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特写(4)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纸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先从加缪和卡夫卡的书读起，渐渐读到威廉·福克纳。

加缪的《局外人》给了他最初的文学震撼。“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经典开头，让他回忆起自己对待爷爷的死亡。当时，因为哭不出来，他只能靠警校学到的办法，睁大眼球长久盯着一个物体，祈求眼泪因为眼睛酸胀而流下，佯作悲痛。

艾国柱进入了小说世界。起初的写作以模仿加缪等名家为主。仿佛回到了在洪一乡写情书的时候。在郑州的出租房里，一个晚上，他熬夜就能写几千字的小说。这些练笔阶段的小说，起初放在博客上，后来被他贴在文学论坛里。网络论坛里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党同伐异，想得到赞美，往往要付出夸奖糟糕作品的义务。几次不愉快后，艾国柱因此对混圈子有些忌惮。

在郑州，工作出色的他始终没分到工位，要与其他人共享一个办公桌，常常在用着电脑时不得不起身让位，这令高度自尊的他羞愤。

无亲无友，艾国柱喜欢在郑州的黄昏里漫无目的地走，路过城中村，期待着想象中的艳遇。但什么都没有，他只能侧耳研究楼上出租屋里偷情的声音。“我一直听着那漫长而销魂的呻吟声，就像江南一场绵绵细雨。”

很快，他真去了江南——就在工位刚刚定下来时，他得到了上海《青年报》的机会，想到自己当初的规划：县城、省会、直辖市，艾国柱没有多少犹豫，跳槽去了上海，没待半年，又受到正值鼎盛的《南方体育》吸引，南下广州。

这期间，一直写作的艾国柱积累了大量如何写烂故事的经验。传统媒体的编辑工作，也天然教会了他如何传递信息给读者，默默写了两年，他自认为渐渐处于“牛逼和不牛逼的人之间”。

2004年，朋友阿丁介绍他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艾国柱完成了自己人生规划里的前面大半，他一级级通关，终于从洪一乡来到了首都。在随笔里，他提到《聊斋志异》里的贺生，面对色艺双全的瑞云时“紧张、急促、敏感、自卑”。北京正是瑞云，艾国柱始终是自卑的贺生。

在北京，艾国柱用上了警校时取的笔名“阿乙”。很快，阿乙这个名字，以饭局上旁若无人地看书而出名。王小山回忆说，阿乙腼腆，每次出来吃饭都带着书，往座位上一坐，不怎么开口，酒量也不好，就只好闷头读书，听到饭桌上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突然冷不丁地插一句，往往是连珠的妙语。“典型的闷骚男。”

“在人类的阴影下”，阿乙不知所措地坐着，早早吃好又不便退席，看书看困了，伏在桌上就睡了。有时醒来会有口水，但并不感到狼狈。

饭局也带给了他成名的最早契机。一次，仍是王小山组局，阿乙去得晚，坐在圆桌最外围，和同样晚到的东北人罗永浩坐在一起，离桌子远，两个大男人紧挨着，需要发生交谈，以打破尴尬。两人寒暄着，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老罗就把他的博客要了过去。交谈结束，阿乙拿出书本继续看书。

没想到过了几天，已经忘了这茬的阿乙突然接到罗永浩电话。老罗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直夸阿乙写得好。

当时的老罗刚做牛博网不久，网罗了一批知名和不知名写作者。在首页，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阿乙，在最显眼处摆着他的作品。认识阿乙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和他相似的文学青年，他们身处各地，共同的特点是，愿意不知疲倦地写。原本属于媒体圈的阿乙，似乎更接近了文学圈。

四

对阿乙这一代人来说，文学圈一直充满诱惑力。当初介绍阿乙进京的阿丁，也是个文学青年。因为名字相似，他们俩常被误认是同一人。阿丁来自河北保定，走着和阿乙相似的写作之路，他早先是个麻醉科医生，后来辞职，进入媒体工作，先去重庆，几次跳槽，最后来到北京。

阿丁正式写小说也是在进入媒体后。起初也以模仿博尔赫斯等大师为主。那几年，工作之外，他最投入的事情就是写小说，创作令他兴奋，写出满意东西后惬意无比，“几乎超过了性快感”。写到2008年，他的不少作品已经在天涯、豆瓣等论坛流传，并被网友誉为“王小波之后不知名的故事高手”。

阿丁一直强调，讲好故事是写好小说的本分。他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回归传统，“《聊斋志异》才是世界级的，好的文学家就是蒲松龄和荷马这种会讲故事的人”。在阿丁看来，如今许多写作者背离了讲故事的传统。“短篇小说的话语权基本被主流文学杂志和学院派垄断了，那基本是个圈子，大家都是熟人，也知道什么样的小说会发、会得奖。新人要不变成和他们一样，要不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觉得，更多来自民间的文学青年，拥有真正的创作热情，以及讲故事的天赋。

但“文学青年”四个字，随着时代变迁，早已偏离了原意，变得轻薄甚至是贬义。在80年代，文学青年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谓，常有人回忆说，当时走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学》《收获》之类，便可昂首挺胸。但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让“文学青年”逐渐边缘，像受潮的彩色电视机，渐渐丧失了瑰丽。然后是互联网的兴起，似乎把一切都消解，但似乎又把一切都激活了——文学青年变成了文艺青年。

网络的兴起仿佛让“文学”变得唾手可得。谁都能成为作家，而且是畅销作家。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使得严肃文学越来越尴尬和艰难，尤其体现在了图书市场上。2010年，媒体统计作家收入榜，王蒙、贾平凹、周国平、麦家四人的总版税，敌不过写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

尽管市场如此，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却坚信，所谓网络文学冲击严肃文学，只是个浮躁的伪命题。他认为，相比有着悠久历史的严肃文学，网络虽然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但仍是个不确定概念，“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繁荣期，还是所谓的80年代，时代背景不同，都不能得到严肃文学复兴或者衰落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严肃文学期刊的桥头堡。但时代变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转变。2011年4月，《人民文学》开始试水零售市场，他们“要寻找的读者是作家、文学爱好者和想要获得文学力量的人……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

不过，文学青年们仍试图在这个时代拥有自己的位置。2012年，阿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无尾狗》。虽然颇受好评，但阿丁发现，即使梦想达成，成了作家，实现了出版，名动江湖，也并不能完全衣食无忧。

企图全职写作是奢侈的。从媒体离职后，阿丁开始思考文学青年的生存之道。他希望自己能有保障安心写作，也能帮助其他文学青年。

2012年，在移动新媒体蜂拥之时，阿丁却做了一本叫作“坚果”的小说杂志，但纸质杂志的成本太高，只出了一期，杂志就夭折了。阿丁并不甘心，又找朋友牵线投资，次年将杂志改为纯电子版，并更名为“果仁小说”——取“不成功便成仁”之意。他的想法是，为纯文学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反哺文学梦。

《果仁小说》开出千字五百元的稿费，这是严肃小说杂志里罕见的高价。阿丁招来两个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做编辑，没有办公室，只能在咖啡馆开会，一直坚持了一年。2014年夏天，杂志断了投资，阿丁拿出自己最后的积蓄，给两个编辑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此后杂志断粮。

但他们并不罢休，一边筹钱支付拖欠的稿费，一边想着为果仁续命。2015年3月，原本厌恶抛头露面的阿丁豁了出去，录制视频，为《果仁小说》发起众筹。短短一周，果仁众筹到30万，早早达到预期。这笔钱来得这么快，阿丁感到惊讶，这似乎印证了他一直坚持的想法。他始终认为，富足以后的中国人需要填补心灵的空虚，移动网络让阅读和写作变得更为方便了。

“我很乐观。”阿丁说，“网络不会冲击严肃文学，反而是助力。”

五

2008年，在罗永浩的热心联络下，阿乙的短篇集《灰故事》得以出版，收录了他挑选的三十一则短篇小说。出书后，自然被更多人认识。这年冬天，回乡的他正走在山路上，突然接到陌生电话，标准的普通话像是电台里的广播。

广播声问，是阿乙吗？阿乙答，我是。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北岛。山上信号差，电话断断续续通了四十分钟。北岛叮嘱他珍惜才华，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在北岛的推荐下，《灰故事》的几个短篇以专题方式，发表在文学杂志《今天》。李敬泽因此也读到了阿乙，他称阿乙的小说令自己激动，是近些年少有的“闻到小说味道”的作品。随后《人民文学》刊登了《意外杀人事件》。小说里的文学青年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意外毙命，在现实里结束了流放，复活在文学期刊里，登堂入室。

但李敬泽并不认为自己对阿乙有文学上的助力。他说，阿乙写博客获得市场认可，直到在期刊发表作品，都是文学公道的体现。“一个文学青年写得好，渐渐走到更大的圈子，从小县城来到北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明时代没有变过。”

发表与出版变得更为顺利。2010年，磨铁图书出版了阿乙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在书的封底，北岛对阿乙不吝赞美：“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此后荣誉不停。2010年，《意外杀人事件》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次年，阿乙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2012年，阿乙当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以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联合文学》二十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这是一长串令文学青年们羡慕的奖项，对阿乙这一代作家来说，几乎意味着在文学圈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阿乙还只是个小镇青年，如今他似乎成功了。但他却有点悲观——对大多数文学青年来说，他像个例外。

阿乙并不看好文学青年的命运。从洪一乡到北京，他见到了许多个和自己相似的文学青年倒下去，忘掉了乡音，普通话逐渐地道，再也不会去田野听蛙声寻找灵感。

在非虚构中篇作品《模范青年》里，阿乙回忆了同事周琪源。周是瑞昌的船厂子弟，与阿乙同年进入警校，分配至瑞昌后，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在阿乙还厮混于县城夜宵摊时，周琪源已经笔耕不辍，早早在期刊杂志发表论文，令阿乙羡慕而嫉妒。但因为早已成家，周没有勇气出走，只能挣扎在县城的泥潭里，虽像万事俱备的勾践，却最终抑郁地死于鼻咽癌。

阿乙曾经拿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比喻周琪源——小镇上的王彩玲热爱美声，向往北京，不甘于平庸的教师生涯，穷尽办法出走县城，却始终碰壁。阿乙相信，在中国的县城里，有许多看不见的王彩玲，在菜市场和超市，他们并不作声，回到家里才偷偷拉起窗帘拉小提琴，或者背诵伟大的诗歌。

但即便阿乙实现了王彩玲的梦想，他时不时也会焦虑。有段时间，他得了广场恐惧症，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只能躲回屋里。之前经常熬夜，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前年生了大病。

他不再热衷向旧交展示自己。起初从城市回到家乡，他们仍一起喝酒，唱《霸王别姬》《世界第一等》《红日》和《好汉歌》，在酒桌上听旧同事赞美他出走的勇气，表达对城市的羡慕。但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同学喝多了，才吐了真话。他用瑞昌方言说，艾国柱你这个傻逼，放着机关里的皇帝日子不过，居然跑出去做流寇。

他曾梦见自己落跑北京，回到了瑞昌，在县纪委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阿乙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