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孟子与告子上篇(2)
此白非彼白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说：“生之谓性。”他的这一说法，对人性有了一个界限，他认为人在生下来的那一刹那，就确定了他的个性。这个理论要注意，他指称，人性是脱离娘胎时产生的，和佛家所说“明心见性”的“性”，并不是一样的。佛家所问的是在妈妈未生我以前，我是什么？佛家的本性是在妈妈未生以前最初原始的那个本性，与告子这里所说母亲生下时所产生的本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佛家所言之性与告子所言之性的不同之处，我们在这里暂不研究，现在我们看告子第三次很可怜的挨批。
孟子说：“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孟子争辩起来，有时候像外国人在参议院、众议院里争论一般，也许是脸红脖子粗地说：你讲人生下来的所谓人性，是不是讲这个白和那个白是一样的？
告子说：是呀！告子一开头就吃瘪了，假如是我的话，一定会说：孟先生，你讲清楚一点，什么这个白，那个白的？这是白布之白，那是白璧之白。
孟子这样的问话，也等于一个先天盲人，问人白是什么样子？答话的人很难描述，只好说像白布那样白；盲人再问白布的白又是什么样子？人家只好告诉他像白雪那样白；盲人还是不能体会，又问白雪是怎么个白法？告诉他是白粉一样白，他还是不明白。于是有人就拿一只白鹅来给他抚摸一下，告诉他就是如这白鹅一样的白，走路时会呱呱叫的。这时盲人说，你早这样告诉我，不就好了吗！后来有人问什么是白，这位盲人就曲起一只手来作鹅头状，口里念着“呱呱”。
现在孟子这样问告子，也等于问：白粉之白，与白鹅之白一样吗？
告子说：是呀！
孟子又说：那么，白羽毛的白，与白雪的白是一样吗？白雪的白，又与白玉的白是一样吗？
告子又吃瘪了，说：是呀！是一样。
于是孟子说：狗的性与牛的性，牛的性与人的性，都一样吗？
告子被他一棍子打闷了。
看来告子这个人，学问还不错的，可是在辩论的逻辑技巧上，却是输了孟老夫子一截。
我们仔细想想，孟子辩论人性的问题，辩到这里，可以说已经远离主题了，而问题在于，辩论中引用的譬喻是否恰当。如果在现代，我们作为这个辩论会的主席，一定拿起木槌，在桌子上一敲，说停止辩论。并且宣布说：告先生讲的主题，是有生命之后的人性问题，说“生之谓性”，孟先生，请不要离开主题，说什么白呀白的，又扯到狗性、牛性身上去兜圈子。
这种辩论逻辑，听起来是满锋利的，可是把主题避开了。本来是谈什么是人性的问题，孟先生却扯到狗性是不是等于牛性，牛性是不是等于人性的问题上去了。正如本来讨论“品茶”的问题，可一路越辩越远，去讨论“品酒”，最后变成“品醋”去了。所以他们的讨论，本来是研究问题，结果因为性急，又引喻失义，再加上“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的态度，最后变成争论了。
告子为了人性问题，已挨了孟子三次批。
人性的先天和后天
在我今天看来，对人性的几个问题，中国后世学术界很多人，都以孟子这里所谈的这段话拿来辩论。也就是把孟子说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和告子说的“生之谓性”，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人性，须要了解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与形而下人性的作用与现象的问题，“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究竟有没有一个“我”？假如有，这个“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生的？怎么死的？有形无形？唯物还是唯心？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假定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假如说，上帝是上帝的妈妈造的，上帝的妈妈是上帝的外婆造的，那么谁又生了上帝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外婆？假如说是佛造的，谁又造了佛？或者说，人生本来是如此的，那个“本来”又是什么？这就是哲学，就是大科学，也是宗教的根源。就像说地球是圆的，又是谁使它圆的？哲学与科学都是要想追寻这种问题的答案。
世界上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迄今约五千年，事实上当然不止五千年，因为地球的形成，据说就有好几十亿年了。地球上最早是先有人呢？还是先有蚂蚁或蟑螂呢？不管先有什么，那最早的第一个始祖，又是哪里来的？这就是哲学，也是科学，也是宗教。
任何一种宗教，开始时都是为了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后来，宗教自己无法解答，就设定了一个界限，就是不准问，信就好了，告诉你这样，就是这样。哲学也是信，例如说，房子里是亮的，但是总得打开一条门缝，让我看到里面一点点，我才会信，这是哲学家的态度。至于科学的态度，则是一定要进去看看，体会一下才信。所以宗教、哲学、科学，都是为了追求一个本性，一个宇宙万有的本来，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孟子在这里所谓的人性，不是讲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而是人性的作用与现象。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但这些也都是生下来以后的。中国的道家分先天与后天，先天就是形而上的，后天就是形而下的。先天也就是父母未生以前，那个本性为先天；父母怀胎以后，在胎中已经是后天了。问那些怀过孕的母亲们就知道，有的胎儿在胎中很安静，有的胎儿就会拳打脚踢的，所以人在娘胎就已经是后天了。而本书记载告子说“生之谓性”，就是指离开娘胎以后，这样说来，告子说的这个人性是属于后天的后天了。
所以后世的学术界，是以后天人性的理论，去推测形而上的人性本体。就像孟子说的，这个白就是那个白，那个白就是这个白，也就是天生的盲人弯了手臂成鹅头状，再学两声鹅叫，就认为是白，而形象与白是不相干的。
由此我们了解，本节讨论人性的问题，是以“生之谓性”的这一个阶段的“人性”来讨论的，换言之，是讨论后天的人性。但孔子的思想并不是这样，在尚存的资料中，孔子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根据《论语》及有关资料，我们发现，孔子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思想非常高深，子贡说他罕言天道事，就是孔子很少说形而上这方面的事。换言之，就是孔子认为这班学生，还不够程度来听这个问题。所以当子路问他，人死以后是不是还存在？又往哪里去？孔子就批评他：“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不必问死后到哪里去，先要研究生从哪里来，先要了解生的问题；现在活着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了解，如何能了解死后与生前的问题。
孟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经由春秋到战国战乱了三百多年。说到战乱，近三十年来，在台湾安定中出生成长的人，听到战乱一词，不会有所感受；而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于战乱的苦难艰危，感受太深了。在战乱之中，人的生命毫无保障，一次战争下来，人就大量死亡。像秦国的白起，打一个胜仗，被他活埋的俘虏就是四十万；这些人都是母亲十月怀胎，三年哺乳，费了多少心血劳苦抚育长大的。像这样三五年一次战争，几百年下来，打得民不聊生，而且民穷财尽。
一个社会的动乱越多，人的思想渐渐就对生命起了怀疑，人为什么有这许多苦难？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又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如此争斗？为了这些问题去寻求答案。所以哲学思想的发达，都是在社会极动乱的时候。在极苦难的时代，会产生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太平时代则产生艺术家、文学家，创作一些艺术品，供人欣赏。所谓“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这句话，正是太平人语。
所以在变乱的时代，就研究人性的问题了，因此，孟子、告子他们的时代，远比孔子时代更为严重地来辩论这个问题，这也是历史文化的时代趋势。由古代就可以了解现代，在苦难的时代，才提出人道、人权、民权这些问题来争论，如果在太平时代，自然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
现代青年该注意的问题，孟子在后面就会说到：“富岁子弟多赖。”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社会富有安定、繁荣之中，青年们太舒服了，赖皮的也太多了，慢慢到了嬉皮青年的阶段了。
什么是社会责任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告子这里又提出一个观念：“食色，性也。”
这里要特别注意，“食色，性也”这句话，并不是孔子说的，而是告子说的。孔子说的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告子认为，人生来就要吃；长大了，男人追求女人，女人追求男人，这是人性。
别说人如此，即使一只鸡也是如此，从蛋里出来以后，就要吃；长大了，公鸡找母鸡，母鸡找公鸡，自然如此，这是一种生物的本能，谈不上它的本性是善或恶。那么在人性中，饮食、男女为什么有善恶的问题？那是因为饮食、男女的需要，发生了心理行为，而心理行为与他表现于外的行为，有互相影响的连带关系，就形成了善恶问题。至于其本身是善是恶，那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佛家、道家，认为食、色两事，本身就是不良善的根本习气，那也是就形而上来说的；现在告子的观念，是就形而下，是指后天的人性而言。他认为人生下来，食、色两件事是天性——实际上应该说是后天的本能。这里告子说的性，可不要与后世佛家的“明心见性”的性连在一起，混为一谈。告子说，人生下来就要吃，就有两性的相互需要与追求。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是有生命以后的欲望和习气。
告子同时提出第二个观念：“仁，内也”，他承认人性本来内涵的就有仁心，仁慈之心。但是他有一个观念，与孟子的观念不同，孟子是提倡义的，告子却说：“义，外也”，义不是内在的，是外在的。他的意思是说，仁是心性，我们内在的那个善良的本性，不管好人、坏人都有。当看到一个生命死亡，内在都感到这个死的生命可怜，即使坏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是他在行为上不说可怜，而只是叹息而已，但并不可以因他这一个态度，就认为他没有怜悯心，他的内心同样也在怜悯。所以告子认为那个可怜与不可怜的态度，也就是义或不义，是属于外面的行为，而仁乃是内心的。
孟子说：你为什么说，仁是内，义是外呢？
告子说：那个人年纪长于我，我把他尊为长辈，并不是因为心中先有尊他的想法，这与我没有关系。就如那个东西白，这个东西不那么白，于是把这个加白一点，使两个东西一样的白；这个白是外在的，客观的，与我本身没有关系，所以说它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