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兄弟般的情谊

我看到旧时贵族领地的边界被打破，

我看到欧洲国王的标志性建筑被夷平，

我看到普通民众开始打造自己的家园（其他一切都要为之让路）。

所有国家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吗？世界各国都会同心协力吗？人类在组建一个不分彼此的大家庭吗？看！暴君在颤抖，皇室在陨灭。地球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气势汹汹无法阻挡。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现代岁月”

和平运动：维护世界和平

19世纪上半叶，最热切的国际主义者大都是福音派基督教徒。一位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曾写道：“无论是哪一派基督徒，只要他们认为《新约》优于寓言，就有可能认为只要帝王还存在，世界就不会和平。”拿破仑溃败之日也是福音派的期望重燃之时。与此同时，大西洋两岸的基督教徒们认为周遭的重大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是千禧年到来的前兆。借着海外欧洲势力增强之势，基督教徒们忙于传播他们眼中的文明，为此开设学校，四处分发《圣经》，并发起反饮酒、反奴隶制的运动。1815年《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规定贩卖奴隶为违法行为，反奴隶制运动初获成功。

但是，维护世界和平才是他们的长远目标。过去20年间，洲际战争频发，国内一片萧条，英国的反对者及一些福音派教徒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1816年建立了“促进全球长期和平协会”，并称该协会“致力于反战活动，不会弄虚作假”。美国和平协会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除了这些国家级的反战组织之外，还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地方和平组织，这些组织遍布英美两国。不论意在批判特权还是希望拥有特权，这些和平主义者都给当时的政体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新生力量。当时的人们将这些特定人群定义为“组织狂热者”，他们是最早的“组织狂热者”之一，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具有这种热衷于组织的精神，并称在民主国家出现这种现象十分平常。民意作为新生力量倍受重视，他们这些积极分子认为，“从长远来看，民意才是治国之本”。他们每年都会印制大量小册子，在“伦敦和平协会”成立的第一年，大量小册子被分发出去。他们热情激昂，想着“虽然我们看不到上帝，但他会化身为人，带领他的子民征战，到最后，王位和荣耀、胜利和欢乐都将属于教会”。和平成为这些积极分子的信念，他们看不惯那些“不付出任何努力，只等着上帝帮助的人”，并认为自己的努力已见成效，“民众的思想已有所改变，战争精神已烟消云散”。

虽然这些积极分子组织一次国际会议颇费周折，但是他们组织的所有会议都具有开创性，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纷纷仿效其做法。1840年在伦敦，和平主义者首次召开“反奴隶制大会”，随后的10年中他们发起了十多个国际会议。三年后，应“武装共济会”要求，“全面和平大会”在伦敦召开，相当多的美国人出席会议，这表明自此之后英美两国的和平主义者联系日益紧密。会议发起人称“英美联合”是代表上帝“向全人类播撒文明的种子，传播基督精神。这是一项充满爱的伟大事业”。和平主义者的脾气秉性、行事作风以及工作地点与欧洲协调的政客没什么不同，而且在对世俗权威的态度上，他们内部成员之间也普遍存在着矛盾。在《致全球文明社会政府》（Address to the Civilized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一文中，他们敦促欧洲政客按照规定停止战争。他们试图影响精英政客们，却又不相信他们，于是提议“为维护全球和平成立中央警戒委员会”，用民意对抗那些试图用战争维护和平的官员。

“博学铁匠”伊莱休·伯里特（Elihu Burritt）原是一名铁匠，后经自学成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名记者，他精通15种语言，是和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外交原是贵族精英的职责，但他倡导“民间外交”。1846年8月，伯里特在“世界禁酒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兄弟联盟会”这一概念，并在自己的报纸《基督徒公民》（Christian Citizen）中宣扬和平主义的宏伟事业。梅特涅此前对欧洲内部动乱的暴力镇压为伯里特宣传和平主义奠定了基础，他很快便同贵格会以及渴望自由市场的商人结成了同盟。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签署了3万份文件，期盼着这一运动能够扩散到欧洲和美国。伯里特认为工人阶级必须站在同一战线上，因为如果他们不再彼此对抗，挑起战争的阶级集团就会遭到极大的阻碍。马克思当然愿意认同伯里特的看法，而且会在批判资本家和工业化的时候采用这一观点。

和平运动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也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随着梅特涅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渗透及184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和平会议（因当时巴黎正在闹革命，因此会议改在布鲁塞尔举行），和平主义看到了希望，并得到了有力宣传，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末达到全盛状态。1849年年初，新任法国总统路易斯·拿破仑的一系列举措更加鼓舞了这些积极分子的士气，他主张各大国解除武装，表示如果英国愿意这样做，法国就会无限降低海军军事装备水平。拿破仑认为这是拉近英法关系的时机。尽管拿破仑的提议可能与和平运动没什么关系，但这至少说明了和平运动者的想法并非不切实际。英国拒绝解除武装的做法没有削弱他们的和平信念，法国随后还是坚持单方面宣布减少武装支出。一位历史学家在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迄今为止，正统外交家及民间和平推进者一直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而此刻他们第一次有了交集。”

1848年欧洲革命带来的改变初步显现，法国渴望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成为引领变革的主要势力。1849年8月，一次重要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负责在奥赛码头迎接各国代表，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和英国自由贸易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这样声名远扬的人物也出席了会议，以示对拿破仑的支持。与会者中也有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士，比如“美国和平协会”代表威廉·韦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他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奴隶家庭，他们的到来印证了和平运动缘起于平民这一说法。1815年，以梅特涅、卡斯尔雷、塔列朗（Talleyrand）以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欧洲列强在此建立了强权统治。而如今，同样在这个城市，生于奴隶家庭的人都可以作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了，这意味着国际政治出现了新模式。

布朗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被誉为第一个著书立说的非裔美国人。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巴黎和平会议开始时圣塞西莉亚礼堂里空前盛大的场面：好奇的法国观众一拥而入，礼堂里有给尊贵代表准备的带沙发的包厢，台上挤满了来自欧洲6个国家的代表，大批议会官员进入会场，维克多·雨果发表了“最令人难忘、最意味深长的讲话诉求和平”。雨果期望有一天欧洲各国可以放下武器，成为兄弟，那时“开放的贸易市场和开化的思想交流”将是“唯一的战场”，他称19世纪为“令人惊奇、为人敬仰的新纪元”，这段时期内国际争端会平息，政治经济、科技、工业、哲学、立法将举步向前，最终形成繁荣和谐的景象。布朗在日记中提到：雨果的演讲激情澎湃，“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英国绅士对他的朋友说，‘他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他讲得很好，不是吗？’”

不过，还是有人不愿意看到布朗参加和平大会。“那个黑鬼还是回他主人的农场干活去吧。”他的一个同胞嘟囔着。有人回应道：“‘美国和平协会’怎么想的？怎么派个黑鬼来巴黎参会？”相反，欧洲自由主义者对布朗还是很友好的，托克维尔夫人也十分和蔼。布朗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会议的政治模糊性，也就此完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重点批判了这次会议禁止讨论实事这一规定。组织者极有可能会将取得的进步归功于“上帝的福祉”，滔滔不绝地为他们“神圣的事业及和平准则的宣传”辩护。但他们一方面由于担心组织内部不够团结，不敢得罪那些法国主办官员；另一方面又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得到更多尊重。几个月前，法国出兵意大利，以期重建教皇制度并扫除罗马那些由加里波第（Garibaldi）和马志尼（Mazzini）领导的共和党人。对于这一言行矛盾的做法，该会议的主办方却要求与会代表集体噤声。布朗说：“他们给自己的嘴上了锁，还把钥匙交给了政府。” 实用主义的精神让各国的决议更加多元化。原先全面谴责战争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可以根据当前局势选择是否要批判战争、减少军事支出，“多国代表大会旨在推翻现行国际法并成立一个可以处理国际争端的高等法庭”。会议领导人似乎当时就预见到70年后凡尔赛也将召开会议，届时将会建立一个符合他们诉求的组织。

因此，对和平运动组织者来说，那时的各种起义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如果他们反对战争，那么和平伟业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就像1846年的波兰那样，他们能容忍这一幕两年后在欧洲重现吗？1849年年底，匈牙利政治家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抵达伦敦时，前来迎接他的人很多，他用一口莎士比亚腔的英语煽动起民众的反俄情绪，这触怒了维多利亚女王，甚至险些导致英国政府的分裂。于是和平主义者开始探讨是否要帮助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受压迫的国家。但其实布朗早已指出，当意大利人加里波第和马志尼这两位为伦敦争取自由的勇士遭遇袭击时，这些和平主义者却卑鄙地选择了沉默。拿破仑在法国发起武装政变，这不仅令英国感到担忧，还招来新一轮反拿破仑运动，战争的号角越来越近。拿破仑的反对者们称：现在看来，拿破仑之前支持和平运动的做法只是在装模作样，这一点与他的修正主义现实政治理念如出一辙。

和平运动大势已去。而和平主义者的法兰克福聚首吸引了美洲原住民首领卡波卫教士（Reverend Copway）前往，这也是那次会议的最大亮点。他以“伟大精神”的名义向与会代表传递了和平的信号。1851年，情况有所好转，那年英国在伦敦水晶宫举办世博会，4 000多人来到伦敦爱塞特厅参观、沾博览会的光，和平会议第一次如此吸引国际关注。尽管如此，在布朗这些局内人看来，和平运动仍然气数已尽，这次会议本身还不如此次展览有纪念意义。确切地说，这次展览其实是一次伊莱休·伯里特“兄弟联盟集会”，一次废奴主义者的集会。“美国流亡奴隶”聚集于此，这是“伦敦最大规模的禁酒主义者集会”，大概有15万~20万参观者排着队整齐地进入展厅。

来伦敦参加1851年和平大会的美国人中有当代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而那些“伯爵、公爵、将军、诸侯”都转而支持别的运动了，所以并没有出席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将民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令格里利感到震惊。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和平运动者比任何一个宣传基督教的宗教组织成员都更详细地解释了基督教徒的组织力量。同布朗一样，格里利也察觉到了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对暴行的默许，他们默许欧洲现状，容忍“专制君主”的存在，无视他们对“被压迫国”的欺凌。会议称干涉国际事务“最易带来痛苦和战争”，因此除了谴责殖民主义、要求解除武装外，他们还提出要坚决保持中立，不卷入任何国际纷争。他们以为公众会支持他们，但大家对这套说辞并不买账。此外，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唤起了英国对沙皇俄国的仇恨，加速了和平运动的灭亡。1857年，和平大会委员会解散，而在美国内战期间，这些和平主义激进分子大都支持北部。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说明事实并非福音派和平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战争精神尚未根除。相反，俄国与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成为敌对势力，“欧洲协调”自此分裂。克里米亚战争掀起的战争热潮使波罗的海至高加索地区陷入了长达三年的流血冲突，人们都害怕波兰人与北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人会陷入一场更惨烈的战争。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缓和了当时动荡的局势，战争暂时停息。但是几年后，俄国入侵高加索，成千上万的山地人逃亡至土耳其，为之后巴尔干半岛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的战争埋下了伏笔。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西欧再次陷入暴力冲突。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基督强硬之风初现，教堂中回响着“前进，基督教战士们，向战场进军”的旋律。大环境改变了，国际主义者的态度也不像原先那样激进了，他们实行“曲线救国”，另寻和平之路。他们尝试建立新的体制，减少对公共舆论和上帝的依赖。学会了更多地依靠政治手段后，他们几乎找到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这非常符合他们的理念，即取消关税，实行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另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英国议会中的激进人士理查德·科布登是著名的自由贸易推崇者，1847年夏，他应邀前往维也纳，同年长的梅特涅首相共同进餐。身披荣耀的他身负重任出访欧洲。在他的领导下，英国议会刚刚废除《谷物法》，该法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制定，通过限制谷物进口来保护英国农民的利益。《谷物法》废除后，商人、制造商、工人以及记者备受鼓舞，联合起来为自由贸易造势，新创立的《经济学人》杂志就是他们的传声筒。科布登被誉为推进政坛重大变革的第一人，他向世界展示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新兴阶级是如何快速掌权的。他成功地将空想国际主义最成功的变体推向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政治。

在现代人眼中，自由贸易就是各国寻求自身利益的借口，是任意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开启国外市场大门的攻城木。尽管自由贸易还伴有关税、技术出口等各种支出，但其实它还有很多伟大之处未被其支持者发现。从科布登到一个世纪后的“田纳西州的科布登”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此人还是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再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家们，他们都将自由贸易视为加强人际沟通、促进世界和平的手段。其拥护者称关税将导致孤立和战争，开放经济则会带来繁荣与和谐，他们将贸易往来视为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调节剂。皮尔（Robert Peel）爵士说过：“贸易往来是推进文明进程、消除国家间嫉妒情绪、维护全球和平的有效手段。”

科布登1847年的欧洲之行彰显了他的雄心壮志，国际合作与国内改革的内在关联也在此次欧洲之行中显现出来。科布登认为英国已经走在改革的路上，而他的职责是带领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他曾访问北美，听闻美国为响应他废除《谷物法》的决策而降低了本国关税，他很受鼓舞。美国这样做意义重大，因为在鼓吹“保护主义”精神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的宣传力度在处于快速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之上。然而，推行自由贸易最重要的战场是欧洲，而维也纳又是欧洲的心脏，因此，科布登与梅特涅的会面象征着关于国际秩序新旧理念的碰撞。

74岁的梅特涅时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遇到“革命余烬”时，他仍旧精力旺盛，准备随时消灭他们。英国废除《谷物法》那年，奥地利出兵波兰的克拉科夫城镇压城中起义，随后便吞并了该城，波兰最后一个独立城市自此沦陷。就在科布登同梅特涅一起进餐时，哈布斯堡皇室的军队正在攻打意大利城市费拉拉。梅特涅不会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人们的革命热情便极大地爆发了，欧洲暴乱频发，几乎推翻了奥地利皇室的地位，梅特涅自己也因此出逃国外。但是，科布登对此并没有感到意外。尽管只是与梅特涅这位维也纳系统的主要创始人举行了简短会面，但他有足够理由相信这位年迈的欧洲协调的政治家已经跟不上欧洲大陆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了。他在与梅特涅会面后写道：

执政者治理国家就像医生治病，但他们只看到表面症状，只会做最肤浅的补救，而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会深挖伤及社会体系的病根。梅特涅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这样治国的人，此类政客将随梅特涅一同被时代抛弃，因为“实验室政府”这种新型政府正逐渐成形，并得到了更多关注，梅特涅不能再强制推行那种老式政府的过时做法了。

“实验室政府”—从这个叫法不难看出这个政府不再是原先那个正统的、拥有无上权力的政府了，而是一个由通晓法律、了解人类需求的专家组成的“科学的”政府。撒切尔夫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解曾体现在她的一句名言中：“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科布登的观点与她截然相反：任何政府要想成功处理国际事务，都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也是他抨击欧洲协调的深层原因，他称欧洲协调反对改革，把人民和土地看作执政者的私有财产，这种做法是不利于他们应对席卷欧洲大陆的巨大变革的。欧洲协调否定社会的变化，对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视而不见。也许暴力镇压起义可以暂时缓解民族主义者的发展势头，但民族主义者并非第一次推行改革，他们不止一次地带来过社会进步。蒸汽和铁路不断推动通讯和运输系统的现代化进程，这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制造业正处于转型时期，整个地区也在逐渐变成生产商，人们的工作性质和时长也发生了改变，识字率也在快速增长（这给梅特涅的监视和审查系统带来了麻烦），与此相应，阅读人群和创意市场也在扩大。

那些反对改革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他们肩负着相同的使命，所以遇到困难时会互相寻求帮助，欧洲协调就是这样运作的。像科布登这样的激进人士和大多数的国内改革者一样，他们都认为各国利益息息相关，并以此为原则制定国际合作策略。他们称国内宪法改革就是要给欧洲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思想以重击。他们以民主的方式探讨基督徒团契，而不是摆出一副家长说教的姿态，他们看中的是和平而不是稳定，认为只有当人们摒弃了秘密宫廷外交的坏习惯，不再担心要承担高额的战争税，自觉地放下武器用平和的方法解决争端时，和平的局面才会到来。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人类生来向往和平，之所以会有战争只因为先前的领导人无比自私、利欲熏心。因此这个世界只需要简单而彻底的改变—变成一个民主的世界。科布登期待有一天全国人民可以因“种族、宗教、语言”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被象征权力的一纸契约”硬绑在一起。

自由贸易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推进贸易文明发展，但康德可能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但纵观18世纪，专制主义评论家们都在称赞自由贸易的优势。因为与那些早年凭借海上实力在欧亚各地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独裁的行径（例如英国治下的殖民地）相比，自由贸易明显更胜一筹。拿破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认为英国正在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剥削欧洲列国，直至任期结束，拿破仑都将英国视为最大的敌人，并宣称自己的贸易封锁体系有利于欧洲大陆的集体利益。这是拿破仑对欧洲的早期预言，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欧洲以外的各个强国也会提出这一观点，欧洲一体化衍生的充满竞争性的愿景—欧洲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将深陷冷战泥淖。拿破仑失败后，亲英派全面拥护商业社会。自此，贸易活动变得文明、高效、自由，并且比贸易限制时期更为繁荣，更崇尚和平发展。曾做过拿破仑派驻华沙大使的普拉特对军事打击和贸易精神做过对比，他期望后者能占上风。在1814年发表的《欧洲文明的精神征服和篡夺买卖》（De l’esprit de conquête et de l’usurpation）一文中，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称拿破仑的存在使欧洲成为一个“大牢笼”，而英国则是“自由思想和人类尊严的庇护所”。他借该文呼吁法国放弃军国主义思想，“加入现代欧洲商业化国家的行列中，发展工业，推动文明发展”。

毫无疑问，在19世纪上半叶，科布登引领的自由贸易运动在同时代的激进国际主义者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成功的。但是，自由贸易运动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喜忧参半。因为为推动世界和平而发起的激进运动即使失败也注定会被世人铭记，正如和平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仍为后人所称赞一样。如果自由贸易运动获得成功，那也是因为他们为政治人物所利用，而他们最初构想的愿景也永远不会实现。白厅官员推行自由贸易时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自由贸易起初只是意在维护世界和平，但很快便成了推行帝国政策的手段，英国外交官们随后用大炮和舰艇强行推开了西非、土耳其和中国的经济大门。

十分讽刺的是，科布登本人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他曾完美阐述了推广商业资本主义的益处。正如他1843年在反《谷物法》联盟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

什么是自由贸易？为什么要消除各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因为贸易限制背后蕴藏的是骄傲之情、复仇之心、厌恶和嫉妒之感，这些情绪终会爆发，最后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已经考虑到上述情况。很多理论家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即使是对此最不感兴趣的著名理论家大卫·李嘉图也不能否认自由贸易很好地平衡了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这一事实。

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息息相关。通过刺激工业发展及鼓励创新有效地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权利，自由贸易可以高效合理地分配劳动力，随着产量增加，大家广泛受益，世界各国被共同的利益维系在一起。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崇尚经济发展的时代，这点从1847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全球经济学家会议上便能看出来。比利时自由贸易协会主席在大会上讲道：“我们迎来了两个第一次：第一次检验各国人民友情，第一次将上帝所说的‘互助互爱’变成现实的机会。”《经济学人》那时刚成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传声筒，它旋即刊文启蒙大众，宣传“国际主义”以推广自由贸易主义。

1815年伦敦世博会（科布登是重要的发起人之一）的会场体现了自由贸易的理念。这座以钢铁为骨架、巨型玻璃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建筑象征着开放、民主及全球化，是现代技术的杰作。“我们生活在最美好的时代，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迎来‘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历史时刻。”人类大团结的拥趸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曾这样说道，他还肯定了自由贸易人士和维多利亚时期进步人士的革命热情。

国际主义思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双边通商协定建立了处理国家间事务的新模式，相较欧洲协调的大国协商模式，新模式更加实际、民主，也不那么保守。英法两国同土耳其以及中国签订了通商协定，体现了这一新模式的又一特征：更加全球化。尽管土耳其人不太情愿接受这些做法，欧洲人却认为他们自己在传播文明。在欧洲，英法两国于1860年签署的通商协定是一个分水岭，随着另外60条类似协定的签署，西欧市场联系愈加紧密，在20世纪结束前，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市场。当时的人们都在讨论“欧洲共同利益”，他们认为贸易往来推动了国际主义发展，并且正在威胁着欧洲协调衰败的体制。19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习惯将国际主义看作“发现政治经济体制规则”的主要力量，将“商人”比作“国际沟通合作”的追随者。

科布登被誉为最卓越的“国际人”。1867年去世的时候，他的讣告撰写人说：“尽管那个称呼听上去很奇怪，但那是事实。在他之前，没人有资格被称为‘国际人’。” 教化人类的职责落到了科布登身上，他要让人们知道新的政治制度可以消除国家间的疑虑，自由贸易可以证明战争只是“混乱的状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发生与否取决于人的决定；人民一旦正确理解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是通往国际主义的一条道路，而不是这条路上的障碍物。民主观念的传播、代议政府形式的扩散以及世界和平进程的推进都源于关税改革承诺：“由于目前还不是发展国际主义的最佳时机，仅有部分政治同盟认同国际主义思想，因此科布登认为他当前的工作是为推广国际主义铺路，使国际主义思想为人们熟知，扫除其发展的障碍，拥护一切有利于国际主义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并促使其生效。最重要的是先实现贸易自由。”

正如上面说的那样，自由贸易人士相信唤醒“公众思想”是成功的关键。与福音派一样，他们的共同假设是：人类有共同的追求，因此他们会感受到民主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政府从中作梗，人民就不会自己发起战争。历代自由主义者都坚信这一点，国际联盟创始人也赞同这一观点。政客们使人民卷入战争，他们对利益的追逐将人类自私的本性无限放大，酿成灾祸。因此，人民要结成自由联盟，将不同的思想汇聚一处，为和平而战。自由贸易是国际主义的指导思想，它不依托机制以外的任何国际组织调低关税的做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有些相似，但不同于当今政坛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自由贸易颠覆了传统观念，无须政治手段就能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仍旧掌权的贵族。自由贸易最终会像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一战”后号召的那样，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人民会成为自由贸易有力的支持者。但那时，威尔逊本人的观念倒像是退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然而1919年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仍然选择强烈地推崇他，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会重拾落后思想。其实，前面几代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科布登晚年就遭遇过相同的困境。

科布登不赞同旧的外交方式，因为那种方式只代表了军国主义贵族这个特定群体的利益。科布登称，政客们贪图个人利益，介入正常的贸易活动，制定了像《谷物法》那样的条规。为了让高额税收和不必要的军备支出看似合理，他们不断重申权利平衡的重要性，并挑起地区间冲突。这样看来，减少征税额度就是一项和平政策了，而权利平衡这个概念“已经荒谬到不能用‘谬论’、‘错误’或是‘欺骗’等词来形容了，甚至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因此科布登主张英国远离一切国际纠纷，是否支持土耳其或攻打俄国都与英国没关系。他认为英国人最好安坐家中，收拾收拾房子，做些喜欢的事挣点钱，而不要“为了谋求邻国的发展，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而整天打打杀杀，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终是徒劳”。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科布登和他的支持者不得不面对正推着政客们走向战争的所谓战争精神。他们向来在意媒体和民众的声音，但现在这些声音变得极具攻击性，他们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科布登曾怀疑道：“我们还是理性的、进步的物种吗？”他建议和平主义者对此保持沉默，因为战争的不合理性会不言自明。科布登始终坚信，分析经济现状是对大众最好的教育。但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分析人士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民众的行为不受理性分析的影响。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主义呈保守趋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兼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为此调整了功利主义的教义，因为普通民众远不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般理性。19世纪50年代，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恩底弥翁》（Endymion），书中强烈批判了科布登的极端理性主义。“他们给这些混杂的观点起了个新名字，”一位代表如是说，“他们管这叫‘民意’。”时任英国女王、时尚教母以及保守党领袖泽诺比娅（Zenobia）说：“多么荒谬！这只是一个称谓罢了，别指望他们能像女王或上下议院那样有什么好想法。”媒体人不再理性，他们拟定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在报纸头版刊登竞选新闻。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英国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 Aberdeen）也抱怨道：“尽管身为首相，但我还是要取悦媒体……他们总是嚷嚷着要加强政府干预。媒体很霸道，现在他们让政府也变得霸道了。”如此看来，出版物的论调以及高涨的民意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将国家推向战争。

自由贸易并没有因科布登的去世而被遗忘。未能成功举办的1875年欧洲关税大会反而成为科布登主义的绝唱。自那以后，这第一位“国际人”逐渐被遗忘，这一点在欧洲大陆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学”逐步登上了舞台。1871年德国重返国际舞台之后，强大的敌对联盟崛起，致使1882年后亚非地区遭受了疯狂的土地掠夺战争，自由贸易的国际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各国更加崇尚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席卷世界，科布登俱乐部遭受围攻，各国纷纷“放弃自由贸易”。然而讽刺的是，当全世界都在反对自由贸易的时候，曾被科布登批判的大英帝国却视自己为自由贸易的保护者。但在别人看来，英国实行关税改革不过是为了谋取暂时的经济利益。总之，自由贸易运动与和平运动密切相关，同和平运动一样，自由贸易在国际主义盛行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曾辉煌过。一个世纪后，自由贸易再次辉煌。大萧条及“二战”后，美国成为新兴大国，并重提自由贸易。正是因为美国，自由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它的统治地位。

属人主义：民主与和平

维多利亚时期中期，国际主义出现了第三种新兴元素，在当时被称为“属人主义”。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多认为民族自豪感不利于国际和睦以及世界和平。但是这种观点是最近才形成的，自民族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欧洲大陆初现后，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19年，在去巴黎开展国际联盟成立的筹备工作之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先去了趟意大利。在热那亚，威尔逊冒着瓢泼大雨，在该市最杰出的一位伟人的纪念碑前发表了演讲。他说：“他毕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能与他成为同道中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威尔逊的讲话中提到的这个人，也就是纪念碑的主人，正是朱塞佩·马志尼。他是统一意大利的功臣，是推翻梅特涅体系的改革者，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历史上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开创性思想，而马志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只有出现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后，世界和平才能实现。在他死后很久，人们才认识到这种观点的深远影响。正如伍德罗·威尔逊称赞的那样，与仅需成立一个世界政府的观点相比，马志尼这种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想法更具优越性。然而国际联盟以及后来的联合国都还只是一个世界政府。总之，马志尼是第一个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考虑国际合作的人，也是历史上持类似观点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

最开始，马志尼的对手是哈布斯堡家族及其背后的神圣同盟。正是因为他们的暴政，加入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的马志尼才被投入大狱，最后又遭到放逐的厄运。这段经历坚定了他反君主政体的信念。1832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并统一意大利，马志尼建立了意大利青年党。不久之后，他写道：“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同那些国王联盟。我们不会欺骗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依靠国际条约和外交诡计是无法获得自由的。我们不会向会议条款或者君主内阁低头以换取自己的幸福。所以，意大利人民请听好：我们绝不和国王打交道。”

马志尼反对君主，他对早期流亡国外的意大利人提出的世界主义也不全然认同。这些人都认为有些事情比一味顺从国王和君主更重要。但是马志尼认为世界主义者夸大了理性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没有认识到大家联合在一起为“国家”而战才是实现人类和睦最有效的途径。马志尼认为“国家”就是义务和责任的象征，它因无私而高尚。而过时的世界主义崇尚以自我为中心，因而显得自大妄为。马志尼之所以厌恶边沁和功利主义者，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推崇唯物主义。马志尼认为民族主义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精神高度，它的实现需要大家互帮互助，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利益的集体行为。这就好比在一个家庭中，家庭的整体利益凌驾于每位家庭成员的利益之上一样。国家与其人民之间就是如此，或者往大了说，整个欧洲及其人民的关系也无外乎于此。因此，马志尼改变了观念，转而鼓励欧洲大陆各民族国家以民主形式联盟，即推崇“民族神圣同盟”。青年意大利党成立后三年，马志尼同几个逃亡者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建立了青年欧洲党以配合国内革命，这次革命有可能推翻“神圣同盟”。

现在的人们不太能够接受如此高尚无私的观点，也难以消受关于“意大利灵魂”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讲话。这些讲话曾煽动起一轮又一轮的起义，但是收效甚微，还白白搭上了许多生命。不管怎样，马志尼的能动性、大量的书信作品（仅意大利语版的作品就有94卷之多）以及他的威望都是他的资本，这些资本让他比同时代的和平主义者更有条件解决政治动员时遇到的实际困难。“人民神圣同盟”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沙皇亚历山大（Tsar Alexander），而马志尼更想做欧洲革命者跨国组织的指挥官。按道理讲，与零星的、互不相关的各种单边行动相比，联合国内部的各种起义推翻“神圣同盟”独裁的胜算更大。马志尼曾写道：“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所有为同一目标奋斗着的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同时起义，这样我们就会获胜。到了那时，哪位别国的暴君还顾得上管别人的死活呢？”

他痛批科布登的孤立主义，说那项政策“糟透了，是怯懦无能的表现……将无神论带入国际生活，过度追崇个人利益”。马志尼流亡时大都待在伦敦这个反抗君主制的政治中心。他致力于让英国放弃和平主义和不干涉原则，转而开展我们现在所说的人道主义干涉和民主建设。虽然他最终没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联合各种起义对抗君主独裁，但他的影响却依旧广泛。马志尼与卡莱尔（Carlyle）、米尔等杰出的作家素有交情，自己也多有文章发表，这些都使他在英国享有盛誉，其声望及影响也因此从英国迅速扩大至欧洲大陆乃至大西洋地区。

干涉论的提出给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自由派造成了困扰，马志尼是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之一。为了让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帮助意大利和其他受压迫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他明确提出了实施国际团结的人道主义的理由，这个缘由直至今日还能引发共鸣：

人们开始意识到……国际责任作为纽带将各国人民维系在一起。因此，如果世界的某个地方，甚或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旦犯下明显的错误，就会被定罪。其他国家也不会因为与出事地点相隔较远就幸免于难。想象一下，如果在当今年代，土耳其境内也发生了基督教大屠杀，情况会怎样呢？

然而遗憾的是，英国最终没能击败意大利半岛上的奥地利独裁者来帮助希腊人民重获自由（英国曾在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中帮助希腊获胜）。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和英国主流自由主义舆论原本坚守着科布登反对介入一切国际事务的原则，但现在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就连科布登本人也有所动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压迫的民族无须为争取自由而战。马志尼就曾发表文章号召人民反抗，并亲自参与了1848年起义。他认为一旦国家重获自由，就应该发展文明，建立殖民地。在马志尼眼中，意大利注定要承担“时代赋予它的传播文明的责任”。他还建议意大利“一旦时机成熟，便可入侵非洲大陆最北端的突尼斯，并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这样一来，自由民主主义同时具有了国际主义（面向欧洲各国时）和帝国主义（处理非欧洲事务时）两种特性。马志尼重视欧洲，20世纪的国际机构依旧深受这种态度影响。

马志尼的“国家纲领”强调自救、互助以及学习。他资助了伦敦中心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专门接收贫困的意大利工人的孩子。马志尼的教义中并不涉及阶级斗争，也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试图削弱人们对民族统一的渴望。所以，意大利人直言不讳地说那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危险的。1842年，马志尼撰文称拯救“被共产主义迷惑”的工人十分重要。8年后，他同意在伦敦成立“欧洲中央民主党委员会”，为由民主主义者组成的青年欧洲党提供指导。当时他曾谈到有必要帮助“民主国家”摆脱“鼓吹无政府的共产主义”。

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类新兴术语的含义尚未定性，且常被误读，但这并不妨碍这两个名称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广泛传播。1846年，半自由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Cracow）爆发了起义，但随后很快遭到奥地利镇压。波兰威胁说要彻底消灭激进运动，这一表态再一次成为头条新闻。在伦敦，宪章运动领导人和诸多记者围堵在一个名为民主党联谊会的激进组织门口为波兰募捐，并号召其他国家的革命移民出钱出力。马志尼担心“民主党联谊会”有社会主义情怀，因此极力回避他们。为了让外交部变得更加民主，他选择支持人民国际联盟，该组织由一个极具竞争力且相当有威望的游说组织创立。在随后的两年中，英国激进媒体同对立方的支持者展开了一次激烈的对话。两位德国激进人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德国民主党在布鲁塞尔的代表参与了此次对话。

如果说马克思同马志尼的隔空争论对帮助我们了解冷战时期的国际事务十分重要，那么早在维多利亚时期，这种争论在激进政治思想的较量中就已拉开了序幕。从他们二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国际主义观念：一个是基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民族化解放运动，另一个是共产主义下的国际主义。在20世纪，这两种观念背后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尽管两国迅速对立起来，但实际上，它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在国际秩序这一问题上，他们都认为国家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宪章运动的影响，引发了两派之间的争论。他们写道：“英国的工人阶级非常清楚，资本家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该有个定论了。”马志尼十分厌恶这种论调，因为他的“人民国际联盟”是“为维护民族利益、促进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增进感情”而设立的，而维护工人权利不是他们的职责。随后，在4月，马志尼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痛批共产主义。在《民主思想》（Thoughts upon Democracy）一文中，他称共产主义是对自由、进步和人类道德发展的否定，专断残暴至极，甚至会毁掉全人类。

当时马志尼对马克思及恩格斯尚未特别留意。他的首要攻击目标是边沁掀起的唯物主义思潮，而不是激进的左派。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社会主义者被激怒了，并迁怒于他。1847年年末，马克思前往英国并给“民主党联谊会”做了演讲。很明显，他的讲话是在反驳马志尼及其国际主义观念。“各国际联盟合在一起，如兄弟般和睦相处，这些都只是资本家们常挂在嘴边的空话，”马克思如是说，“倘若工人阶级可以在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获胜，那就意味着人类摆平了国家间及产业间的各种冲突。而这些冲突正是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的原因。同样，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意味着被压迫民族重获自由。”德国的激进工人成立了一个小组织，最近他们将组织的名字由“正义联盟”改为“共产主义联盟”。从英国回到布鲁塞尔后不久，马克思与恩格斯就为该组织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该书的开篇十分有名：“整个欧洲陷入恐慌之中，人们对共产主义充满畏惧。”“古老欧洲的各大政治力量联合起来，试图驱散这种恐慌感。罗马教皇、俄国沙皇、梅特涅、基佐（Guizot）以及法国激进人士、德国警探都参与其中。”很快，事实便证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就是那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这足以表明马克思反对马志尼计划的重要性。

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志尼与社会主义者持续对抗。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定居伦敦，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潜心做研究。与马志尼相比，马克思更讨厌那些总是缠着他的德国逃亡者。讽刺性文章《逃亡中的伟人》（The Great Men of the Exile）就是马克思对他们的讨伐，该文直至20世纪才得以发表。文中还尖锐地批评了马志尼，称他的国际主张是骗人的把戏。原文如下：

1849~1852年的民主派逃亡者上演的大剧早在18年前就拉开了序幕，那时的参演者是1830~1831年煽动政治的流亡者。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批政治流亡者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仍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着。他们继续煽动群众，制订各种全球计划，还成立了临时政府，在世界各地发表激昂的言论。这些老手的经验以及骗人的技巧明显强于他们的后辈。18年来，他们习惯了搞些阴谋诡计，四处宣讲，欺骗大众，炫耀自己，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他们就这样练就了敏锐的判断力。马志尼也因此肆无忌惮，认为自己有能力担起“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重担。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铺路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国际主义”这个术语几乎等同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苏联成为世界强国之后这种情况更明显了。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主义”的思潮在“第三国际”时达到全盛，人们熟知的“1919共产国际”就是第三国际，该组织由列宁创立，目的是促进世界范围内共产党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而随后，由托洛茨基（Trotsky）领导的“第四国际”就没有那么成功了。

19世纪中期涌现出大量关于国际秩序的构想。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其实就源于这些构想，要正确看待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就不能脱离维多利亚时期这个时代背景。和往常一样，当时最根本的任务还是要防止1815年成立的保守组织欧洲协调重掌大权。欧洲协调反对马克思的国际秩序观，并扬言要削弱马克思的势力。但事实却是，到19世纪40年代，就算马克思不向那些威胁和挑战自己思想的国际秩序愿景开火，欧洲协调的国际威望也会日渐衰落的。

当时处于全盛期的自由贸易便是这些愿景之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及他随后驻留过的其他城市，马克思都曾试图让国际主义者自觉改变对传统政治经济的看法：实际上，全球盛行的资本主义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凯旋铺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自由贸易代表大会的演讲中提到：“我们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只有通过自由贸易，那些自身存在最尖锐矛盾的经济法才能将缺陷暴露在公众视线中，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眼皮底下。一旦所有的矛盾汇聚到一起，两大阵营就会对立起来，冲突便不可避免。而冲突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在他主办的新闻杂志中，马克思十分关注自由贸易运动，尤其关注科布登其人。马克思还很关注自由贸易的政治力量和各种艰苦的努力。1857科布登在曼彻斯特选区竞选失败之后，马克思便深刻地领悟到，沙文主义和国外冒险主义的实力比科布登预料的强很多，而科布登一直信赖的民意，更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关于民意，马克思曾讽刺地写道：“平心而论，民众之所以支持帕莫斯顿（Palmerston），一半要归功于他自己，另一半则要感谢科布登的愚蠢。”

在马克思眼中，自由贸易还是顺应历史进程的，而让他更担心的是马志尼正在偏离正确的轨道一意孤行。自1864年起，当时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成为马克思工作的重心，最终使马克思的名字家喻户晓。联合会最初成立时并未明确其主张是什么，对于一个由英国公会组织者创办的协会而言，要形成意识形态立场的确需要时间。协会成立典礼开幕前两天，马克思的一位裁缝朋友约翰内斯·埃卡留斯（Johannes Eccarius）问到这个组织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得到的答案很模糊，为此他很困惑。他向马克思抱怨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他们说的话我也听不懂，这种情况让我怎么在典礼上发表关于该组织的讲话啊？”到了典礼举行当晚，情况有所好转，会议的主发言人是英国劳工公会的领导乔治·奥哲尔（George Odger）。他概括了波兰当时所处的困境，还谈到英法两国工人阶级联手的重要性，并重点阐述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事业”，需成立有效的“人民互助会”对抗“国王及君主的会议和宴会”。

乔治·奥哲尔这些豪言壮语颇有些马志尼的色彩。马志尼在当时伦敦的欧洲政治逃亡者中很有名，深受奥哲尔爱戴。因此，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在制定纲领的时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志尼思想的左右。那时“意大利工人联合会”正在那不勒斯召开会议，会上宣读组织规章的人也是马志尼的支持者。他的提议得到了一致认可，被国际工人联合会伦敦委员会采纳。

马克思为这个新建的组织投入了大量心血，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状。眼前的状况令他十分震惊。他告诉恩格斯：“这样的序文冗长无味，根本就是未经慎重思考胡乱写出来在这里滥竽充数的，文中随处可见马志尼的踪迹，根本不算是合格的原则声明。”为销毁该序文，马克思迅速行动，亲自起草了另一版本—《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宣言》（Inaugural 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es）。“该序文全部由我本人编写，剔除了原则声明部分，原先的41条规章浓缩为10条。文章中涉及国际政治的内容中，所有的‘民族’字眼都被改为‘国家’……我不得不在序言的条款中加入了两个有关‘职责’和‘正义’的词。”这也是马克思对马志尼思想的妥协，这个两个词也是对马志尼所倡导的“‘真相、道德以及公正’等思想的相似表达，只是这样讲会更温和一些。”

“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历史学家们倒没有受马志尼多大影响，非但没有多受影响，他们还认为该组织的成立会带来共产主义的胜利，该组织会使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以破竹之势在莫斯科发动革命。这些历史学家自然认为第一国际是先驱性组织，该组织让马克思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成立联合会的主意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不过联合会的两个重要创始人乔治·奥哲尔和威廉·克里默（William Cremer）早在伦敦工人运动时就积累了宝贵的组织经验。而在国外，意大利的统一及美国内战激起了改革的热潮。1863年3月，为了表示对美国北方的支持，国际工人联合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很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克里默便是其中之一。马克思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告诉恩格斯：“工人们的发言太精彩了，他们没用到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字眼，却将反对资本家的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同年爆发了反对沙俄在波兰统治的起义，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要求首相保证不会取消对俄战争。法国是促使劳工国际主义出炉的最后一剂催化剂。1862年，拿破仑三世鲁莽地帮助一些工人参加了伦敦世博会。就是那次，英法两国的工人用一盏茶的工夫便达成共识，计划在伦敦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方便两国工人相互交流。不出所料，联合会第一次召开会议时马克思就已经察觉到了，他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写道：“‘真正的力量’参与进来了。”

在工业革命的中心地带，工人们在行动。但是，没人知道国际工人联合会要把他们带向何方。是同以前一样追随马志尼和他的民族主义共和制，还是选择马克思那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马志尼的思想作为初期指导思想得到了联合会首份官方报纸《蜂巢》（Beehive）的认可。该报称，“不过度妨碍资本家对其合法权利的追求，工人的权益就有保障了”。马克思本来不会在意这些，但是作为联合会领袖，他每走一步都十分谨慎，这种做法大大出乎那些熟悉他早期文章的人的预料。马克思曾跟恩格斯说过：“让刚刚恢复的运动接受原先那种大胆的言辞需要一些时间。”他起草的成立宣言重点分析了《资本论》中的细节内容，较少使用《共产党宣言》中那种激动人心的措辞。和马志尼一样，马克思也明白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同时展开活动。但是，马克思从工人的激进行为中看到了实现上述理想的曙光—“工人合作已遍及全国”，这为实现“不同国家的工人如兄弟般联合在一起”这一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相同的规划说明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但马志尼不断向英国人鼓吹自己的思想，这一做法令马克思大为恼火。国际基本文件的源文件被送往意大利而不是给他，这也让马克思非常生气。他坚持认为马志尼的公有制构想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专制”，马克思对记者如是说。他始终坚信意大利在历史进程中注定失败。1867年9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满心欢喜地写道，许多欧洲工人组织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新一轮革命的到来也许比预期的要早，等到这场革命真的到来时，我们（你和我）就会拥有超强的能量。同马志尼等人30年来的种种行动及其结果相比，我们不需要提供任何资金赞助……这一点实在令人欣慰！”

1871年5月，“巴黎公社”遭遇血腥镇压之后，马志尼与马克思两人终于深入交换了一次意见。这次流血冲突发生在法国首都巴黎，交战双方是“公社”的支持者和“第三共和国”的军队。战争期间，马克思没有发表什么评论，但他随后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赞扬公社的成就，这本小册子被广泛传阅。“流血周”内政府军杀死了20多万疑似公社社员。马克思主要通过媒体关注双方战况。“流血周”仅过去两周，马克思就发表了《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联合会总理事会发言》（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n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他的结论是：公社的失败证明了不成熟的革命是十分危险的。但是马克思的分析丝毫没有谈及新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儒勒·法夫尔（Jules Favre）。正是这个人，立刻为马克思和共产国际做了有力的宣传：他号召欧洲所有同仁一起努力，消灭这个“孕育战争和仇恨的社会”。尽管马克思与“巴黎公社”没有任何关联，也不想效仿公社的做法，但他的“威望”确实因此提高了不少，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因此暴露在聚光灯下，尽管并没有多少公社随之曝光，这些报道也并不是为了让世人效仿。但大量的采访和关于马克思的介绍还是随之而来，他几乎成了国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我很荣幸在这个时刻成为伦敦受到诽谤和恐吓最多的人。20年来我的生活平淡无味，我的思想也没有受到重视，这样看来，受到诽谤和污蔑也是件好事。”

与马克思不同，马志尼可不认为“巴黎公社”有什么可称赞的。他认为公社的行为是反国家的，其成员各自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这种做法会引致一场道德灾难。“不计后果地追求地方利益会让他们忘记‘祖国’这个词蕴含的神圣意义。”马志尼如是说。法国内战令他备感担忧。晚年亲见罗马被皮埃蒙特军队侵占以及共和制在法国失败，他的世界仿佛因此崩塌。马志尼与法夫尔看法相同，两人都认为马克思和他的共产国际需要为此承担部分责任。“马克思这个德国人就是第二个（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Proudhon），他难以对付，并对当今世界不满，只顾着搞阶级斗争。”这位意大利人认为工人阶级被“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迷惑住了，他将愤怒和担忧化作一篇公开谴责的文章，刊登在1872年的《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中。“共产国际的倡导者是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这个人专横跋扈，忌妒他人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哲学或宗教信仰。恐怕他性格中的愤怒远远多于爱。另外，他的处世态度与蒲鲁东相似。”马志尼进一步提到：“对于欧洲工人组织来说，有一个合理的指导思想应该告知它的追随者：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他自己拒绝加入共产国际也是因为该组织违反了这一原则。不出所料，当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暗示马志尼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时，马克思不以为然，笑着说道：“他只是老式中产阶级共和制的代表，其他什么也不是。”1875年马志尼死后，马克思评价他为“第一国际最不可调和的死敌”。

马志尼与马克思两种不同思想的博弈意义重大。他们一个提倡民族主义，另一个倡导共产主义。自1917年起，因坚持上述两种不同理念，伍德罗·威尔逊和列宁形成对抗。但是，历史的进程并非直线型。实际上，这两种思想在20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后，都迎来了衰落。我们已经看到巴黎公社是如何削弱马志尼的：其实早在1861年，他就曾写道，“‘民族主义’（Nationality）本是神圣的，但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带有偏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意大利，马志尼的威望也随着他的离世降低了。尤为讽刺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在热那亚参拜马志尼雕像的时候，那个国家的人对马志尼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威尔逊这个美国人表现得明显。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志尼与社会主义者决裂，人气急速下降；另一个原因是，“一战”前的几十年中，温和的、主张安抚的民族主义的处境分外艰难。在德国，民族主义衍生出一股危险的新型政治力量，即俾斯麦当政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当时他们已深陷普法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脱身。军备竞赛日益激烈，全球各个大国财政预算因此变得紧张。至于自己的思想为何会被东欧不同种族的地区采纳，马志尼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他偶尔会漫不经心地谈到“土耳其帝国残骸上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联盟”，好像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只有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一样。在东南欧地区，他期待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崛起，从而带动“其他12国起义”抵抗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专制。然而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最晚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独立国家的出现，在这片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土地上，新兴国家很可能会相互攻击，战乱不断。

紧接着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规划促成了统一及合并，国家和市场随之由小变大；而在东欧，情况则恰恰相反：大型市场被分成几个小市场，不同市场划分明显，相互间的交流沟通遭遇了新的障碍。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Acton）公爵在一篇文章中最先抨击了民族主义，到了19世纪末，反对民族主义的呼声四起。阿克顿为“帝国”辩护，称其反抗多数的专制，是民权社会的守护者；“帝国包容不同的民族，从不压迫任何民族”。他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历史的倒退”。越来越多的自由党人也都赞同这一说法，他们质疑对中欧和东欧较大国家和较小国家一视同仁的做法，认为对波兰、匈牙利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斯洛伐克、塞尔维亚、鲁塞尼亚这样历史不够悠久的国家就应当区别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不尽人意。19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行为，马克思推崇的中央集权的革命社会主义路线开始走下坡路，在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的倡导下，工人力量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马克思去世前曾迅速地把共产国际阵地转移到了纽约，以免被巴枯宁的支持者推翻。在南欧及美国，无政府主义备受工人阶级欢迎。俄国情况大抵相类，19世纪8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风头盖过了马克思理论，随后，依靠潜伏在皇家部队的“地下工作者”的协助，无政府主义席卷了整个欧洲。无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国际主义，我们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让它永久地存活下来。1907年，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花费数小时探讨无政府主义立场是否正确，新建国际组织的存活时间会不会不及现在的马克思共产国际。潜伏在组织内的卧底和秘密警察制造了一系列暗杀和爆炸事件，无政府主义因此声誉受损，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908年的经典作品《星期四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就是以此为主题创作出来的。到1900年，无政府主义表现为革命社会主义，并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与此同时，在恺撒掌权的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处在议会制度适应期，英国劳工党也经历着类似的事。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左翼评论员、记者约翰·雷（John Rae）1901年发表评论说：“革命社会主义后期，多了一些机会主义者，少了开始时的热情，演变成诡诈的王朝社会主义，因微薄小利与议会斗争，尽管这会带来危害，但尚未突破现存社会的界限，不像那种殊死一搏的旧式战争那样，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违背了社会现实。”

马克思的想法最终发展成了马克思主义。该思想体系内容丰富，可塑性强。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诠释，他们更多时候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却很少用它指导革命。许多社会主义政党一旦在议会有了一席之地，其革命前景就会变得十分惨淡。在外交方面，国际主义表明了其坚持和平的立场。马克思在曾经的和平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曾辩解道：“‘国际工人联合会’本身就是一个和平组织，因为它联合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战争还是在1914年爆发了，这就证明社会主义国际化并不足以阻止战争的发生。

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激进国际主义的三个主要流派的发展路线是相似的：最初对革命前景信心满满，虽收获了几场胜利，但仍有矛盾未得到解决，随后革命陷入僵局，停滞不前。是什么让这三股力量不放弃革命、继续前行呢？答案就是：他们都希望阻止欧洲协调的复辟计划，并坚信会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处理欧洲事务，这种方法关注政治意识扩张，重视由贸易和现代交通工具带来的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但是这三股改革力量又有着相同的缺点，他们都试图回避已经存在的政治障碍，对自己过度自信，认为改革正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他们都低估了现代国家发起的政治挑战、外交考验以及民族主义斗争。社会舆论的好战情绪、19世纪末保护主义的回归，这些都令自由贸易者以及和平运动参与者感到震惊。马志尼以为，在人类共同目标这点上，民族主义者和他有相同的信念，但是俾斯麦和加富尔却不这样想。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认为选票箱就是个摆设，认为阶级稳定比民族或国家忠诚更为重要，但是欧洲的工人可不这样想，他们希望由自己选出领导人，想要为自己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