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幕(1)

声带：

一个女人的声音（洛丽塔的或者不如说多莉·希勒的声音）正一字不差地重复着第三幕末尾处她与亨伯特的最后那次谈话的片段：

……噢，那有什么要紧？大概在帕金顿那边。他在那儿有一幢房子，一座普通的古堡（一阵翻找东西的窸窣声）。哪个上面有张那幢房子的照片。（哗啦哗啦地翻着）对，就在这儿。

帕沃尔府是一座设计精巧、老式的用木头修建的宅第，位于一条蜿蜒曲折的林中道路的尽头。

那是克莱尔·奎尔蒂的巢穴，与拉姆斯代尔县的帕金顿相去不远。太阳渐渐升到了那些枝干上满是节瘤的老树的上方。经过短暂的定格画面，电影摄影机移向一座装饰华丽的塔楼，照进楼上的一个窗户。可以看见一个趴着睡觉的人（奎尔蒂）的背部。摄影机还展现出摆在床边椅子上的那个吸毒成瘾的人的用具，接着颤动着移开。它顺着房屋落水管子向下移动，回到门廊，对着一辆在车道上停下的汽车。亨伯特·亨伯特头上没戴帽子，身上穿着雨衣，出现了。他喝醉了酒，步子有点儿蹒跚地走到了大门口。他按了一下门铃，扣了一下门环。没有人答应。他又按了一下门铃，扣了一下门环。仍然没有人答应。他急躁地吼了一声，就去推门——门竟然一下子开了，就像中世纪的童话故事当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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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宽敞的、十分难看的门厅，墙上有面很长的镜子，还挂着一个巨大的野猪头

亨伯特走了进来。他用醉汉那种紧张不安、小心在意的动作随手把门关上。他朝四周看了看，掏出一支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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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楼梯

有个穿着丝绸晨衣的身材高大的男人（克莱尔·奎尔蒂）慢慢地走下楼梯。他一边走一边把晨衣上的腰带束好。主人看到了前来拜访的客人。他们彼此望着对方。这时开始了一段无声的幽暗的连续镜头，时间不应超过一分钟。亨伯特举枪瞄准，奎尔蒂向后退去，气派威严地走上楼去。亨伯特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我们看到他不见了：一把摇椅被子弹打中了，在楼梯平台上一个劲地摇晃。随后他击中了一张照片（就是洛丽塔曾经去过的达克达克牧场的照片）。接着一个形状难看的大花瓶给打得裂开了花，成了碎片。最后他的第四枪把一个喀哒喀哒走动的落地式大摆钟打得停住不走了。他射出的第五颗子弹打伤了奎尔蒂，使他倒在上面的楼梯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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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雷大夫

一个精神病医生，正在一张书桌前阅读一份手稿。他从转椅中朝我们转过身来。

雷大夫我是约翰·雷大夫。见到你们，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捆原稿，一本并不完善的自传，字打得十分草率，是亨伯特·亨伯特先生被捕后在监狱里写的，他因被控谋杀而给关押在那儿，无法得到保释；他在精神病牢房里受到观察监视。要是没有这份材料，他的罪行就会仍然原因不明。当然，我身为采用精神疗法的医师，倒很希望这儿所披露的资料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是从病人接受心理分析时所躺的长榻上取得的。

亨伯特所犯的谋杀只是他的病症的一个附带的结果。他的自传主要叙述了他对某类十分幼小的女孩的不可救药的痴迷以及他在性欲和内疚的旋涡中所经受的折磨。我无意颂扬亨伯特。他令人发指，卑鄙无耻。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但他的故事里具有强烈的恋情和痛苦，具有各种各样的温情和忧伤，他的法官不能对此置之不顾。作为一份病历，他的自传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但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在这本自传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他们应该使我们大家——父母、社会服务人员、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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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监狱中亨伯特的牢房

他正坐在桌边书写。在他的胳膊肘边上的那些参考书籍中间，十分显眼地可以看到几本破破烂烂的旅行指南和地图。不久他重新念起他的传记的开头几句句子，他的声音响了起来。

亨伯特的声音我四十年前出生在巴黎，那是一段阴郁惨淡的岁月。父亲是个文雅、随和的人，一位具有法国和奥地利混合血统的瑞士公民，血管里还搀和着蓝色多瑙河的水土。他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家豪华的大饭店。我一会儿就要拿出几张好看的风景明信片来给各位传观。我母亲是一个英国人。她比我父亲早死二十年：她在我四岁生日时在滨海阿尔卑斯山上举行的野餐会上遭到电击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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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山区牧场，一片雷雨云砧来到陡峭的悬崖上空

一些人争先恐后地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所在，头一阵很大的雨点打在了一个镀锌的饭盒上。当那个穿白衣服的可怜的女子向一个观景亭跑去时，她给一道青灰色的电光击倒了。她那举止优雅的鬼魂握着一把阳伞，飘到黑色的悬崖上方，朝着她那站在下面的丈夫和孩子飞吻，他们正手拉着手，抬头仰望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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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伯特的声音我母亲的姐姐西比尔姨妈是个相当严厉的老处女，帮着我父亲把我抚养长大。我的童年是在位于圣托珀兹的米兰纳大饭店那欢快的天地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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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风景明信片，上面展现的是晴朗的天空下顶上飘着旗帜的米兰纳大饭店

大饭店前面有几棵棕榈树，一道石级在杜鹃花和玫瑰花中间迂回曲折地朝下从一个露台通到另一个露台。又传来了自传作者的喃喃声：

亨伯特的声音我记得有一年夏天，父亲出门到那不勒斯办理他那时正在追求的一个意大利女子的事务。在我们饭店的东厢，有一家英国人住在一楼的一个套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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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的风景明信片

有扇窗户上胡乱地画着一个形状难看的十字形记号。

亨伯特的声音这是安娜贝尔的卧室。今天由于另一场恋爱，竟然回忆起以往所受的痛苦煎熬，真是奇怪！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二岁，待在海滨的那个王国里。尽管我们十分年幼，但我们相爱了。我的姨妈西比尔和安娜贝尔的父母显然明白，只要她跟我设法得到五分钟如痴如醉的独处时刻，天晓得会出现什么结果。因此，他们注意不让我们得到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公众活动的区域才能获准相见。天哪，我多么妒忌今天的年轻人以及他们那种进步的弗洛伊德的自由。可怜的亨伯特，可怜的安娜贝尔。现在我想给你们看一组两只手的连续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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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幼小的手——右边是男孩的手，左边是女孩的手——两只手都很纤细，手指很长，皮肤晒成棕褐色，她的手指上戴着一个朴实无华的星形的黄玉戒指，他的手腕背面有些很细的亮闪闪的汗毛，手上还戴着一个手表（十一点五十五分），两只手各自悄悄地伸向对方——是亨伯特和安娜贝尔的手（他们趴在沙滩上，摆出对称、相似、贴近的姿势，让太阳晒着自己的背部），这两只手时而出现在移动的撒落下来的沙中，时而出现在沙子底下，时而又出现在正午闪烁的光线中——时而像两只小心谨慎、触觉灵敏的昆虫碰在一起——突然在海岸要塞的大炮中午发出隆隆的响声时又分开了，真是灵巧的摄影机所拍摄的一个美好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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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伯特的声音我对她的爱要比特里斯当[1]对伊索尔达的爱更加柔和，比彼特拉克[2]对劳拉的爱更加热烈，比坡[3]对小弗吉尼亚的爱更加浪漫。有一次，在紫红色海水中的粉红色礁石上，我让她答应我夜晚在棕榈成荫的饭店花园里跟我幽会，这种幽会现在已经不时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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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岬

安娜贝尔仰卧在那儿，亨伯特低声热烈地诉说着自己的哀怨。他们那种激动兴奋的感觉给在水里游泳的两个身上满是斑点的、健壮的英国人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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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米兰纳大饭店的花园

在一个较低的、开了灯的阳台上，安娜贝尔的父母、亨伯特的姨妈西比尔和一位库珀先生正在打牌（扑克牌，欧洲的时尚）。西比尔姨妈仔细地抚弄着三张老K。安娜贝尔穿着浅色的睡衣，从一楼的窗户里出来，钻过忍冬，滑到黑暗的花园里，与小亨伯特会合，他就待在夹竹桃下面的栏杆旁边。安娜贝尔在一块突出扁平的石头上坐下，亨伯特在下面对她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他的胳膊搂着她的腰部，长长的树叶那象征性的侧影给一盏作为装饰的灯所发出的灯光映照在一堵石墙上。他暗中摸索到一个隐秘的源头，这时安娜贝尔的母亲啪地放下手里的牌，大声喊着她女儿的名字。

亨伯特的声音接着夏天过去了。下了一场暴雨，西比尔姨妈在滑溜溜的露台上摔断了一条腿。我本该那天晚上坐在她的床边上，为她朗读她最喜欢的小说《南风》[4]，相反，我却溜出门去，跑到了那个小火车站，豪华的欧洲快车十分气派地停在那儿。我正好及时赶到——给安娜贝尔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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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色海岸车站上，灯光明亮的黄昏，黑暗的柏树丛和初升的月亮

蓝色的列车正开出车站。我们看到有个年轻人跟在尼斯—巴黎的列车卧铺车厢旁边一路小跑，为车厢里的一个年轻姑娘送行，那个姑娘从车窗里探出身子，情绪激动地抛送着飞吻，泪水涟涟。

亨伯特的声音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她活在世上的时候，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在她离开里维埃拉的几个月后，我给送到英国的一所学校去念书。就在同一年，她在一个海边小镇死于肺炎。我在最后一刻才知道她患病的消息，好容易才设法及时赶去参加葬礼。她的坟墓就在远远望去的那片景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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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去的那片景色

我们看到她的出身高贵的亲属，用一种浪漫的爱伦·坡式的安排，抬着她走下一条两边都是高大的柏树的小路。我们那个年轻的送葬者神情悲伤地在一旁观看。一个跟她有亲属关系的小仙女在墓上放了一个花圈。

亨伯特的声音我在监狱里撰写这本自传，我受到的这种人身隔离反而帮助我全面地汇集我想再现的过去那些时间久远、散乱的个人经历。如果在我受到审判前获得充足的时间，我希望从少年时的这次初恋继续往下写去，以尽量详尽的细节和情感来叙述后来我在欧洲和美国的生活经历。如果我最终得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我会把这份记录交给我那十分能干的顾问兼医生约翰·雷大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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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大夫跟以前一样待在他的书房里，手里拿着那份打字稿

雷大夫瞧，这份宝贵的记录。我们从这份记录里知道亨伯特永远无法忘掉举止娴雅的安娜贝尔，在他爱情生活的每条小径中老是出现安娜贝尔的形体和幻影。他在英国念完大学，在瑞士继续他在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生学业，由于他的国籍和性情，他没有投身于纷乱扰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他移居巴黎，在那儿从事多方面的文学研究，并在一所男校教授英语。可是我们并不怎么关心他的学术生活，我们只对他情感上所受的煎熬感兴趣。无论何处：在公园里——镜头切换到：

一个小仙女把她的一只溜冰鞋的鞋带系好

她把一只受到保护的脚放到亨伯特坐的那张长椅边上，她那闪闪发亮的鬈发披垂到她阳光斑驳的光腿上。

雷大夫的声音——在公共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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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女学生嘁嘁喳喳、推推搡搡地拥上公共汽车，挨着亨伯特挤来挤去

一个小仙女朝他瞥了一眼，用肘推了推另一个姑娘，两个人都格格地笑了。

雷大夫的声音——在街道转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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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仙女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槭树下打弹子

雷大夫的声音——在一家孤儿院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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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脸色苍白、穿着黑色长袜的女孩正在一个修女的带领下乖乖地做着健身操

雷大夫的声音——而且在许多其他场所，亨伯特都尽力克制自己那种奇特的、令人苦恼的欲望，同时又不断寻找他丢人地心里老想着的那个姑娘，寻找他幼年时的心上人的化身。他三十岁时决定结婚。巴黎有位出生在波兰的大夫，正在给他医治心脏病，他的选择就落在这位大夫的女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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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伯特和大夫正在下棋

大夫的女儿瓦莱丽亚向亨伯特卖弄风情。她二十八九岁了，身材矮胖，气色已不怎么鲜艳，但却模仿小女孩的姿态，穿着小女孩穿的衣服。“她显得轻佻、活泼，穿得ala gamine[5]……她撅起嘴，露出酒窝，跳跳蹦蹦，用的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最矫揉造作、最老套的方式。”[6]

雷大夫的声音他娶了瓦莱丽亚。但现实很快揭穿了一切，不久不满意的亨伯特所照顾的就不是一个小仙女，而是一个肥胖臃肿、头脑迟钝的成年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