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起伯林而问之(1)

——在“自由与多元”的轴线上

一

在这个“不出版，就灭亡”的现时代，已经很少有像伯林这样的学者，活着的时候虽亦声望卓著，却很少操心自己作品的出版，反而是到了溘然谢世之后，其著作才被源源地编辑出来。这才导致了，到我们于五年前（2011年）在清华召开那次伯林讨论会时，这位于十多年前（1997年）谢世的英国思想家，即使只是在大老远的中文世界里，都俨然有点“著作等身”的架势了，——毕竟，光是在译林的那套大丛书中，我们就已迻译了他整整十本书！而自那之后，我们又先后出版了他的《个人印象》和《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以及我几乎同时拿到的这本《未完的对话》，和上次会议的结集《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另外又据出版社来信告知，不光是应奇手上那本克劳德的《伯林：自由与多元论》，应当很快就要译好并交给编辑了，而且伯林最早写出的那本久违的《卡尔·马克思》，居然也有望于近期面世了！

从上面的这番列举中，就可以很自然地看出来，伯林之所以这么欢实地“活着”，还真不像一般俗套所讲的，是因为他的思想仍在“活着”，——倒不如更具体也更尖锐地指出，那更是因为他所留下的尖锐问题，还在高度地“活跃着”并且强烈地“刺激着”。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上次请来的那些国际同行，才会大体上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以“自由与多元”作为论述的焦点，而这也正是伯林遗留下来的、最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只可惜，虽说这些国际同行也全都同意，这绝对是围绕着伯林的最大疑难，可是对于究竟怎么来解决它，他们却又达不成基本的共识。——这些伯林的同胞们，要么就继续在智识上的努力，想要接替他把学理给疏通，要么就干脆否定这种努力，似乎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而所有这些言人人殊的意见，也都原样反映到那本文集中了。

进一步说，这个所谓“自由与多元”的学术论域，之所以对我们显得如此重要，竟至构成了大部分发言的轴线，又是由于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反而催生出了各种“本土化”的运动，从而，这场原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运动，也不得不被嵌进了“后殖民”的语境。也正因此，当中国人沿着伯林的既有思路，也同样去苦思“自由与多元”的困境时，在我们心里就注定会或多或少地，总在参验着“现代与传统”或“舶来与本土”的，乃至“西方与中国”或“西学与国学”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对于伯林著作的中文阅读，从一开始就是在参照着当代语境的，而且还可以说，有没有切实而微妙的中国经验，对于这个问题的感受是会完全两样的。

正是从这层考虑出发，我向那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就不再打算只是从政治哲学的内部，单靠摆弄个概念来“证成”什么命题，毋宁说，我是打算基于跨文化的研究角度，借助于“意识叠合”的比较思维，来把握“自由与多元”之间的牵制与平衡。正因为这样，伯林就被我或许有点移情地描述为：

他在自由理念和多元价值之间的那种左右为难、如临如履的平衡，或可以套用一个康德的句式来表达，那就是“自由无文化则空，文化无自由则盲”。也就是说，一旦多元主义所要求的宽容超出了人性底线，他就会希望借用自由理念来对之进行收束，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去一味苟同文化相对主义；但反过来，一旦人权观念表现为外来的灌输和僵化的教条，特别是表现为单向的话语霸权和干涉特权，他又会希望动用多元价值去牵制这种文化单边主义，而不是非要把某种既定政治哲学体系推向极端和推向荒谬。[1]

还记得，在我当场进行此番宣讲的时候，来自剑桥的凯利女士曾一再地点头，说那确实就是伯林本人的意思，而这也的确给过我一点信心，因为她正是那本《俄国思想家》的编者，肯定跟伯林有过很多当面接触。可无论如何，我自己心里仍然有点打鼓：这位女士毕竟还并不是作者本人，所以到头来还是很难说，要是伯林本人仍然活着的话，能否完全首肯我对他的解说。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但凡是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包括曾经热衷此道的伯林本人，也都只能去竭尽所能地去估摸揣测，一方面当然也要去循着史料和理路，另一方面又只能是在姑妄言之，此乃概莫能外的千古憾事。

也正是出于这个心结，会后我又马上做出新的安排，要再来翻译伯林和贝阿塔的这本《未完的对话》。也实在是要感谢那些辛勤的编者，包括也来出席这次会议的乔舒亚·切尼斯——我们会务组的人都很喜欢他，亲昵地称他为具有童话色彩的“皮诺曹”——又几乎无中生有一般地，再为伯林编出了这本独特的书！有意思的是，尽管那些对话是在他生前进行的，可如果就我们的阅读时序来讲，这本编成在伯林身后的对话集，相对于我们心中的疑难而言，还是部分地起到了“起伯林而问之”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本《未完的对话》虽则内容散漫，朝各个方向都进行了思想漫游，然而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轴线，竟还是那个“自由与多元”的疑难问题！也正因为这样，这本书才让我尤其觉得过瘾，似乎不光是在验核着伯林的立场，也同样在考查着我自己的解说。

令人惊叹的是，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问答，——那种来去匆匆、大而化之的记者访谈，我们实在是遭遇得太多太多了，甚至可以说，它几已构成了我本人的日常生活，也把自己折腾得不堪其苦了。但与之相反，来自波兰的女学者贝阿塔，不仅向伯林叩问得那样持续，那样细致，还追索得那样执着，那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无论如何，对于一位已经年届八旬又如此喜欢自由联想的老人来说，她的这种不懈“请教”有时简直算是“折磨”了，——正如哈代在该书序言中所交代的那样：

贝阿塔在觉得没有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得到回答的时候，是继续坚持己见的。她的顽强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凡是郑重尝试请求伯林口头述明他的理念的人都熟悉，要竭力让他守住正题，以克服他坠入闲篇的倾向，那些闲篇虽然常常趣味横生，却使得他离开了对话者想要关注的开始的时候，贝阿塔感到敬畏、羞怯，而且对自己尚未经受考验的英语也没有把握，但是，她勇敢地坚守了自己的要务，尽管伯林像蜻蜒一样对各个题目一个一个地点到为止，常常只顾自己随意点拨而不是她的需求，在她竭尽全力要表达想要让他回答的问题的时候，打断她的语句。[2]

更令人庆幸的是，对于如此不依不饶的追问，伯林又从来都没失去过他的耐心，甚至还显得有点甘心情愿，这才留下了如此之多的、纷繁散乱的思想线头。凡是教过几十年书的人，都能够凭自己的直觉想到，这绝不会是他待人接物的常态，否则伯林就干不成他的正事了。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特殊的缘分，才让伯林留下了这么多的“自由联想”，是因为贝阿塔作为年轻的女性特别能让伯林放松下来，还是因为她确实抓住了某些关键的要点？要不，就是因为她来自太值得同情的、铁幕下的波兰，抑或是因为她当时达到的程度，正好适于坐在安乐椅上的随意发挥？我们对于这类问题已经不得而知了。——而唯一能从书中看到的是，伯林回答得既随意又自信，总是在不假思索地信口开河，当然有时也就难免说走了嘴，正如他后来又对贝阿塔坦言的：

我年纪大了，思想常常混乱，所以不知道我表述我的思想是否像在我已经出版的著作中那样清晰。[3]

二

最容易映入中文读者眼帘的，还是书中对他的“两种自由”概念的辨析，正如我曾经就此所追述的，自从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它起，所谓“消极自由”的提法就成了伯林在中国的代称或字号。然而，在伯林同贝阿塔的谈话中，大概正是提问者的波兰身份，促使他更要关注“自由”的另一侧面。而由此一来，这也就正面回答了以往的那些非难，——它们要么就认为，伯林的“消极自由”之说反而毁了自由主义；要么就认为，伯林的“多元论”意味着怎么都行，包括哪怕彻底放弃“自由”也行。

可以举两段话来演示这一点。在讨论到能否容忍“说谎”的时候，贝阿塔不免要参照她本国的具体情况：

问题是我不仅得说谎，还得盗窃。例如，我写博士论用的纸就必须得偷来，不是我偷，是打字员得偷。打字纸是绝对买不到的。有一句特殊的话形容弄到难得商品：修理（fix）什么东西。所以，她为我“修理了”打字纸。谁也没办法保持手脚干净，绝对办不到。[4]

而熟知苏东那些糟心情况的伯林，也随即就向这类不得已的“说谎”行为，表现出了他自己善解人意的体谅：

……但是你不巧在一种可怕的制度下面生活，那你就得说谎。就像我的一个可怜的朋友，一位苏联女士，在学校里有人她：“你最爱谁？”她说：“我父亲。”错了。回答应该是：斯大林。首先是斯大林，然后才是父亲。[5]

由此可见，正如我曾经做过的比喻，伯林绝对是只“跨文化的狐狸”，他的视野是装备了广角镜的，所以一旦转到了不同的侧面，他从那里所发出的观察结论，就会因时因地地发生细微变化，而不会只认可以顺从自己的死理；尽管如果纯从学理的层面而言，他还是更强调“免于”的“消极自由”，以抵制那些假“积极自由”之名来剥夺“自由”的、似是而非的诡辩，——就像他在同贝阿塔的谈话中所说的：

说每一种法律都制止了一种自由，这不是老生常谈。这是针对一些人的，这些人认为，被某种制度决定，成为某种包罗万象有机组织的一个元素，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起解放作用的。这样说是针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感知，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如果是正确的，服从就和自由一样。服从可能是必要的，可能是无害的，可能创造的自由比压制的更多；但是，服从依然是对某些事物的压制——这才是我的意思。[6]

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消极自由”的那一侧，就不会出现什么负面效应了，或者说，伯林作为这种概念的提倡者，竟然从未看出“消极自由”的负面效应。恰恰相反，他在谈话中也曾明白无误地指出，这种提法到了那些“自由国家”中，反而可能成了政府“不作为”的托辞——

消极自由，一旦推向极端，就是指完全的放纵，例如，十九世纪在煤矿里干活的儿童，矿主享有想雇用什么人就雇用什么人，想规定什么条件就规定什么条件的自由，因为这是自由的合同；这些苦命孩子的家长是要收到工钱的。沙夫茨伯里勋爵要求停止这种恶劣的行为。但是，在理论上，这是对消极自由的完全正确的解释，依据其极端的形式，忽视任何其他的价值观或者人类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从形式适当的自由开始，终点却到达了奴役。[7]

那么，如果换到其他类型的国家来，相应的情况又会如何呢？——由此也就联想到我曾经讲过的有关当代中国的吊诡分析了。一方面，应当平心静气地承认，这种概念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某种进展——

既然阅读伯林对我们是一种开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所主张的“消极自由”概念，对于我们过去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操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防守和矫正。无论如何，现在的中国人相对于那个时代，还是享有了较多的自由，也往往敢于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来保护自己的自由，这仍然算得上一种显著的改进！[8]

但另一方面，却又应当心怀警觉地看到，这种概念并未显出预期的神效——

在这个万马齐喑的物质主义时代，正因为太过消极和太过低调，反而没有足够的超出一己之私的民气可用；甚至，对应着这种时髦的论调，整个社会也都因为其成员基本上龟缩在小我之中，反而显得公共空间严重发育不全。正因为这样，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抱怨，人们实在太相信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了，以至于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可能缺陷，也从来没有像它在当代中国这样，被放大得如此之大。[9]

当然，即使这不是发生在他的身后，相对于他对苏东的了解而言，伯林对于中国的情况也不那么熟悉。不过，我们仍可以循着理路来推断，要是他了解到了当代中国的情况，尤其是，要是他了解到了自己对于中国的影响，那么，伯林肯定会在不无“荣幸”的同时，又来稍稍修正他对“消极自由”的侧重。——就此而言，实在是要感谢贝阿塔的追问，竟能让伯林亲口讲出下面这番话，从而化解了藏在我们心中的长久困扰：

我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定义——特别是在苏联，还有在整个铁幕后面的，都对我有些影响，令我反对所谓的积极自由。如果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我就不会那样坚定地说，消极自由是比积极自由更文明、更重要的。我会对积极自由更友善的。我认为我是友善的，但是大多数评论作者都认为我的讲演单纯地就是对消极自由的辩护，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积极自由的一次攻击。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图。如果得到这样的解读，就是一个误解。[10]

是啊，作为一只在思想上精明过人的狐狸，伯林的头脑是绝不缺乏这种灵活性的。在这方面的另一个佐证则是，他还曾在那些意识流式的漫谈中，高度评价了发生在晚期苏联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