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人文关怀的行为主义者

当晚，把小孩哄睡后，我拿起《超越自由与尊严》。这本书外皮破旧，满是折痕。我向来把这本书和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等独裁者的论著归于一类。虽然买了很久，却从没读过，现在终于要一探究竟了。

“情况持续恶化，眼见科技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后遗症，令人忧心。公共卫生与医药发展让人口控制的问题越发急迫。由于核武器的发明，未来若再发生战争，伤亡难以估算。只顾追求幸福的心态，会让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这段文字写于1971年，然而经过30多年，若把这段话套用在戈尔（Al Gore）的竞选演说或绿党的党纲宗旨之中，也不会觉得过时突兀。然而书中亦有不乏引人争议的观点，如：“行为科学认为个体无法自主施展控制，且举证指出环境对个体施加的控制，从而否定了个体尊严与价值。”然而与其他相当务实的内容相比，这类叙述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斯金纳根据其实验结果，提出了符合人性的社会政策。他主张我们应当正确评价环境所施加的巨大控制（影响），而遵循特定方式建构环境，使其给予我们“正强化”，也就是要引导我们言行合宜，适应环境，发挥创意。斯金纳呼吁社会采取正向的暗示，引导人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消除会导致困窘愧疚的负面情境，如监狱、贫穷。换言之，斯金纳主张停止处罚。谁会不赞成？让我们抛开文字的诡辩争论，看清楚实质的内容吧！

斯金纳说：“当今世界的苦难源于战争、犯罪与其他危险事物，焦虑不会让人受害，情感只是行为的副产品。”这句话点出其反心灵思想的中心要旨。斯金纳坚持我们应重视的不是心灵，而是行为，也因此而饱受抨击。然而细究其内涵，其实无异于这句流传数代的格言：“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斯金纳认为，一个人若是言行卑微，那么内心必然也感觉卑微，但若内心自觉卑微，举止却未必会低声下气，倡导新世纪哲学的作家卡森斯（Norman Cousins）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虽未必认同这个观点，但也不能为其扣上反人文主义的帽子。斯金纳稍后也提到，个体存在必与环境有关，绝不可能不受环境影响。一般人认为他所谓的环境影响就是外在的束缚限制，但也许他说的是那片让个体对世间万物有所反应的灰色网络？凯根博士当着我的面躲到桌底下，且信誓旦旦说他有自由意志，可以不受外在情境操控。也许他这样做是受某种他独有的潜藏习性左右。斯金纳认为，人类受制于诸多复杂纠葛的因素，而且也必须承受这些束缚限制。这种说法与近代女性主义学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不谋而合。吉利根曾说，人类生活在彼此依赖的网络中。这项事实不容否认，人类若不能认清事实，并以此建构道德规范，势必一再受挫。吉利根、米勒（Jean Baker Miller）等女性主义学者，从何汲取启示？她们在论述中不时反映出斯金纳的思想。也许女性主义心理学者私底下是斯金纳的信徒。不管怎样，我们一直低估了斯金纳。他还未能让我们接受他的思想，就已经遭到窄化、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