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戴书在张东荪生平史实说明方面最为薄弱的，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中张东荪的种种遭遇和表现。由于张东荪问题的侦察、定性基本告一段落时，正是北京市高校全面掀起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不难想象他在运动开始时急于争取主动，以避开王正伯问题以及和美国人关系问题的复杂心情。
据当时领导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张大中和燕大党总支统战委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张世龙回忆，将校长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和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要“批倒、批臭”，是由当时负责清华、燕大两校运动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于运动开始之际就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燕大工作组只是按工作组的要求组织实施。批张，最初公开算的还只是张东荪三十年反共的老账。
运动伊始，张东荪刚刚经历了王正伯被捕所引起的高度紧张，惊魂未定。燕京大学刚一开始教员检讨环节，张东荪就率先要求带头检讨，希望早主动，早过关。他首次检讨是面对历史、哲学、心理、国文四系，即小文学院师生。时间在1952年2月8日，全校运动开始才不过几天时间。从这天下午3时半起，张东荪检讨了一个半小时。2月14日，他又进一步在哲学系全系大会上做了检讨，两次检讨的内容基本相似。他一上来都是说：“我对以往的错误很痛恨，就是我在燕京二十年，没有能使燕京翻身。今天毛主席来了，燕京翻身了。我过去是左倾的，为何我这么懦弱？不能对不合理的事进行斗争揭发？这是我的错误。”
他具体介绍自己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系没有办好。客观原因是缺少经费，请马列主义学者不容易。主观原因是有做客思想，且不像工人阶级那样勇猛，不能大刀阔斧。二是对校务不关心，因为以前校务会上大都讲外国话，自己不会说，故怕去开会。三是作风、性格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既有革命性，也有保守性。“我在苏联大革命前就接受了马列主义，但思想混乱”，尤其是以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来学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分来看，这是错误的”。
他声称：在燕京二十年，“同外国人不往来，与司徒不往来，选不好的房子住”，有好有不好。说：“在晚年能看到新社会，大家当面说出错误，这只有毛主席领导才能做到，这是整个社会的翻身。”
不难想象，张东荪这时已年近七十，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重要民主人士，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燕大师生对张东荪的问题大胆进行揭发检举和无情批判。针对这种情况，张东荪初步检讨后，为贯彻中央“批倒、批臭”的指示精神，“工作组党组即在党团内部进行‘贷款’（即供给党、团员以批驳张东荪的资料和论据），使大家先对张东荪和他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找出破绽，提出疑问，然后在群众中展开酝酿，并说明越是政府委员，便更不能例外”。
经过内部动员、启发和组织，15日，小文学院专门就张东荪的检讨问题再开全体大会，当着张东荪的面对他的检讨进行评议。总体上这时师生们的态度都很温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很尖锐，如认为张说自己是文人型小资产阶级，估计不当；指出张所著《哲学ABC》一书将唯物论列为五种哲学派别之一，实际上是贬低唯物论。包括学校党支部负责人张世龙举出的问题，也只是强调张著《辩证唯物论总检讨》一书“对辩证唯物论进行了很大的攻击，可以说是反马列主义”。真正比较尖锐的意见，是阎简弼教授揭露说张东荪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与汉奸市长有来往。郑必俊同学揭发说，沦陷期间日本人曾希望张东荪来做燕大校长，必有内情。
经过这一次大会，张东荪的检讨全都被否定了。但校工作组党组并不满足于此，按照中央的要求，他们必须把张东荪变成全校的典型问题人物，还要升级到全校去进行批判斗争。因此，“为了逐渐地把张东荪推向全校，油印快报把他检讨全文登出来，同时组织读者来信，纷纷向张提质难”。
19日，学校广播站宣布：张东荪检讨不老实，明日须再行检讨，尤其须就与司徒雷登关系、沦陷期间与汉奸关系一一说明。
为了配合师生们提出的种种质疑，还在15日大会后，张东荪就已经着手从历史问题的角度来重写他的检讨书了。2月20日下午，张东荪就做了第三度（实为第二次）检讨。
张东荪一上来就承认说：“上次检讨极不深刻，找出的错误都不是主要的。”这一次他从留学日本和认识梁启超谈起，特别着重说明了自“九·一八”事变后与共产党的关系。说自己是最早主张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的，他的文章也因此得到了刘少奇同志的公开回复。抗战期间他经常给华北敌后根据地送药品，还派自己的学生去过根据地，见到了彭德怀同志。日本投降前夕，他还组织了一些人，想要帮助中共受降。战后民盟被迫转入地下后，他更是和中共方面的人经常联系。至于说沦陷期间曾经和汉奸有来往，他解释说，当时日本人要派日本教官和日本教授到燕京大学来，目的是进行政治监视。司徒雷登听说他认识华北伪政权头号大汉奸王克敏，就请他去找王，设法阻止，他因此与王有过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被捕入狱，需要保人，想到认识伪北平市长刘玉书，就请他出面担保，因此与刘也就不免有了来往。他又主动承认说司徒雷登战后也回北平来找过他，想要让他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被他拒绝了。他主动交代的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战后去南京见过蒋介石的事。他解释说，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为了民盟的事情曾到上海去过一趟，当时张群邀请他去南京，他接受了。在南京见了司徒雷登，还见了蒋介石。他沉痛地表示说，虽然自己当面劝告蒋介石最好接受中共恢复和谈的两个条件，但国共两党关系当时已经破裂，民盟已经站到中共一边来了，这种时候去见蒋介石这件事本身就是极端错误的，应该“当着大众认罪”。
张东荪为准备这次检讨接连多天难以入睡，以至于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药，才断断续续得到一些休息。因为担心交代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因此，他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中的这些问题时，总是特别小心地注意两方面的平衡，刻意要强调自己与共产党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和有时还倾向革命的一面。
看到张东荪那么大的岁数，身体又不好，多数教职工听了张这次的检讨，觉得张已有很大进步了。许多人觉得差不多了，认为可以让张过关了，因此，大家不仅在会上对张表现得比较客气，而且在下面的讨论中也不赞成进一步深揭猛批，有人甚至明确提出：“何必翻老账？”校工作组当然不能照一般师生的意见行事。工作组“党组先对张东荪问题作了讨论，指出破绽，提出问题，又指定专人准备材料，先在党内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并展开讨论，又召开积极分子会讨论，然后再开群众小会酝酿”。他们并通过燕京三反快报发表评论，直接针对同情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评。评论声称：“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思想或现象，都应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能因为‘老了’、‘小了’而放弃了这个原则。”“批评得尖锐与否，是按照错误的性质是否严重而定，而不是按照年岁大小来定。”评论指出：张东荪“一贯反对马列主义，主张亲美反苏，是著书立说来反对，是一个积极的宣传者”，他“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至今没有对自己做出很好的批判，谁能说他现在就不存在这些反动思想了？
在多方面动员之后，小文学院2月22日上午又举行师生大会，按照工作组的布置，由积极分子向张东荪群起而攻。可想而知，纵使这个时候工作组还没有掌握到张东荪太多思想或政治反动的可靠证据，大会依旧没有通过张东荪的检讨。会议对张东荪第二次检讨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检讨态度不诚恳，不老实；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非常不够；三、（没有交代）一贯政治立场问题；四、（没有交代）解放后的政治态度问题；五、（没有）检讨‘亲美不反苏’的问题。”
张东荪也听说了群众中意见不一，有不少师生对他有所同情的情况。注意到会议上批评者的意见仍旧只是集中在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批判方面，因此，他显然认为可以进一步上纲上线，争取过关。为此，他不顾身体的虚弱和严重的失眠，抓紧时间又写完了第三次检讨稿，并要求再做检讨。
2月26日，他第四度（实为第三次）在小文学院师生大会上宣读了自己最新一稿的检讨书。
他说：“我是从一个很古老的、腐朽的、衰败的旧中国里成长的，我过去充满了旧社会给予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单在过去支配了我，就是在现在还限制了我，使得我对于中国人民非但没有尽了应尽的责任，反而造成了很多损失，这是我很痛心的。”
张东荪这次检讨为适应师生大会提出的意见，较多地检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问题。他不再强调自己过去革命的历史和思想了，而是承认说，自己一贯是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革命的。虽然因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治行动的自由遭到限制，不得不躲到燕京大学来，但是自己的思想倾向并无改变。即使在抗战期间，自己的基本思想也是希望日本投降后，中国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因此，自己对国共两党都不喜欢，战后看到美国的力量，就发生了拉美国来帮助中国，走一条中间路线，以实现民主政治的想法。即使共产党胜利后，自己也没有转变这一立场。
当然，他仍旧突出强调自己1949年以后还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他说：解放后，“我佩服共产党，他们流了血，真的革了命”，因此“我抱有封建意识的‘效忠’观念效忠毛主席；对于重要的事情，我每次竭诚贡献我的意见”。然后，他才转而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说自己主要坚持的，只是“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下保留两点：一是一部分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一是资产阶级所谓的学术自由”。对于解放以来自己公开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他的解释是，因为思想不正确，所以一直在“闹情绪”。原因是对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不服气，“觉得自己有功，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最后用很沉痛的语调总结说：
我参加了人民政协，我参加订定共同纲领，我亲自举手通过，而且还当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我这种错误思想还是没有得到完全改正。我竟然对新民主主义基本精神没有认识清楚，我想到这里，我真无地自容，我只有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我知道了我的思想是不纯正的，我又不高兴学习。解放三年，我进步很慢，事实上是不如人家。我自高自大，今天想来，我很难过。在三反运动中，我看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疯狂进攻，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腐蚀了我们的干部，危害了我们的政权。现在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批判，立即肃清……我们民主人士必须很老实地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改造自己，然后才能真诚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前进。
张东荪的检讨明显地一次比一次深入了，因此对张东荪问题和历史缺少了解的燕大师生自然也越来越多地觉得他的检讨基本上符合要求，可以不必再以将近七十岁的高龄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了。但是，校工作组仍不可能就此鸣金收兵。因为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向工作组具体说明张东荪“里通外国”的问题，工作组的主要目标还只是着眼于如何把张东荪在政治上“批倒、批臭”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非找到足够硬的材料不可。问题在于，工作组最初并无准备，全靠张东荪检讨和师生揭批来挖掘线索。而张东荪的检查，又总是像挤牙膏，群众批判一次，他就多挤出一点，结果工作组也十分被动，拿不出多少过硬的证据来证明张的问题十分严重，张的态度极端不老实。
终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组织发动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全面检查深挖张东荪的各种著述文章和出版物，包括调查张在历史上的各种疑点，工作组终于掌握到几件实实在在的证据，完全可以发动群众把张东荪“批倒、批臭”了。
2月29日，即在张东荪第三次检讨三天后，校工作组公布了两件必定会让张东荪的问题升级的历史资料。
一件是张东荪在其抗战前所著《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末页的一段亲笔题词。全文是：
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
柯亨语 东荪书
一件是张东荪在与汉奸伪市长刘玉书来往期间与刘玉书、梁秋水共同拟定的国社党内部提案。内称：
依最近情势，华北政局或有变化之可能性。本党虽经多次之议决，不以本党名义对外接洽作政治活动，但万一日本方面非正式向本党提出此项要求时，倘无充分讨论与决议，必致临时难于答复。将来演变虽不可预测，但为准备计，不可不有一定之方针。兹条具各项要点如左：
（一）将来华北政局如有改组时，本党既决定不以党的名义出面，则只有容许党员自愿参加，以前须向本党报告，受本党之指示，并须严格遵守本党所决议之个人参加而不代表本党一点，对外切实声明之。
（二）为使本党党员个人参加新政治机构之便利计，对于今后之新政府形成似应主张由各方面人物名流混合以成之。
（三）在上述混合式政治组织中，必须有一实际负责任之人。此人最好虽非本党党员，但必须对于本党曾有多年历史关系，对于本党曾有所援助，又与君劢先生有相当感情者，则运用时亦有多种便利。
……
（八）倘对方对于本案以为尚有未足之处，本党应切实声明本党应保留重要党员，仍以个人名义专从事于全面和平，故不参加政府，其效用亦正异曲同功[工]，殊途同归。
提案者：刘玉书。连署人：梁秋水、张东荪。
公布者并专门注文称：张东荪三次检讨都强调自己是“同情革命”并“帮助革命”的，说自己是“坚决抗日”的。而这里公布的文献说明：张东荪不仅极端痛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且是明确打算要“投降日本去当汉奸”的。
这两件材料的披露正是在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的情况下，燕大举办的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几乎同时开展，全校师生群情激昂，对张东荪的态度马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29日下午，燕大召开全校师生会讨论张东荪的第三次检讨，大会竟然连续讨论了五个小时之久，众人批评之尖锐，无以复加。
学生会主席伍愉凝发言公开认定张东荪是反动阶级的代表。他说：
从张东荪先生的历史上看，从他的阶级本质上看，从他各方面全面的看，他是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他的极端的唯利是图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揭发的许多事实，凑起来看一看，可以认识到：张东荪是一个典型的买办的、封建的投机政客，反苏反共，谩骂歪曲马列主义的专家。像这样的人，实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特产。张先生的这些思想和行为是丑恶的，可耻的。
张世龙身为校工作组成员，在发言中对张东荪干脆直呼其名，声称对张已完全失望，清楚显示校领导部门对张的态度已根本改变。
光是拿出张东荪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的题词和提议可以个人名义自愿参加日伪政治组织这两则资料，就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把张东荪“批倒、批臭”的任务。
3月3日，民盟燕大区分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讨论了中常委张东荪的问题，通过决议，要求撤销张东荪盟内外一切职务。次日，燕大哲学系以全体师生名义发出公开信，要求校方撤销张东荪所担任的系主任职务。很快，民盟中央和燕大校方都做出了撤销张东荪相关职务的明确决定。张的教职也被宣布停止了。
张东荪的问题会升级到这种情况，是很多民主党派中人想不到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就很不理解，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讲：“燕京搞张东荪搞得太凶，这样搞下去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办法。”
多半为了回应一些人的质疑，毛泽东这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部讲话中首次点了张东荪的名，指出张身为政府委员，竟然勾结美国人，泄露情报，不可容忍。毛泽东的讲话很快即在高校部分党员干部和上层民主人士中进行了传达。许多人都被这一通报震惊了，一个个表现得怒不可遏。
据报，马寅初听了通报后当场即对周培源、汤用彤说：“毛主席说张东荪是大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民盟北京市支部派人和燕大区和北大区分部负责人谈了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的谈话内容，两个区分部委员听了传达都非常震惊。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直言：“张东荪是中国的斯兰斯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罪人。”孙承谔说：“让学生知道了，非揍他一顿不可。”李济深听到通报后，也马上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严办张东荪。
对于这样的消息，就连与张东荪一向较熟，来往较多，且向来不问政治的燕大历史系教授邓之诚，也感到难以接受。他从燕大干部那里得知了张的这一行为后，内心十分困惑。他在日记中写道：很想亲自去质问张东荪，只是“避嫌不敢”。但他还是相信这消息恐怕是真的，因此深感愤怒，谓：“往昔吾识子之面，今吾识子之心矣。”
因为这个时候整个运动的气氛发生了很大改变，群情激昂，众多教授成为斗争批判的对象，因此，张东荪虽然注意到一些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升级了，却还不知道他与美国人秘密往来的问题东窗事发了。他这时感到难以应付的，主要还是工作组抛出来的两件证物，以至于要求再检讨也不是，不要求检讨也不是。此前，同为民盟委员的周鲸文等即批评过他太过主动了，用周的话来说：“李维汉表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可以不做检讨”，何必自找麻烦。张东荪这时才明白了这一点，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由于整个情况完全失控，进退失据，又摸不清上面的意图，张东荪不得不分别去找了民盟的几位领导人，希望从他们的谈话中能发现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3月5日，民盟主席张澜约了几位领导人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自己家里，专门和张东荪见面谈话。张东荪当面向李维汉表示“深自悔悟”，承认群众揭发的事情大部分是对的。沈钧儒明确提出，张不要再抛头露面去参加政府方面的公开会议和活动了，应“回家请假反省”。李维汉表示同意。于是，张不得不按照沈钧儒的劝告，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请了假。
请假两周多之后，张东荪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因此又鼓足勇气提出请辞人民政府委员的要求，想探一探他的问题到底到了怎样严重的情况。让他多少有点意外，同时也让他多少感到宽慰的是，张大中在请示彭真之后拒绝了他的要求。而彭真的批复是：“暂不理他，薪金仍照发他。如他问时，即覆以‘此类事都尚无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