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高棉静物
我把从柬埔寨带回来的东西从纸箱里拿出来时，发现有的礼物只能留给自己：白色的细沙、黑色的树种、赭黄色的陶罐。这些放在阳台上让人想起油画静物的东西，都不能作为精致的礼物赠送他人，除了太粗糙的缘故，主要是我没法送出它们背后的故事。
临走时仔细在箱子里放了两个土陶大花瓶，想作为给亲近朋友的礼物。瓶身高近半米，从上到下凸起着黑金色的向日葵，是梵高眼睛里的向日葵，塑在高棉人的黏土上。狂热，已然凝固成泥土。
我在金边市中心的铅笔超市（Pencil Market）看到了它们，被迷惑住，此后就一遍又一遍地跑去看。这家铅笔超市在214街上，顺着这条街向东走，就到了河边，是全世界著名的湄公河，不，应该说是金边的地理标志——四面河。
但这家铅笔超市真是冷清，很少有人光顾。这些加入欧洲艺术元素的高棉土陶花瓶摆满了三层货架，好久不见人来问津。瓶底的价签几经涂改，有时是20美元，有时是18美元，但总是卖不出去。
终于，有一天我跑去看，发现它们全都被下架了，不知去了哪里。幸亏有一次我没有忍住，买了两个回去。但是这两个绝品，经过从金边到北京的航班颠簸，已成了碎片。
碎片也还留着，放在阳台上，小小的陶片闪着银灰黑金的暗光，塑成一朵朵狂热的向日葵。但我没法拿出来送人，怕被嘲笑太文艺。况且，这里面的小故事对别人来说也没有太大意义。
白沙更为沉默安静。不曾想到这些来自西哈努克港海滩上的白沙会在角落里陪伴我两年还多。那是第一次到西哈努克港时从海滩上取的。同去的柬埔寨朋友李财特意拿了两个矿泉水瓶装沙，说是要带回去给朋友治疗皮肤病的。我当时凑趣也装了两小瓶，回到金边就放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过了两年多，驻地从独立碑附近的294街迁到北边的240街，搬家时敏母从屋角拿出这两个瓶子问“带不带”，我说“那就带上吧”。过了不久我收拾行囊准备回乡，看看这两个小瓶，想想它默默地跟了我这么些日子，也就装进了箱子里。
我确实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把沙子从沙滩上捧起，又是怎么装入细小的瓶颈的。只记得那个夜晚我们从白沙滩走过一家酒吧，酒吧的桌椅就散放在黑漆漆的海滩上，一盏盏灯火在各处跳跃。那些灯火真是店主信手拈来的神作：方柱状的透明塑胶饮料大桶被剪去瓶颈部分，内盛半桶细沙，当中插上一枝燃烛。这样的灯风吹不灭，浪打不走。海滩的另一处，是一群柬埔寨少男少女，他们在海滩上用蜡烛插出一个大大的心形，围在一起为其中的某一位过生日。我们走回海边客栈，在屋顶拿出iPad对照星图，想看看头顶上的陌生星空与故国神州有何不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对自己原来头上的那一片星空也不熟悉。
树种对中国人可能是珍贵的，特别是黄花梨的种子。中国人喜欢红木，黄花梨算是红木的一种。黑色树种来自高盖——这个地方距古吴哥城有90多公里，对于国际游客而言是个陌生之地，对柬埔寨人民来说，也已经是一块被遗忘之地。高盖一度是吴哥王朝的都城，在公元10世纪的四五十年间迅速建立起雄伟的神殿。2013年5月间，我随古建筑学家温玉清博士一行到高盖探访，转了十几处人迹罕至的古庙。那时正值树种成熟时节，每处古寺院都落有黑色的种子。温博士说是黄花梨种子，“在暹粒，小贩们向游人兜售用这种树粒做的装饰品，1美元1粒”。我们为此很兴奋，打趣说可以发财了，每个人都拾了一些。在自然界里，物种本无贵贱之分。我想不到黄花梨那么坚硬的材质，那么漂亮的纹理，最初的阶段就像豆子发芽。高盖有成片的树林，柬埔寨人游玩时在水塘边留下食用后的种子壳和烧烤痕迹，想必是好吃的。它们也是蚂蚁的爱物。在一处古庙，我们受到蚂蚁的攻击，估计是缘于我们动了它们的“奶酪”。（后来我把几粒树种带给北京大学的刘华杰教授，经他鉴别，认为这不是黄花梨种子，而是缅茄木种子。我在柏威夏寺柬泰边界线倒是拍到了高大的黄花梨木，树身上挂着有拉丁和柬文的标识牌。）
土陶罐来自磅清扬省竹井村一个家庭制陶作坊，距金边100公里。在作坊里劳作的几乎都是女性，从祖母到孙女。陶罐底部是圆的，坐不稳，5000柬币一个，合15元多人民币。我带回来给索万看，问能做什么用。索万说，“用来烧饭、盛水，但柬埔寨城里几乎没有人用了”。陶罐的准确叫法应该是“土锅”。柬语“清扬”是“土锅”的意思，磅清扬的城标就是一只土锅。1296年，从浙江温州出发的周达观应该在此逗留良久，因为他要等雨季来临，洞里萨河水涨满，才能从这个渡口发船，向高棉帝国的中心吴哥深入。周达观可算作是到达柬埔寨的第一个国际新闻记者，虽然那个时候媒体业尚未出现，但他的《真腊风土记》是杰出的新闻实录。700多年后，我对照着这本书游览吴哥古迹，观察高棉民族风情，竟感觉到历史与现实、故乡与异域如此贴近。柬埔寨是静止的，时间不过是物理学的一种描述方式。
金边郊外，满载土陶器的牛车
柬埔寨1953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此前近100年间，法国人以迷恋的情绪统治着这片土地。静止——是制造迷恋的重要元素。
但柬埔寨毕竟是生动的，正如所有的静物都有着流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