基础还没有牢固，宏观经济政策最近也不必急于变动。

回升基础不牢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目前的经济回暖靠投资带动，而投资带动的只是中间需求，并不是最终需求。投资所需求的是用来再进一步生产的原材料，而最终需求是民间的消费。

二是投资中又以政府投资为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投资多了反而把民间投资向外挤了。应该是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不能挤它，而要带动它。

三是某些指标还不理想。其中有三个重要指标不理想。第一个指标，2009年后半年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虽然比年初要好，但没有恢复到过去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决定对外贸易，它受到欧美国家复苏缓慢的影响。第二个指标，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不如以前，这表明国内各省之间的运输没有恢复到以前水平。第三个指标，厂房的闲置率还比较高。这主要是我们在广东调查所得出的看法。过去港澳台的投资撤走了，厂房马上就被租用，因为新盖厂房慢，买现成厂房要快一些；但是现在不同，投资撤走了，厂房长期闲置在那。这就表明外资来投资的愿望不如以前，所以说基础是不牢固的。

但是目前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现在流动性偏大，不是量的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要注意让信贷的量真正进到实体经济，而不能停留在虚拟经济当中。我们在外面调查遇到的情况是，很多大企业不想借钱，可是还要借给它，因为银行有任务。结果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楼市，还在虚拟经济中。

二是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中国中小企业范围太广，雇3000人以下的都叫中小企业，雇10个人的也是中小企业，这么大一个范围，全国99%是中小企业，大企业很少。我们去调查，他们告诉我，中小企业贷款有的给了，给的是中等偏上企业。中等的、中等偏下的、小企业很难贷到款。我们在广东省跟那些企业家谈，平时流动资金还是需要的，小企业贷不到钱怎么办？因为我是教授，他们讲话比较随便，说你不知道，我们只能全借高利贷，高利贷利息很高，政府也不管。我们到工商局反映，工商局说这些借贷是双方自愿的，是签了协议的，我们不管。

这个方面需要改革。2009年全国政协会上有一个委员曾提出，要细分中小企业，中等就是中等，小就是小，不能混为一谈。小企业还要分出微型企业，就是雇10个人以下的或者自己单干的最小的企业。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指标细分。现在含混地讲中小企业，结果贷款的全是中等偏上企业。

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要不要变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变了，因为重点应该转到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假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来了，就应趁早防着；现在货币政策再这样适度宽松是不行的，要开始调整。但另外一方意见认为，现在不宜变动，因为通货膨胀现在还没有迹象，消费品价格现在是平稳的，个别的生产资料价格有所上升。

考虑到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存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暂时还需要继续不变。但是这不等于不可以微调。可以进行微调，在某些方面适当地调。也不是说一直不变，而是要再观望一下。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一冷以后，什么问题都出来了，比如就业问题。中国经济跟一辆汽车一样，刹车容易，起步难，你让它刹车，一踩刹车马上就停了，但是启动很难，发动半天也发动不起来。

原因何在？刹车的主导权在政府，政府把财政闸门一关，货币阀门一关，马上就刹住了；但是经济的启动需要民间消费、民间投资的带动；民间不消费、不投资，只观望，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三年不买衣服、不换电器、不换家具，日子照样过。

解决就业问题要靠民营企业

第二个问题，就业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经济学中有一条规律，叫作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不对称性。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来的，称为“奥肯定律”。经济开始滑坡，就业并不会立刻滑坡，就业滑坡是滞后的。因为经济滑坡了企业不会裁员，要观望一段，现在把人都裁了，万一接到订单以后怎么办。如果过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订单，就业率就下来了。经济上涨，就业率也不会立刻上升。因为企业会先使用现有人力，发挥他们的潜力，不急于招人；等潜力发挥得差不多了再开始招人。所以经济增长周期和就业周期是不对称的。而且由于技术在进步，人均资本的装备率在提高，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比以前也更高，每一次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多。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规律。

我们还要懂得，中国就业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2008年11月，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生，我在西欧跟那边的经济学家开座谈会，西欧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一个问题：西欧国家年增长率保持在2%～3%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发生就业问题，因为退休的工人下去了，岗位空出来了，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工人就填补上去。西欧如果发生就业问题，那不是本国工人的就业问题，而是北非来的移民的就业问题。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什么非要保持经济增长率8%。

我的回答是，你们的工业化已经有200年，农村劳动力都释放完了，农业人口比例很小，而且都是有家庭农场和住房的农民，生活过得还可以。另外，城乡社会福利的待遇也是一样的，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城里一样，他们没必要进城。

中国不一样，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5%，农村人口55%，农村户口的人数比例比这还要高，因为农民工进城以后还是农村户口。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跟老的农民工不一样。80年代中期出来打工的一些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或者小学毕业，但是打工目标非常明确，在外面挣了钱回家盖房子、讨老婆，是要归根的。新一代农民工根本就不想回农村，他不是为了收入，主要是因为农村跟城市居民的待遇相差太大，他们要留在城里，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30年以后我们才达到75%。一个百分点意味着2000万人要进城找工作，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吗？新生代的农民工要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孩子要在城里上学，住房、医疗、社会保障都跟城里人一样，所以就业压力很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国家投资修公路、修铁路，解决了一部分就业，可是不能解决现在的农民就业问题。因为现在沿海一带企业倒闭了，出口加工企业倒闭了，那些回乡农民去修公路吗？他在外头干了十来年，30岁到40岁，习惯了城市生活，在工厂里有了一定的技术，修公路他是不去的。修公路是另一批人，18岁到20岁的，男的。修公路又能增加几个人呢？办个大钢铁厂、办个大工厂能安置几个人就业？

现在如果放宽政策，让小企业、微型企业能够融到资，公平准入问题解决，将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全国的个体户上千万，日子好一点，每个个体户找一个亲戚来做帮手，每一个小企业增加几个学徒帮工，就可以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就业问题不是靠国家自己投资解决的，主要靠政策。把融资政策解决了，个体户税负减轻一点，正常情况下工作有保证，就业马上就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