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私烧锦酒和犯罪浪潮

然而，大萧条在美国民众中还尚未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富人当中，极少有人在1930年感到心绪不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恐慌中心灵遭受了严重打击，但他们已经设法让自己对那些亏损一笑置之，对于投机商和和经纪人的戏弄也是如此（“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家伙定了个宾馆房间，而店员问他是要用来睡觉还是跳楼？”“没有，但我听说有两个人手拉手一起跳楼的，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随着1930年慢慢地过去，他们开始意识到了大萧条主要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使得交易滞缓、不稳定，并且对有价证券的价格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一个有代表性的中西部小城“中镇”的商人来说，1932年以前，“大萧条主要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尽管在1930年的时候，那个城市里有四分之一的产业工人都失去了工作。总体上说，美国几乎所有管理类岗位的工作都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红利和1929年一样多。很少有人料想到经济风暴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高收入阶层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失业情况中看出明显的迹象，直到1930年的秋天，国际苹果托运协会面临供给过多的苹果，他们灵机一动，决定将苹果按批发价格以赊账的方式卖给失业的人，然后再以每个5美分的价格转手出售——霎那间美国的街角上到处都是颤抖着卖苹果的人。

当许多生活富足、消息灵通的国家经济联盟（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包括有许多名人：约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罗兰德·安吉尔、法兰克·O．罗登、戴维·斯塔尔·乔丹、爱德华·A．法林、乔治·W．威克沙姆以及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的会员在1930年1月参与了“什么是美国1930年最大的难题”的民意调查，他们经投票将以下问题置于榜首：1．司法行政；2．禁酒令；3．违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法律的实施；6．世界和平——可他们竟将失业排在了第18位！即使是在一年之后的1931年1月，“失业和经济稳定”也只是提升到了第4的位置，落后于禁酒令、司法行政以及违法。

这些民意调查表明，美国的“最佳公民”与1930年的经济困境之间阻隔得是多么深；对于公共事务总是那么倾向于——正如瑟曼·阿诺德后来评论的那样——用“一套道义上的回应”；公众对于禁酒令没能够成功禁止的担忧以及对于日渐显现的非法酒类交易与犯罪之间联系的关注都已经相当深入和普遍。

毫无疑问，禁酒令的法律正前所未有地、更广泛、更公开地被藐视，即使是在原来相对清醒、自律的人群里。正如“中镇”里的商人告诉林德夫妇的：“喝酒的人数在1927年和1928年增加了很多，而在1930年这一情况变得更严重并且更公开了。随着大萧条的愈演愈烈，公众的道德标准似乎一下子垮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萧条，但在1929～1930年以及1930～1931年的那个冬天，这里的事态发展变得不可收拾了。许多地方充斥着醉酒——人们举行私烧锦酒派对。女性喝酒与醉酒的情况也更为多见。”1930年秋天，华盛顿发现了一个酒类走私贩公然在参议院办公大楼内庄严的警区买卖他的货物。到1931年，在纽约，禁酒令的实施成为了一个笑柄，那些想要喝酒的人的选择不再仅限于去地下酒吧或是给酒贩打电话，有“兴奋饮料店”公开做着零售生意，他们唯一在表面上作出的妥协就是瓶子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那样一行行陈列着，为了不让正在巡查的警察感到尴尬，橱窗中只摆上几排石膏小雕塑。到1930～1931年的冬天，在纽约以外运营的轮船公司为那些嗜酒如命的人引进了一种新花样——周末把船开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游，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想去的目的地，除了“海上的自由”之外。

随着每一则关于歹徒的新闻——《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乡巴佬”兰格尔被杀；在纽约的一次群殴中来格斯·戴尔蒙德接二连三地开枪；在纽约酒类非法勾当中达基·舒尔兹与文森特·科尔的血腥争斗；“双枪”罗利（一个一直在模仿歹徒行为的年轻人）在他躲藏的曼哈顿西区的房屋里遭到警察令人心悸的围攻后被捕；艾尔·卡彭从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中假释出来了，他有本事让他继续逍遥法外，虽然谁都知道他一直以来就是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头目。每一条这样的新闻都时刻地提醒人们：歹徒势力正在膨胀，而正是依靠酿酒贩酒为他们提供了可观的收入。传教士、毕业典礼的演讲人以及宴会发言人都猛烈抨击了“犯罪浪潮”。纽约的地方检察官克雷恩称犯罪分子“把他们的手伸向了任何东西，从摇篮到坟墓——从婴儿的牛奶到灵车”。胡佛总统说与敲诈勒索作斗争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而是确保现有法律的实施。

与此同时，对禁酒令的反对意见明显地增加了：美国《文摘》杂志在1930年早期对500万人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只有30.5%的人赞同第十八条修正案和禁酒法案继续并严格地实施，29%的人支持修改，而40.5%的人则希望废除。北方卫理公会的小詹姆斯·坎农主教曾是最积极禁酒的领导者之一，当他被发现欢快地喝酒以及在纽约投机商号的支持下在股市投资后，公正执法的理由也帮不了他了。

当提及法律的实施这个长久以来混乱的问题时，威克沙姆委员会能为人们拨开云雾吗？1931年1月19日，该委员会提交了对于禁酒令的报告，而疑惑因此变得更让人难以理解。这是因为，首先，威克沙姆报告的主体部分中包含有详细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禁酒令并没有获得成效；其次，该委员会中的11个成员分别持有11种不同的意见，其中两个在大体上赞成废除，四个赞成修改，而值得注意的是，另外少于半数的五个人赞成进一步考查禁酒令试行的效果；最后，当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又自相矛盾地赞成进一步的尝试。

面对这些混乱的分歧和矛盾，疑惑不解的市民只对一件事情确定：这个据称对收集大量事实的有见识的设计——并且能参照事实作出判断来推导出必定发生的结论——最后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令人头痛的禁酒令问题仍然是市民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