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8年1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冷战结束终于指日可待，千禧年也将由此摆脱冷战的阴霾，为世人带来更多对未来的期冀。在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在边境地区进行单方面的大幅裁军，他呼吁“世界新秩序”的到来，提议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苏联的这一转变无疑令世人瞠目结舌。美国的有识之士为冷战时期的结束而欢呼雀跃，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也提出了他对于“意识形态一事”的看法。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后不久，他向国会承诺尽快把军队调离伊拉克，并畅言未来：
世界政治终于雨过天晴……世界秩序也终于迎来了破茧成蝶后的新纪元：新时期的人类将从恐怖主义手中勇夺自由，世人必将更加坚定地追求正义与和平，世界也将会更加安稳康定。新时期的世界各国，无论东西南北，无论贫弱富强，都将实现繁荣发展，和谐共进。一代又一代的先辈不遗余力地探寻着通往和平的道路，而千余次的战争冲突却在不断摧残着人类的努力。今天，新世界终于在人类的抗争中到来了。
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而言，超级大国间紧张局势的缓解开启了国际合作及联合国复兴的新时代。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却意味着世界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专制专权。电视布道家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在其1991年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中警告世人说，邪恶势力正在密谋着以人道之名接管世界。几年后，神父蒂姆·拉艾（Tim LaHaye）的《末世迷踪》（Left Behind）问世，这是一部预言世界末日的悬疑小说。小说风靡全球，书中的反基督角色被大胆地设定为英俊潇洒、能言善辩、魅力不凡的年轻联合国秘书长尼古拉·卡帕斯亚（Nicolae Carpathia），但现实中的尼古拉实际上是一个伪装成和平信徒的暴力狂，是个手段残忍暴虐的罗马人，他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建立全球集权的独裁统治。
一些不赞成发展壮大联合国的反对派人士被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预言一语点醒。威尔斯在其1993年的科幻小说《未来发展趋势》（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中勾画了世界政府最终胜利的美好画面—他称之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案”。这本书描绘了一场长达10年的欧洲战争，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和人类文明的几近坍塌—这样长时间的混乱仅仅在英语国家独裁统治期间有过短暂的停滞，彼时，他们摧毁了全球各地组织完善的宗教，为世界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与和平。几年后，预言照进现实，战争在波兰爆发了，于是这位英国小说家开始呼吁他的读者为创立世界新秩序、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无数人……将会仇视世界新秩序……并且会做誓死抗争。”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威尔斯写道，“我们将铭记受尽磨难的一代人，或者说受尽磨难的反抗斗士”。在新千年的第一次美国大选中，右翼候选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重申了这句话：“没错，威尔斯先生，我们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受尽磨难的斗士。”布坎南奉行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从他低到0.4%的得票率便可窥见一斑。但即使在乔治·H·W·布什成功当选之前，每次美国国会在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赞助金额进行讨论时，公众对联合国的支持率都会下滑，对国际组织的抨击也愈加激烈，无一例外。新总统公然背弃了他父亲的多边主义道路。“感谢上帝让联合国灭亡。”布什的顾问新保守主义人士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在2003年3月时这样写道，此时正值美国对巴格达大肆轰炸。
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得出来威尔斯在《未来发展趋势》中所描写的愿景和蒂姆·莱希、帕特·布坎南、乔治·H·W·布什的世界愿景已是天壤之别。大英帝国的现代主义一派坚信技术统治论，而美国则在20世纪末笃定地走上了自由主义道路，两方相去悬殊。如果一方对其政府及各种机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得自信满满，另一方则会认定“大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对极权主义形成持久威胁。的确，威尔斯时代的多数人都会认为他的想法遥不可及—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这就好比将黑鹰直升机坠落事件与世界政治精英密谋的世界秩序相提并论一样毫无意义。当然，自伊拉克方面惨败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恢复了多边主义，乔治·W·布什在第二届任期内极不情愿地回归了多边主义，在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多边主义政策显得更加笃定。不过国际政治的发展轨迹已经清晰可见。我们对国际机制理念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对国际机构笃定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
但美国失去的远不只这些。国际主义乌托邦由来已久，占据了过去200年中的大部分历史，涉及的意识形态之广、种类之多自不待言。威尔斯提出的在全球建立一个理性的超国家政府的理念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与威尔斯派不同，共产主义分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探索着彻底超越国家的统一道路，期待着实现各民族的“后政治融合”。在成立世界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个阵营之间的中间派国家中进行安然有序的合作（用专业术语来说，即他们主张政府间合作主义，而不是仅仅由各种超级国家机构进行收效甚微的改良），这一理念激发了联合国、欧盟以及其他多边组织对未来的期盼。这些组织纷纷怀揣着希望、幻想和恐惧竭力谋求发展，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期待着人类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全人类的解放我们企足而待。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吹嘘我自己的版本在诸多人类梦想的未来中是多么正确，也不想宣传其中的某一版本如何优于其他版本。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类追梦的历史进程，并对其中几个宏伟梦想在人类缔造的国际体制中成为现实的历史过程予以呈现，此外，本书还会探讨这些体制对当今世界产生过哪些影响。
这些理念和体制起源于欧洲，随后传播到大西洋沿岸和全球，在此期间，西方世界长达两个世纪的霸权统治正一步步走向衰亡。因此，本书由19世纪早期开篇，以西方为主体，在欧洲复兴的外交家中间徐徐展开。1815年，他们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府模型—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列强以会议的方式协商处理欧洲重大问题的“欧洲协调”。从1815年开始，欧洲协调的政客们定期举行会面，防止可能出现的单方称霸行为，镇压革命暴动，将战争扼杀在襁褓之中。不过很快，正反两面的逻辑辩证关系也开始显现。如果说欧洲协调是应对拿破仑的策略，那么19世纪人们所理解的“国际主义”便是应对欧洲协调的策略。国际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后，受到了各方激进的指控。“民族主义”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信条，国际主义分子也十分拥护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携手同行，协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公平的世界。国际主义分子坚信他们掌握了通往未来的金钥匙，把自己定义为受他们轻视的保守派外交官的反对派，这两派理所当然地水火不容。卡尔·马克思等人会希望工人团结一心，而视马克思如死敌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则希望共和派爱国人士能结成“国际联盟”。新教福音派动员人类加速成立“兄弟会”；商人和记者则呼吁自由贸易和工业文明的传播；科学家期待着全世界实行新的通用语言，传递技术知识，建设团结人类的大工程项目；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政府是问题所在，成立短期的无政府国际组织就会使问题迎刃而解；在法学家看来，政治家是问题的根本，他们督促国家停止战争，利用仲裁或世界法庭解决各国间的分歧。到19世纪末，就连欧洲的秘密警察都在利用国际会议来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成了各方势力的主战场，其中充斥着多种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巨大差异，他们有的在此规划着自己的梦想、有的在此处心积虑地策划着阴谋。
本书的第一部分开启了对这些发展历程的探索之旅，随后几章描写了国际主义是如何受到新世界秩序和理念构架的拥护，以及国际主义是怎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同强权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像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大型国际组织，它们的发展历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尽管受到世界强国的声援资助，它们的成立过程仍然披荆斩棘。说到底，是战争催化了这些组织的诞生。两战间的评论家坚信政治体制需要有机地发展起来。他们认为，政治体制这种特别的人为事物及其新特性都是人类面临的挑战，在他们看来，如果国际联盟的理念能够赢得全球人类的一致认可，它就有时间赢得人们的信任，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这也正是帝国曾走的老路。因此，越来越狭隘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紧张的局势，而这一局势已经从一开始就同新的国际机构联系在一起，世界强国希望利用国际机构实现本国的发展和扩张，普世理想和溢美之词也发源于此。
当然，历史上的大部分强国并没有感受到国际联盟、共产国际以及联合国等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比如说，纳粹德国就对国际组织的理念不屑一顾，而处在世界权力顶端的英国和随后的美国为什么又要投入精力和政治资金建设国际机构呢？这就解释了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历史学家的著作表达了对国际主义的欢迎，认为它是国际社会在道德层面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国际组织的设立毫无疑问是必要的。有些学者认为体制只是强国实现自身利益的保护伞，所以他们与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相反。政治学家已经对多边主义的优点提出了质疑，不过学者和决策人士的对话多数都是围绕着美国进行的：美国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定位以及联合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能有哪些帮助。他们使用的措辞都是能获文学奖的“准科学语言”，其中许多话题是关于理性、责任分担、博弈论和风险逻辑的。不过，这些话题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美国的当权者提供咨询意见，所以很少会提到自由国际主义多种典型形式下的意识形态目标。
实际上，英国和美国都能为自己提供充分的理由去接受国际主义政策中的折中理念。如果说英国人1918年支持国际联盟是为了保存其对欧洲领土的分配权及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那么美国人作为大举建设国际联盟的后继者就是要保护世界强国在“二战”期间达成的共识，这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模板框架，让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更能为本国民众所接受，因为民众一直对美国深陷他国事务难以自拔的现象心存不满。美国政府加入国际机构并没有使美国受到很多的限制，而是成功演示了普世主义和例外主义前所未有的结合，它已然能够主导世界的规章法则使其基本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了。同时，当美国的立法者对某些规则不满时，他们总是能为本国争取到豁免权，使其免受规则的束缚。因为每个国际组织都希望美国能以某种形式加入进来，所以这些双重标准也就这样被视而不见了。
因此，国际组织的管理及其内部人员的选拔必然成为并一直都会是那些强国的重要利益所在，从“一战”结束后英国人当选国际联盟秘书长到如今日本人被任命为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负责人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的这一任命是由美国外交官在2009年时精心安排设计的，因为这位日本秘书长“是美国法庭可靠的盟友，他会坚决拥护美国的关键性政策决议”。然而，若单说此事是美国图谋的一次暗箱操作并不准确，也不应仅凭此事就认定美国政府的决策领导人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认为他们一味地鼓吹普世主义，而内心却是十足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真诚是整个国际机制必要的润滑剂，在这一体制下的各个国家休戚相关、盘根错节，如果各国间不能达成广泛共识，不能认同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整个世界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国际机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
国际机制的发展硕果累累，1945年之后更是成绩卓著。历史证明，任何国家想凭借一己之力掌控那些多边国际机构并没有那么容易。实际上，多边国际组织不会屈从于任何国家，这一点一直都是单边主义者对其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原因，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选择疏远联合国，随后转而支持比较容易控制的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变化也正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复杂的情势、疏离的做法以及紧张的关系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国际机构的扶持，如果不是顶着那些机构的名义行事、借以它们提出的宏大抱负—稳定世界货币、控制流行传染病、传播民主和发展理念来开展工作，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在1945年之后如此迅速地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如今，全球的决策事务越来越多，决策形式也比过去更加多种多样，那些漫不经心的学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那些官僚政治类的首字母缩略词搞得云里雾里了。这些缩略词指代的对象中包括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WEU（西欧联盟）这样的军事联盟；包括典型的政府间组织，从UN（联合国）到ILO （国际劳工组织）、ICAO（国际民航组织）、ICC（国际商会）、WHO（世界卫生组织）、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专业机构或协定；还包括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ion）、美国和非洲国家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s of American and African states）等地区性机构；还有后帝国际联盟邦，其中有英联邦、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准政体欧盟；还有定期召开的如20国集团峰会（G20）之类的首脑会议等。更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机构，其中许多机构也或多或少地对当今的全球政治产生着影响。
对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政坛进行操控再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掌控国际政坛更是难乎其难。如果说国际主义在一开始体现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和世界强国的需求，那么现在的国际主义已经明显超越了过去的含义，体现出明显的多中心化和多方向化。在过去至少200年的时间里，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中西方国家所占的比例已经迅速下滑，跌到了50%以下，从这一数据来看，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几乎不再可能会有新的突破。像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国力在不断增强，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国际格局（这个令人欣慰的说法也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将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因此，本书必定会以过去所说的第三世界的视角重现历史，将关注焦点放在欧洲和美国，因为是它们创立或者提出了那些意义深远的国际体制和理念。读者若是对国际体制的目标和历史心存困惑，本书的讨论过程可能会为你释疑解惑，加深理解。当下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以及难以言表的政治形式让我们难以认清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究竟走到了何种程度。什么是“主宰”？谁能为“公民社会”谋福利？存在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吗？主宰世界的观点一直在进化，这段进化史可能并不能为上面的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它可以为解决问题的过程提供参考。
本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努力的成果。可能没有哪个大学比哥伦比亚大学更有资格回顾国际体制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了，我的同事和学生让我受益匪浅，他们对这个课题的熟知程度无人可与之匹敌。首先，我要感谢下面这些人，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研读本书的部分乃至整部手稿，衷心感谢他们慷慨无私的帮助：他们是米歇尔·阿里斯维奇（Michele Alacevich）、马修·康奈利（Matthew Connelly）、马尔瓦·埃尔沙克丽（Marwa ELshakry）、尼古拉斯·吉约（Nicholas Guilhot）、丹尼尔·伊梅瓦尔（Daniel Immerwahr）、马尔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托马斯·米尼（Thomas Meaney）、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以及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等人。下面这些人也让我收获良多：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黛博拉·科恩（Deborah Coen）、维姬·德·格拉齐亚（Vicky de Grazia）、尼克·德克斯（Nick Dirks）、卡萝尔·格鲁克（Carol Gluck）、琼–玛丽·盖恩（Jean-Marie Guehenno）、艾拉·卡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格雷格·曼（Greg Mann）、安迪·内森（Andy Nathan）、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里安农·斯蒂芬斯（Rhiannon Stephens）以及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等。我十分感谢我的学生多夫·弗里德曼（Dov Friedman）、艾梅·吉尼尔（Aimee Genell）、米拉·西格尔伯格（Mira Siegelberg）以及娜塔莎·惠特利（Natasha Wheatley），感谢他们在这方面付出的诸多精力和他们对我的激励。我要特别感谢斯蒂芬·沃特海姆，他对本书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批评，另外，从他来到院系看自己是否喜欢这本书的那天起，我们进行了多次对话，让我受益良多，我期待他自己的毕业论文能够尽快完成。本书可谓是一项冗杂的工程，我还要感谢下面这些人，十分感激他们为书中各个章节做出的努力：尼科斯·阿里维扎托斯（Nikos Alivizatos）、玛格丽特·安思蒂（Margaret Anstee）、伊莱亚·阿姆斯特朗（Elia Armstrong）、邓肯·贝尔（Duncan Bell）、伊亚尔·本维尼斯特（Eyal Benveniste）、马努·巴格百（Manu Bhagavan）、弗格斯·布雷姆纳（Fergus Bremner）、克里斯蒂娜·伯内特（Christina Burnett）、布鲁斯·伯恩赛德（Bruce Burnside）、本杰明·科茨（Benjamin Coates）、索尔·杜伯（Saul Dubow）、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简·埃克尔（Jan Eckel）、艾德姆·埃尔代姆（Edhem Eldem）、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Francois Furstenberg）、莫里斯·弗雷泽（Maurice Fraser）、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迈克尔·戈尔丁（Michael Gordin）、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塞西莉亚·格瓦拉（Cecilia Guevara）、威廉·哈根（William Hagen）、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ey）、约翰·凯利（John Kelly）、丹尼尔·拉克（Daniel Laqua）、彼得· 曼德勒（Peter Mandler）、彼得罗斯·玛沃芮迪斯（Petros Mavroidis）、珍妮·莫菲尔德（Jeanne Morefield）、约瑟·莫亚（José Moya）、蒂莫西·努南（Timothy Nunan）、丹·普勃什（Dan Plesch）、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格温·鲁滨逊（Gwen Robinson）、卡恩·罗斯（Carne Ross）、史蒂夫·莎宾（Steve Shapin）、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布拉德利·辛普森（Bradley Simpson）、弗里茨·斯特恩、吉莉安·邰蒂（Gillian Tett）、尼古拉斯·希尔凯洛克斯（Nicholas Theocarakis）、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约瑟夫·韦勒（Joseph Weiler）、卡尔·温纳林德（Carl Wennerlind）以及约翰·威特（John Witt）。这本书有幸能够面世，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我的观念，我必须要感谢赫尔穆特·伯格霍夫（Helmut Berghoff）、哈利尔·贝尔克塔伊（Halil Berktay）、吉姆·钱德勒（Jim Chandler）、约翰·科茨沃思（John Coatsworth）、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斯蒂芬–路德维格·霍夫曼（Stephan-Ludwig Hoffmann）、克劳迪娅·孔茨（Claudia Koonz）、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吉姆·莱宁（Jim Lehning）、约翰·麦高恩（John McGowan）、吉安·普拉喀什（Gyan Prakash）、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Brigitta van Rheinberg）、戴维·普利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苏珊·萨顿（Susan Sutton）以及亚当·图兹（Adam Tooze）等人。
我要再次感谢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和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他们为本书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并在成书的过程中时刻鼓舞着我。我还要感谢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对本书的支持，他是最好的代理商。在起笔写这本书时，我父亲刚刚过世，这才让我开始思考他那个年代留给后世的丰功伟绩和对未来的展望；我必须感谢我父亲对我的诸多影响，感谢我母亲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最后，感谢我最爱的马尔瓦·埃尔沙克丽（Marwa Elshakry）：我把倾注我心血的这本书献给你和我们的孩子塞尔玛和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