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为何始于希罗多德？(1)

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讨论的政治

2500年前的希腊人谈论他们的政治制度所用的语汇被我们继承了下来。“政治”、“民主制”、“贵族制”、“暴政”都是直接从他们那里拿来的。我们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最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一样热爱自由、独立和自治。古希腊人深知，他们的政体——城邦——是不同寻常的政治形式，其生存无时无刻不处于内战、外来强国征服，或邻近城邦入侵的威胁之下。城邦的起源湮没难寻，但从公元前600年起，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的腓力国王和其子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世界之前，城邦一直兴旺发达。公元前332年，雅典人趁亚历山大去世再次发动叛乱，企图恢复独立，这最后的努力却仍以失败告终；但即使那样，城邦也没有消失。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君主的统治下，希腊城邦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仍保有一定的自治，后来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治下也是一样。不过那种自治少得可怜。希腊人失去了他们最珍视的东西，那就是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中采取行动的自由；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头两个十年期间奋勇作战，成功地抗击了波斯帝国，为的就是保全这个自由。

我们和古希腊人一样，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自我定位；谁若试过对朋友说美国并非真正的民主国家，一定对此深有体会。然而，古希腊人创造的语汇体现的是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假设。对于人应该如何最好地治理自己，他们有自己的观点。这一切在今天迥然不同的世界中是否还有意义，这一点并不清楚。先来看一看人口方面的差别。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公元前431年），雅典大约有50000成年男性公民，20万本地自由人居民；居民总数约30万，包括奴隶和外国人。雅典和阿提卡乡村地区面积为18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的一倍。人口的1/4住在城里，其余的住在乡下，许多城里居民以务农为生，步行去离城不远的自家农庄干活。其他的希腊城邦比雅典还要小很多。我们在考虑人口可达10亿的现代国家时，用的却还是生活在完全不同情况中的古人遗留下来的标准。即使对此不必过分大惊小怪，至少心中也要有一根弦，要知道，报刊社论所说的以及政客和评论家要求的“民主”其实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东西。

本书探讨的传统始自古希腊思想家。他们看到，他们城邦的治理方法与波斯这个亚细亚邻国大相径庭，因此得出结论说，希腊实行的是“政治的”政府，而波斯却不是。他们认为，只有法治的自治城邦或共和国才有政治。【1】波斯没有政治，因为波斯国王是奴隶的主人，不是公民的统治者。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的是，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本书的起始点。公元前491年，被流放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图斯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的王廷获得庇护，并被大流士任命为帕加马和几个其他城市的总督。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带德马拉图斯去检阅他召集的大军，他要挥师希腊，为乃父征希腊未果而在雅典人手中遭受的屈辱报一箭之仇。他对德马拉图斯说，“希腊人肯定不会以卵击石。”德马拉图斯却告诉他，希腊人一定会奋战到底。这话他听得很不顺耳，“1000人的军队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的大军？哪怕是10000人或15000人也不行，特别是他们没有主人，完全各行其是。”希腊人若是被迫上战场，可能会色厉内荏地虚张声势；对此薛西斯可以理解，他的波斯军队也会这样做，但他认为，希腊人在如此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要坚持一战简直是荒谬。德马拉图斯说，一点儿也不荒谬，希腊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不惜牺牲生命。他补充说，“他们是自由的，没错，但他们并非完全自由；他们有主人，那就是法律。希腊人害怕法律比您的臣民害怕您的程度高得多。他们对这个主人唯命是从；而法律的要求永远不变：作战中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都决不能退缩，要坚持队列，不胜利，毋宁死。”【2】希腊人是公民，不是臣民；是自由人，不是奴隶；他们有纪律，但这纪律是他们自愿加之于己的。自由人不是被鞭子抽打着去作战的。“共和国”可以由国王或贵族来领导，也可以由民主大会来统治；关键在于它的独立。社会的活跃成员是公民，这一思想也同样关键。民主的意思是“许多人”的统治，这远非政治的根本特征。斯巴达的制度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几千年来为人所钦佩，就连美国建国也受了它的影响；但斯巴达的社会是镇压性的，充满了宗教狂热，靠称为希洛人（helot）的被征服人民的劳动来养活。即使在民主政体中，“许多人”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雅典居民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参政；外国人和奴隶没有这个权利，妇女更是被完全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即使如此，雅典人还是发现，一旦把公民权赋予下层阶级，就等于把魔鬼放出了瓶子；没有公民的同意，谁都无法治理国事。

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思想始于雅典。因为雅典人以贸易为生，所以他们有机会接触同时代的其他人民，看到了其他社会的组织方法是多么不同。如果他们不是住在雅典，不是将贸易作为谋生手段的话，他们就不可能知道别的人民与他们的区别。即使有机会了解别的人民，他们可能也不会予以注意。《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对邻近的人民知之甚多，无论是埃及人、巴比伦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经常沦为他们的奴隶或半奴隶。然而，《旧约》对埃及实行的官僚神权制只字不提，只强调埃及人不信耶和华。它讲述的政治史是一个竭力避免政治的人民的历史。犹太人认为，自己直接受神的管辖，除了遵守或违背神的训诫之外，没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余地。只有在上帝相信他们，允许他们选择自己的王之后，他们才成为政治社会，也连带遇到了所有政治社会都有的问题，如竞争权位和争夺继承权。犹太人把政治视为失去了上帝恩宠的堕落。希腊人却视其为成就。包括柏拉图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成就是有瑕疵的；雅典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辨识瑕疵所在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争论就开启了政治思想的历史。

城邦的诞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对他们自己制度的历史只有一星半点的了解，而且不像现代人那样，在“真正的”历史与“纯粹的”神话之间作出区分。由于他们搞不清楚城邦的起源，我们对城邦的起源也就无从确知。公元前4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指派他的学生把希腊地区158个政体的介绍汇编成册，可惜只有关于雅典的介绍流传至今。里面对于在编写日期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的叙述是靠不住的。关于城邦的起源，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军事方面的：一群本来分散各处的人聚到一起，在有城墙保护的城中定居下来。另一种是政治方面的：一群人同意在一个权威的统治下生活，无论周围是否有城墙的保护。意为“住在一起”的synoikismos这个词两个含义兼而有之。任何政治实体都意味着人民承认同一个权威，但最初的“城邦”并非都是建立在城的基础之上，斯巴达就是例子。我们想到斯巴达时，总以为它是座城，其实斯巴达人生活在没有城墙保护的村庄里，并以此为傲；他们的军队就是城墙，“每个人都是一块城砖”。虽然如此，他们仍属于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希腊的政治组织没有统一格式。大部分情况中，权力，甚至连公民资格，都只限于很小的一群贵族；有些城邦据说是由“国王”统治的。

社会有贫富之分，对这一点在希腊时代无人反对。在每一个社会中，包括民主的雅典社会，政治领导人都来自名门望族，又称“出身好”的阶层。尽管如此，阶级冲突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威胁。穷人害怕富人会把他们变为奴隶；富人害怕穷人会抢走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在许多城邦中，僭主（tyrant）[3]就是靠允诺保护贫穷的公民不受富人的奴役，或保护富裕的公民不受穷人的抢掠而攫取了权力的。“僭主”一词听之可憎，但它并非一定意味着统治者残暴或自私，只是说他以不合法的手段获得了权力，并一个人大权独揽。有些僭主是温和理性的统治者。公元前6世纪晚期统治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父子就属于这一类。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即成为民主政体，但即使在梭伦[4]的改革之后，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主要家族之间仍然冲突不断。庇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政府避免了内战的爆发，而且基本上是温和友善的。不过，虽然雅典兴旺了起来，但庇西特拉图父子并不受人爱戴，因为贵族认为自己生来有权当统治者，穷人则想保护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公元前510年，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帮助下揭竿而起，推翻了僭主政权。

雅典的民主

雅典推翻僭主政权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日益激进；此为斯巴达一手造成，也为它所始料不及。斯巴达的政策是在其他希腊城邦扶植与它友好的寡头政权，但在雅典，它的愿望落空了。雅典的激进民主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制度持续了几乎两个世纪，虽然其间时有中断。2000多年来，它一直激励着激进分子和穷人的奋斗，使保守人士和富人警惕不安；它与罗马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政治创新史上的里程碑。开启这个进程的克里斯提尼是一名贵族。他自公元前508年起主导雅典的政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加强战备能力，并通过允许贫穷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来保持社会和平。其实这两个目的是彼此相连的。在雅典舰队中做桨手的都是称为thetes的最低阶层的公民。

“贫穷的公民”并非雅典境内的任何居民。雅典社会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构成它政治道德观基石的是两个鲜明的区别，一个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别，另一个是雅典人与外邦人的区别。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界限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人绝不能和奴隶通婚，如果他们非法结合，生的孩子也是奴隶。雅典没有归化这一说，外邦人即使长久居住在雅典，也不能成为公民，按专门法规，获得长期居留权困难重重、代价巨大。希腊城邦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是一个缺点，也是雅典人在政治上不如罗马人精明的地方。罗马人把被他们征服的人民都变成了新罗马人，雅典的公民权则只能靠继承。要想当公民，父母必须是公民，否则就别想。这种鲜明的二元对立也扩展到对男女两性的态度。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政治、贸易和作战方面均勇于发明创新，但对女性却采取了一种在希腊并不普遍的限制性态度。这并非出于对性的严格限制。雅典的男人经常嫖妓，不以为耻，成年男人和男孩子之间的同性关系也司空见惯。然而，雅典上层阶级的妇女在公共场合要戴面纱，除了参加宗教活动的女人外，上等人家的女性都藏身深闺，如有男客来访，就得避到女眷专用的房间里去。劳动女性受的限制较少。随着雅典成为东地中海的头号贸易大邦，它成为一个大都会，城中居住了大量的外邦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此颇有怨言。雅典发展出了重商经济，也建立了银行和保险制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斥责过唯利是图、一心赚钱的行径。但外邦人无论多么有钱，仍然是外邦人。妇女只是靠着作为公民的女儿、姐妹、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才被算作公民，但不能参政。

雅典民主的关键是公民大会（ecclesia）。它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职能于一身，对它的决定无处上诉，除非是向公民大会的下一次会议，或在一个法庭上提出申诉，而法庭仍然是公民大公的一部分。虽然公民大会的成员人数有可能达到40000，但它其实是通过许多较小的机构来运作的，比如它下属的几个各有500名成员的法庭。特别重要的机构有500人的治理委员会（boule），它负责雅典的行政管理，成员任期一年；还有治理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prytany），有30多个成员，每月轮换。治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均由抽签决定，参加抽签的候选人都经过仔细的资格审查。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雅典人试验过各种新的委员会和法庭，以图把权力从古老的贵族机构手中转给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法庭，这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突出表明了雅典人对权力的怀疑。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滥用公职而被公民大会革除。没有公共检察官，一切诉讼都由个人提出，有一整套复杂的规则管理着起诉权。由于起诉方有权得到判处罚款的一部分，雅典人以好讼闻名也就不令人惊奇了。这个制度极易受到滥用，然而却出奇地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