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天是结婚的季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了家，地里也没了农活，炕头正热，适合办喜事。屯子里有人办喜事，自然就得搭个大棚。棚外是茫茫白雪，棚内得有热闹可瞧，有人说，有人唱。每年的这个时候，胡耀纯就成了红人。他擅长搞笑，还能唱几段小帽，会几手绝活。除了新娘子，他可能是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

胡耀纯以此为生。在吉林四平的农村里，像他这样的二人转演员已不多。来回就那么几个。其他演员都在城里的剧场，很少有人愿意在大冷天跑到乡下去。但“纯哥”——朋友们都这么叫他，隔三岔五就往农村跑。跑一次大约500元，如果路远，还能再加点油钱。

像大多数二人转演员一样，胡耀纯的搭档是他老婆王丽华。他扮丑，负责搞笑和绝活。老婆扮俊，会弹琴，也唱点流行歌。夫妻俩在2011年开始唱二人转。那年他虚岁35，认为自己必须转行，多赚点钱养家糊口。此前多年，两口子一直是二人转剧场的乐队伴奏。“拿到手的钱，只有演员的一半。”他后来说，“而且，乐队的地位也不高。”

决定转行之后，胡耀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发型，中分。左边是短发，右边留长耷拉下来，看起来像不平衡的郭富城。他长得颇有喜感，个子小，眼睛也小。丑角的扮相有讲究，得让人看了想笑。半年后他又换了个发型，把中间一溜剃光，两边头发留长。他说，这头型得随时变，否则观众没新鲜感。平常日子里，他就老戴个棒球帽。但出去逛街，仍有人能认出他，大老远就喊：“唱二人转那小子来了！”

在四平，爱看二人转的观众都认识胡耀纯。以前干乐队时，大家叫他“弦哥”——他是拉二胡的。他人缘好，为人仗义。钱赚得不多，但请客喝酒不含糊。无论哪里来的朋友，到了四平他都接待得好好的，临走送到火车站。因此，当人们听说“弦哥”要改行唱二人转了，一个传一个，都想方设法替他介绍演出机会。其他演员收500元一场，他收300。

胡耀纯的第一场演出，是2011年“五一”劳动节。夏天是转行的好季节，无论商店开业，还是打折促销，都要在街头搭个舞台，求个热闹。起初，胡耀纯说得少唱得多。但城里的观众就喜欢搞笑的“说口”，他那时怯场，不敢说太多，就多整点绝活。他会变点小魔术，手绢底下藏朵花。拿酒瓶子砸脑袋——这可需要点技巧。或者，老婆手握电钻，钻他肚皮。如今他的肚子上还有一块疤。“演员光靠说唱是不行的。”他说，“有时候需要搞气氛，必须得整点刺激的，底下才会鼓掌。”

慢慢有了经验，胡耀纯也学会了多说话少干活，只要把台下逗笑就行。但到了冬天，在农村参加婚席的人，不吃这一套。他们认为你光说话就是净扯淡。胡耀纯又学会了察言观色。如果底下年轻人多，就说笑话；老年人多，就再整点乐器，唱几段小帽。他嗓子不是特别好，但乐感不错，虽不能像小沈阳那样唱得贼高，但二人转的韵味十足。

一年多过去。胡耀纯不记得下了多少次乡，参加了多少次婚礼。到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规矩。不接白事（丧礼），只接沾喜气的演出。他也不想找个固定的剧场靠着，觉得目前这样更自由。朋友们经常给他电话，引荐他去某个城市某个场子演几个月，他以家有老小为由，推辞不去。最远的一次，他也只是开车去了鞍钢，那次他一共拿到1000元。

2012年下半年，胡耀纯终于积攒到一笔钱，开始琢磨着买房。他嫌新开的楼盘质量不好，格局也差，最后在四平铁东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三十万一次付清，房子85平方米，三室一厅。他给父母留了一间屋。2013年1月，他决定找个大卡车回一趟老家，把父母从乡下接进城，顺便带回乡下那台旧冰箱、旧洗衣机，还有一套旧沙发。

临回家的前一天，胡耀纯一夜没睡好。他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地上到处是金子，他整夜都忙活着捡金子了。

二

在胡耀纯的老家，四平市梨树县东河镇，有点天赋的人都去唱二人转了。梨树是东北的“二人转之乡”，人们爱看，也爱演。多年来，在梨树唱戏的传统就是到处游走，谁家出钱就给谁演。一路走下来，老艺人就能收一路徒弟。小孩最经不住唱戏的诱惑。

胡耀纯13岁那年开始学拉二胡。他天生条件不好，唱不了戏。那时赵本山还未把二人转带向全民狂欢，真正在农村唱戏的，还是得有一把好嗓子。他父亲也是拉二胡的，常向他念叨“文革”时，种地种累了，宣传队喇叭一响，大伙就开唱。胡耀纯1979年出生，没赶上“文革”，但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二人转的好时光。

起初，胡耀纯跟着父亲学二胡。他本来学习成绩也不错，但自从学了二胡，就像着了魔。一年后，父亲专门给他找了个师傅，二胡拉得极好。上初一时，家里一商量，决定让他退学，以后就走这条路了。他有个大他七岁的姐姐，那时已结婚。家里这点二人转传统就到了他身上。父亲把他送到梨树县文工团，没多久，他开始跟着文工团下乡演出。那年他16岁。

1994年，梨树县各个乡镇的二人转演出，还保留了老传统。演员以“唱”为主，唱的都是《西厢》《水漫蓝桥》等老戏。有时，县里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也会让文工团下乡去表演一些新戏。但老百姓还是喜欢听老段子。文工团一下乡，就是四五十人，分成好几队人马。到了村里，没地方住，胡耀纯就跟着其他人一起住学校。他们就睡在课桌上，没枕头，也没被子。一个夏天他们能跑七八十场。

对胡耀纯来说，那是宝贵的一年实战经验。乐队那时还没有电子琴和板胡，只有扬琴、唢呐和二胡。但乐理一通百通，他很快就学会了其他乐器。看人家唱得那么好，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是只能待乐队了，挣得虽然比演员少，但也能挣钱。很快，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一年后，梨树县的陈树新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去她的团里帮忙。陈树新在吉林颇有名气，是前辈级的二人转演员。她听说胡耀纯会识谱，那年头乐队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她开出的条件是不交钱，也不挣钱，包吃包住，偶尔下乡演出时还有补助费5块钱。胡耀纯认为那是个不错的机会。如果能把乐队这门手艺学精，也许以后可以进入某个体制内歌舞团，吃吃国饷。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但到最后，他也没看见吃国饷的希望。他甚至认为二人转也没有未来。那时他20岁，亲戚介绍了一个姑娘，他们很快就订婚了。然后他离开梨树县县城，回到东河镇老家，准备做点其他营生。

那姑娘是个民办老师，不喜欢看二人转，家里和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也嫌胡耀纯个子太矮，性格太闷。两个人都不爱说话。谈恋爱时，走路各走一边。但实话说，胡耀纯家里条件还不错。他家在东河镇上有个门脸，卖棺材和花圈。他父亲也是个阴阳先生。因这层关系，当胡耀纯回家后，他开始跟着父亲接一些“白活”——替丧事吹唢呐。一场50块钱，比在县城里给二人转伴奏强多了。没多久，他们在老家结了婚。

农村天天死人，接不完的白活。胡耀纯又是个多面手，什么乐器都能摆弄。当电子琴开始流行后，他干脆让老婆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现学电子琴。那时候老师这职业看起来根本没有前途，一个月才100多块钱，相当于他接三个白活。在钱面前，老婆没有理由不学，尽管她并不喜欢。她那时刚怀上孩子，有时半夜一点还要起床练琴，白天仍得跟胡耀纯下乡。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钱也挣得不少了。胡耀纯开始琢磨：“成天在家这么整，跟死人打交道，真是没什么发展。”

2002年左右，陈树新再次给他打电话。她在梨树县创办了一所二人转学校，请他过去当老师，教乐器。那听起来是个正当靠谱的职业。胡耀纯把孩子留在家里，带着老婆一起去了“树新戏曲学校”。他教二胡，老婆教电子琴，月薪600元。

但他这次终于选对了时机。2003年，赵本山提出了“绿色二人转”概念，在沈阳创建了“刘老根大舞台”。好像忽然来了一阵风，二人转就火了。农村的孩子如果成绩不好，都跑到二人转学校。每个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上大舞台，能拍电视剧，能挣大钱。“树新戏曲学校”那时是一栋五层大楼，所有教学、吃住都在楼里进行，最红火时，学校有一百多个学生。

胡耀纯的薪水涨到了900元，但他知道这并不高。那些从大城市回来的朋友告诉他，城里的剧场才是赚钱最多的。在四平，一家名叫铁路俱乐部的剧场是当地最火的，人们根本买不到票，连走道都站满了人。剧场正在寻找一个会识谱的乐队伴奏。

胡耀纯找到陈树新，提出涨工资。但那时梨树县又多了几家学校，竞争太激烈，陈树新没办法满足他的要求。

“我结完婚了，得养家糊口。”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要往外走了。”

2005年夏天，胡耀纯独自离开梨树，去了四平铁路俱乐部。到那里没多久，他就发现二人转早已变了模样，就连像他这么内向的人站在舞台上，不用唱，观众也是掌声一片。他应该感到有点不对劲，不过他那时只想着，挣钱的机会来了。

三

多年来，和很多人一样，我对二人转的认识只停留在赵本山身上。2006年春晚，小品《说事儿》结尾处，有一段精彩的手绢舞。他和崔永元、宋丹丹三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场传统二人转。那是一次漂亮的宣传——在中国这么多地方戏曲里，二人转似乎是“俗”得最好的一个。

在大多数民间艺术都已经没落的今天，很难想象二人转依然生龙活虎。人们都说是赵本山挽救了这门艺术。也有人说，是二人转的荤段子起了作用。不黄不爱看。但更多人说，真正原汁原味的二人转早已在舞台上消失，如今我们在剧场看到的，都是像晚会一样的综艺节目。东北人称之为“多样性二人转”。但无论如何，他们喜欢这个，至于“原汁原味”——那是老一代艺人的表演，在城市里根本没人爱看，看了打瞌睡。

老艺人正在死去。还活着的，都成了宝贝。在四平，最有名的老艺人叫董孝方。在文艺理论家眼里，73岁的他也只是个老艺人向新艺人过渡的人，俗称“新老艺人”。他嗓子天生好，唱功堪称一派。最出名的剧目是《大观灯》。他一上台，动作缓慢，用盲人棍探探路，侧耳细听，以耳代目，向上翻白眼，似乎什么都能看到。等开口一唱，极为传神。1987年，赵本山也演了一出《大观灯》，轰动沈阳，一炮而红。据说赵本山曾讲，“想当年，我也是骑着自行车追着看董孝方的《大观灯》。”

董孝方12岁那年拜师学艺，跟了戏班子里一个叫李财的人。那是1952年，师傅头天就传了他六出戏，第一出就是“解放台湾”，是当时的新戏，老调配新词。师傅嘴里含着烟袋嘴子，一句一调地教。他记忆力好，随时还带一小本，记下了师傅教他的几十台老戏。1961年秋天，师傅死在了梨树。董孝方那时正在沈阳演出，没赶上告别。那些年，他跟着县里的剧团四处巡演，号称“轻骑兵”。在农村，他们去工地给同志们鼓劲，打竹板，唱几段快板。但他却很少参加农村的红白喜事，因为那得经过县文化局批准。1969年，董孝方被戴了高帽、赶到农村，种了三年地。

董孝方不会干农活，但其他人都愿意帮他，只等着早点干完听他唱戏。他不敢唱传统戏，只唱《雷锋》，偶尔也来一段《红灯记》。1971年，他终于从农村回到梨树县剧团，唱的第一出戏是《雄鹰展翅》，说的是一个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那是他专门去学的新戏。五年后，“四人帮”倒台，董孝方才又唱上了老戏。

董孝方的老戏出了名的妙。二人转“说唱扮舞绝”，他样样都出彩。他认为上场就应该先“说”——和观众建立感情。他俏皮幽默，却不带脏口。师傅李财就拒绝说脏口。他琢磨出的一招手绢功夫更是一绝，唱到高潮处，他的手绢可以随着唱腔抛到观众头上十几米以外的地方，旋转一圈，再稳稳飞回董孝方的手里。

“后来，专家给这招取了个名字，叫‘凤还巢’。”他说，“现在的小孩谁还会这个？”

那是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他办公室里。说完这话，他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伸进大皮包里掏出一块艳丽的八角手绢。“喏，就是这样。”手一扬，手绢飞起来，顶到了办公室的天花板，他叹口气说，“这里不够高。”

这间屋子在“董孝方二人转学府”的二楼。2004年，紧随着“树新戏曲学校”，董孝方也创办了这所二人转学校。它是栋三层高的楼房，和陈树新那里一样，所有教学、吃住都在楼里进行。最红火时，这里的学生是梨树县最多的，但如今只剩下30多个小孩。

学生们大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到了这里。但董孝方说，这些孩子比那帮高中生懂得还多。他们的知识都从戏文里来。每天早上，董孝方要给学生上一堂唱腔课。他已73岁，但唱出来仍是字正腔圆，力道十足。也许是为了坚守二人转的传统，他拒绝在课堂上教一些搞笑的“说口”。他也固执地相信，如今仍是会唱老戏的演员才吃香。

那天下午，教室课桌上摆的是《罗成算卦》。第一句是“大唐老祖坐金銮，保驾全凭文武百官”，一个学生用钢笔工整地把这段唱词抄在作业本上。他羞怯地看了我一眼，笑着把本子背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否留意到，他写错了那个“銮”字。

四

2005年冬天，胡耀纯仍奔波在四平和梨树之间。他嫌四平的房子贵，两口子就仍住在梨树县城。为了节约路费，他买了一辆小摩托，来回大约40公里，只需5块油钱。他之前在老家接“白活”时，曾花一万块买过一辆幸福125摩托，但那车牌不能在四平驾驶，只好转手给了老丈人。不过，这样也好，老婆待在梨树，还能接一些演出伴奏的活。

“那时候也挺遭罪的。”他回忆说。每天晚上，铁路俱乐部十点半下戏，他要骑摩托赶回梨树，只能睡几个小时，凌晨就得起床，和老婆一起去乡下伴奏。中午回到家，赶紧再睡一会儿。他每个月在剧场拿1200元，白天接活一场50元。傍晚的时候，在六点到七点之间，他会抽空去一趟四平市中心的广场，给那些扭秧歌的人伴个奏，赚得5块钱——刚好买一包烟。

“有一次刚好赶上暴雨。我没带头盔。回到家已经十二点，满脸都糊着泥，露两眼睛。我洗了个澡，然后倒床上眯了一个半小时，又要起床下乡。”他叹了一声，“那寒风走的。”

但无论如何，胡耀纯的钱包慢慢鼓了起来，虽然两口子根本没时间花钱。一年后，铁路俱乐部走了个琴手，他老婆终于也到了四平。他们住在剧场替员工租的屋子里，一个房间四对夫妻，上下高低床。每张床都围着一层布帘。“那时候，无论冬夏，我们都穿着睡衣睡觉。”他说，“但是，屋里也热闹，也不觉得有什么。”

对胡耀纯来说，这些生活上的艰苦都是可以克服的。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剧场的二人转不是他所熟悉的调子了。演员不再以“唱”为主，20分钟的表演，说口可能就要占去15分钟。那些笑话也是他不能接受的。“那就是扯犊子，埋汰人。”他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演员现在居然会拿他开起玩笑来，而他之前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坐旁边搞乐器的。

时间一久，演员们也琢磨出道理来。只要胡耀纯一从乐队里走上台，观众就乐，好像笑的就是他那份拘谨和忸怩。慢慢地，他也会配戏了，偶尔说几句话。有时演员提前告诉他五句，他至少也能记两句。到最后，他觉得这一切都已不是问题。他胆子也大了，可以主动说几句逗乐的话。两年后，他已成为乐队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月薪涨到了2700元。

钱挣得不少，但胡耀纯还想挣得更多。他打算买一辆车，方便下乡演出时带上道具，还能在天寒地冻时躲车里暖和暖和。他告诉儿子自己要提车去。儿子很高兴。等他把车开回家，儿子瞅了一眼，对着车皮踢一脚，说：“哎哟，啥破车！”

那是一款灰白色的羚羊车。在四平铁路俱乐部，胡耀纯可能是最早买车的几个人之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像其他东北人，他这款车不是用来充面子的。他在这方面的稳重和现实，朋友们也都知道。“但每次发工资，演员们拿厚厚一叠。”他说，“而我们只有这么薄一层。”他比划了一下，摇摇头。到了2008年，无论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意识到两口子也许该转行了。

“谁知道二人转现在变成这样子呢？”他说，“也许是赵本山帮了忙？”多年前，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唱二人转的料。但现在，他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

五

不去东北，你可能永远不知道剧场里在发生什么。“你想看什么？综艺的？我们有。嘉宾反串的？我们也有。传统的二人转？我们还有。”李晓勇说，“搞笑的？当然有。没有搞笑，东北二人转就不会这么火了。”

2013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坐在长春关东剧院的楼下喝茶。李晓勇和冯盼盼看起来和二人转毫无关系。他22岁，穿一件黄色羽绒服，稚气的脸庞还留有青春期的痕迹，但说话却挺老气。她24岁，黑色羽绒服，化着淡妆，是个时髦漂亮的女孩。她负责泡茶，他在一旁玩笑似的吆喝。谁能想到这对年轻人已说了五年的二人转。

他们俩在长春的和平大戏院认识，同是青年团的学员。冯盼盼是家里唯一唱二人转的。李晓勇的父母却都是演员，年轻时就在四平到处演出。他的大姐在骆驼岭水库出生，二姐在秀水出生，他出生在桑树台，还有个小弟，又出生在另外一个地方。13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吹唢呐，花800元买了一台电子琴，原打算让他进乐队，但眼看着乐队没有演员挣钱，他们把他送到了长春。

2007年夏天，李晓勇和冯盼盼在朝阳镇开始了第一场演出。他以“绝活”见长，变点小魔术，玩一些别人不会的乐器。和胡耀纯一样，也是他扮丑，盼盼扮俊。十天后，他们俩挣了3000块钱。盼盼买了件衣服犒劳自己。晓勇则是拿去吃。有次他们去乡下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李晓勇临时表演了个绝活。他拿出一个牛犄角，对着嘴就吹出了调。所有人都感到新奇。胡耀纯那天也在场，他后来对我说：“晓勇不愧是大城市来的，什么都走在前面。”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成了朋友。

冯盼盼常说，二人转这一行，无论走到哪里，几句话就交上了朋友。演员们碰到一起，首先就问“哥你好，新来的哈？”或者是“老弟你从哪来的呀？跟哪学的？”没多久，他们就可以打电话互相邀请对方来演出了：“我们这儿还缺一副架，要不你们过来玩几个月？”

那年秋天，李晓勇和冯盼盼被邀请去了上海，听说那里的钱特别好挣。那是他们俩第一次出远门，买了两张卧铺票，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他们在下午三点抵达上海，吃了晚饭，就被拉上了车去赶场。第一场是个小迪吧，主持人一报二人转，台下就爆炸了。“嗷嗷喊。”晓勇说，“没想到二人转在上海也那么受欢迎。”

他们一共七副架，十四个人，住在一套租来的两居室。每天晚上，老板派车过来接，然后就是一个场子一个场子地赶。到了圣诞节，完全忙不过来。“上场先说点搞笑的，我俩再吹个萨克斯或者演段小品，二十分钟就结束。”晓勇说。有时他们一天要赶五个场。三个月后，晓勇突然意识到，这么做下去，对他们并没什么好处。如果一直待在上海，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有什么进步。那时，就像所有二人转搭档一样，他们俩已经谈上恋爱。2008年春节前夕，他们决定回到东北。

在吉林，李晓勇之前交上的朋友们已散布在各个地方剧场。那是二人转在东北最火的时候，四处缺人，许多剧场一票难求。在老家过完年，他和冯盼盼一起去了四平铁路俱乐部，和胡耀纯住在了同一间屋。那是他们友谊的真正开始。“纯哥那两口子人太好了。”盼盼说，“对朋友是真热情，真实诚。”他们在那里唱了几个月，临走前，建议胡耀纯别搞乐队了，当演员吧。

在二人转这圈里，剧场和剧场之间是通气的，演员也如此。一对演员在某个剧场唱久了，观众没新鲜感，就得换一批人。离开四平后，李晓勇去了辽阳。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料到，随后四年都将在各个城市漂来漂去。“哪都走。”他说，“哪里有剧场，我们就去哪儿。”往往是电话一来，第二天就拎起两个行李箱上了火车。

2009年，李晓勇用赚来的钱买了一辆大众速腾车。他们可以带更多东西上路。自己喜欢的被子、床单，更多道具和衣服。有时候，他们已不记得到底去过哪些城市。也许是海拉尔，因为那里冷得够呛，也许是天津、威海、秦皇岛。“哦，佳木斯——我们刚从那里过来。”

在长春，关东剧院并非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剧场，它打出的旗号是二人转传承基地。就像李晓勇所说，无论你想看什么，这里都有。对于剧场老板来说，李晓勇和冯盼盼是年轻一代二人转演员中比较特殊的一对。他们俩的定位是“时尚”和“感人”——老板说，你将会看到一场“泰坦尼克号”式的表演。

一个周五的傍晚，舞台布置得如梦如幻，但剧院的观众却不多，甚至稍显冷落。首先上场的，是春晚式的歌舞集锦。然后来了一对中年演员，表演了一段扇子舞，唱了一段小帽，算是照顾到老观众。接着是个轰隆隆的“摇滚”青年，轰了几首流行歌后，李晓勇上场了。

他穿一条小丑半截裤，系着红围巾，上场先说了五分钟笑话，提到了江南style（没人反应）、钓鱼岛和日本人（台下掌声一片）。当观众似乎感到有点厌倦时，他来了个流行歌曲模仿大联唱。时间已过去二十分钟。冯盼盼终于上场。

“在台上，她是我搭档，在台下，她是我女朋友。”晓勇说。

突然，灯光暗下来，音乐变得舒缓。他开始讲述他们俩的爱情，一个受到女方家庭反对最后却挣破重重阻力在一起的故事。他拿出一顶雨伞，伞尖绑了一瓶矿泉水，仿佛浪漫的雨丝流向舞台。

剧院老板说得没错，这是一场令人意外的二人转。我朝观众席望去，没什么反应。也许他们也不知道，在此刻是鼓掌比较好，还是安静更好。而我之前从未听他们俩谈起过这个故事。它是真实的。但那天晚上，它让我有种错觉。我仿佛从未见过舞台上那两个人。

六

“站在舞台上，我没有华丽的语言，不该保你们发财呀挣钱呀，没有用。今天我站在这舞台上，给我鼓掌的好哥们、好姐们，兄弟就一句话，在这个舞台上我将日夜地祈祷、祈祷您家中的老人、孩子永远健康，长寿平安。平安呢！”

这段毫无幽默感的话，仍然被胡耀纯记在了他的本子上。2009年的某一天，他和老婆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这些“说口”。现在的二人转有个好处，唱得少，意味着伴奏也少。他们俩大多时候都闲坐在舞台侧面。尤其是他老婆，毕竟做过老师，写字很快，还会几句英文。演员在那边说，她则低头在本子上写。有时只是一句话：

“玩意不大把人迷，谁要是尝到滋味谁就舍不地。”

有时候，是一些重要的转场段落：

“刚才下去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是人是妖啊，做变性手术了，下边一刀割扔了，你败家玩意儿，你给我呀，你要不给我，你给××呢，××就爱吃那筋头巴脑，朋友们，我这辈子，新车也开过，二手车也开过，就他这改装车，我还真没开过。那他爹妈从小屎一把，尿一把，花20多万培养这么大，望子成龙，望子成龙，我看要成凤了。”

一旦起了改行的心思，胡耀纯开始处处留意。老婆在剧场先胡乱记下，回到家，再工整地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上。他随身带着，随时背。胡耀纯知道，要想成为一名演员，他最缺乏的是“说口”和“绝活”。至于唱腔，记下唱词就好了——他曾在剧场完整地记录了好几个小帽，够用就行。他说，这年头，谁也不会听像董孝方唱的那些成套老戏。

两口子开始私下练习。搞笑的段子，他们可以各自背诵，等宿舍没人时，再互相对一下。但唱腔实在不方便在房间练，会打扰其他人休息。有时候，胡耀纯就带着老婆，开车来到城外的树林，插上MP3，伴奏从车里的喇叭传出来，两人就在野地里开唱。

胡耀纯知道这是偷学。但如今这二人转，大城市的演员学刘老根大舞台，小城市学大城市，像他这种经常去乡下的，什么都可以学。而且铁路俱乐部谁都知道他在学这些东西。最难学的，其实是绝活。那得亲自去问演员。关系处得好了，人家自然告诉你。胡耀纯的人际关系向来就是最好的。

铁路俱乐部的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胡耀纯却一直没动。他的小本也越来越厚。2011年春夏之际，俱乐部停业装修，终于逼着他迈出了演员的第一步。有一次，他老婆向我回忆起那段怯生生的日子，说，一开始上舞台，脑子里的话全忘了，只能靠他的绝活撑下去。“但其实没事儿，多说几场，就习惯了。”胡耀纯安慰她，“只要别害怕。敢耍。”

“你看不出我们以前都很内向吧？”她对我说，然后自己先笑了，“慢慢就放开了。”

2013年春天，铁路俱乐部即将装修完毕，再次开业。老板给胡耀纯打电话，问他是否还想去。他说仍在考虑。我曾问他对未来有何打算，他支支吾吾，也没想好。有次他说想开一个乐器培训班。另有一次，说想开个婚庆公司。无论怎样，他知道都和二人转脱不了干系。

江湖上有句老话。对传统艺人来说，第一我要活下去，第二我要活得更好。胡耀纯似乎从没有特别远大的目标。如果非要往回看自己的二人转之路，他笑着说，就好像这辈子都在收集资料。以前收集乐队，后来收集演员。到最后，他自己终于成了演员。

七

腊月初十，梨树县东河乡胜利八队的贺家有个儿子结婚。凌晨四点半，胡耀纯就在楼下把车点燃。连日来的寒冷稍稍过去，那天气温只是零下二十度。他戴一顶厚棒球帽，明年又该换发型了。汽车开出小区，先去了一家仓库。他搬出四五个大包，放进后备箱。这一次，新郎家自备音响，他不用带。不过，他又是一夜未眠。

六点四十，他们到了一个村子。贺家人早已在门口的雪地里搭了个大棚，棚是透风的，但里面有个火炉。两口子把东西搬下车，挪进棚里。插上稳压器、电源、功放、电脑，再接上音响，一首《老婆最大》就从棚里飘了出去。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他站在火炉边，点燃了一支烟，说，今天来得太早了。

客人们陆续从附近赶来。屋里炕上都坐了人，剩下的只好挤到大棚里。胡耀纯和老婆走到前面，那块小空地就是舞台。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二人转那样，他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开始扮相。他脱了外衣，套上一件花绸衣，一条大红格子裤，取下帽子。与此同时，老婆拿着话筒开始说话。她背了几段本子上的说口，不好笑，但却是场面话。然后她说，给大家先唱几首歌吧。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她看起来很轻松，不过又带点天生的拘谨。胡耀纯站在离她一米不到的地方，看着底下的观众，似乎很疲惫。不过，歌声带来了清新的感觉。她唱道：“爱上草原爱上你，爱上这晴朗的天气。”

棚内开始热烈地鼓掌，老人、小孩、抽着烟的大爷，目不转睛。大棚外正炊烟滚滚。远处是几户农家，几垛玉米秆，还有看不到边际的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