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辟与第二次英荷战争

晋升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并没有停止他对外扩张的脚步。1655年，英国海军不宣而战，攻占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重要据点——牙买加，由此英国正式介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对此英国政务院秘书约翰·瑟洛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西班牙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正冉冉升起，日后必将成为英国的潜在威胁。但克伦威尔更重视眼前的利益，在随后的两年里，罗伯特·布莱克多次闯入西班牙辽阔的海外殖民地。仅在1657年4月20日的战斗中，他和他的舰队便摧毁了西班牙人的6个珠宝转运港、10艘护航舰和6个炮垒。

布莱克的成功得益于他在海军战术领域的创新，作战时他将所有舰只以一定间隔排成一个纵队。这种队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炮火的威力，同时海军指挥官也可根据自己的作战意图对井然有序的舰队实施最有效的作战指挥。这一全新的战术配合英国海军3层甲板、密布火炮的重型战列舰，以及英国水手5分钟内实施5次舷炮齐射的战术素养，使英国海军不但在海上所向披靡，甚至不再畏惧工事完备的岸炮堡垒。

不过，常年的海上生活也极大地损害了布莱克的身体健康。1657年夏，重病在身的他返回英国。一心渴望在去世之前能够靠岸的他，最终还是在战舰抵达朴茨茅斯海湾进口处时溘然逝世。但是在他身后却留下了一支“英舰千艘霸海天，夷艇垂篷表恭谦；军威远震如风吼，四海扬帆漫无边”的强大海军，以及一度被后世奉为金科玉律的《永久战斗条令》。

与海军的高歌猛进相比，英国陆军在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之后的处境有些尴尬。1655年3月，保王党“余孽”约翰·彭鲁达克上校发动叛乱。尽管这次武装政变很快便被镇压，但是来自秘密警察的报告却令克伦威尔在众多未遂的阴谋面前选择了高压姿态。他随即将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十一个区，每个区派驻一支骑兵和一队经过改编的武装民兵。身为封疆大吏的各区军政长官除了维护治安之外，还要向公认的保王党人征收特别税金，并推行清教徒的宗教观念。一时之间，英国各地赌博、酗酒、通奸等社会恶习被一扫而空，但一些如斗熊、斗鸡、赛马和摔跤在内的体育活动也遭到禁止，颇显因噎废食。甚至出于对圣诞节的反感，克伦威尔纵容士兵在圣诞夜闯入民宅，抢走烤箱里的肉。

尽管对国内的整肃消耗了克伦威尔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但是1657年他依旧接受了路易十四的邀请，派出一支3000人的地面部队前往法国北部与西班牙作战。因为路易十四许诺，一旦收复格拉沃利讷、敦刻尔克和莫迪克三座重镇，法国政府便将敦刻尔克割让给英国。为了应付这场战争，克伦威尔不得不重开国会。此时克伦威尔年事已高，他重组国会显然不只是为了获得战争经费，正如他的支持者所说：“护国公的称号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而国王的称号则不同。”但是最终在军官团的反对之下，克伦威尔只能勉强保住护国公世袭这一权利，王冠依旧与他无缘。心怀不满的他于1658年1月突然第三次解散了国会。

出兵法国是克伦威尔个人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成功。在海军舰炮的支援下，英国陆军成功地在敦刻尔克东北的迪讷战场牵制住了西班牙军队的右翼及预备队骑兵，法国人这才从容地完成了对敌军左翼的迂回。为了感谢克伦威尔的帮助，年轻的路易十四履行了承诺。在失去加莱整整一个世纪之后，英国终于重新在欧洲大陆获得了一个桥头堡。但是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收获更多，获得了相当于今天比利时全境的西属尼德兰之后，一个强大的法兰西在欧洲日益抬头。

1658年9月3日，在邓巴尔战役的5周年纪念日里，克伦威尔在大风暴的怒吼声中逝世。据说他的遗嘱是“上帝和祂的人民在一起”。这句话尽管充斥着共和精神，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克伦威尔所享受的一切待遇都与国王并无二致。在最后一届国会的开幕式上，议员们为他奉上一件貂皮镶边的、紫红色的丝绒袍，并献上黄金制成的权杖，一支160人的卫队则拱卫在他的四周。而他死后，更享受到如詹姆士一世一般的王室葬礼，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站满了身着带黑色纽扣的崭新红色制服的士兵。君王的虚名对克伦威尔而言确实如“帽子上的一根羽毛”，但就是这“一根羽毛”的差别，最终将其继承者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事实上，在1657年强迫国会同意护国公世袭之前，克伦威尔并未认真考虑过让他的儿子继承这一位置。因为在内战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克伦威尔对剩下的子女照顾有加，并没有刻意去培养他们在政界和军界的威望。其长子理查德被认为是一个“温和有礼”的农夫，甚至连自己的庄园都经营不好。长期以来被认为最有可能继承克伦威尔衣钵的是他的大女婿——亨利·艾尔顿。但是在爱尔兰执行反游击战的艾尔顿最终败给了病魔，克伦威尔随即将他的遗孀和爱尔兰地区的军务交给另一位颇具才能的将领查尔斯·弗利特伍德照料。

作为曾经和克伦威尔在苏格兰战场上一起浴血拼杀的老部下，弗利特伍德颇受信任。弗利特伍德也对克伦威尔表现得忠心耿耿，他拒绝了克伦威尔提名他为继承人的提议，全力支持克伦威尔的长子理查德。事实上，克伦威尔的次子亨利·克伦威尔倒是颇有乃父之风，他从一名骑兵上校起步最终继承了弗利特伍德的岗位，成为共和国期间最后一任爱尔兰总督。因此有人认为克伦威尔如果能够“废长立幼”，那么共和国的危机仍有机会安然度过。

克伦威尔尸骨未寒，其继任者理查德便不得不面对来自国会和军队的双重压力。赋闲在家的议员们指责政府在护国公葬礼上花费太多，而军中老将则根本不买理查德的账，他们抓住总司令一职不可世袭的法律漏洞，要求理查德将军权交给他的姐夫弗利特伍德。这场危机表面上看是由理查德个人威望不足引起的，但事实上却折射出共和国在经济和军队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隐忧。克伦威尔统治时代，英国财政年收入约为190万镑，相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王室仅60万镑的年收入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仅军费开支一项便轻松耗尽了共和国的国库。包括来自尼德兰和牙买加雇佣军在内的6万常备陆军需要110万英镑来滋养，而活跃于辽阔大西洋、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英国海军则每年至少需要花费50万镑用于维持运转。如需进行海上战争，海军军费将上涨至90万镑。

克伦威尔不是没有想过裁军，在他的生命燃烧殆尽之时，英国陆军已经削减至4.8万人。但是要维护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的稳定，这样的陆军规模已经是底线了。在裁军的同时，克伦威尔也有意摒除有反政府倾向的军官，这一举措令共和国陆军的上层基本都是克伦威尔的老部下，他们对克伦威尔本人效忠却对政治漠不关心。昔日的“新模范军”士兵在更新换代之中也逐渐视军队为谋生手段，不再热衷于分辨君主和共和之间的异同。如果说克伦威尔是一位国王，这样的军队或许仍将追随理查德，但是恰恰在西班牙还有一位“正统”的国王——查理二世虎视眈眈地关注着自己祖国的异动。

查理二世长期都在策划刺杀克伦威尔，而在新任护国公被迫重新召集国会以压制军队势力之际，保王党人趁势而起，但“新模范军”军威仍在，克伦威尔远征苏格兰时的副手约翰·兰伯特轻松镇压了保王党在各地的反叛。这次军事行动也最终宣布了军队在共和国的决定性位置。克伦威尔已经证明了没有国会的共和国仍能运作，但没有了军队的支持整个共和国体系便将轰然倒塌。1659年10月，迫于兰伯特的压力，国会再度被解散。但兰伯特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谋划着与查理二世结成儿女亲家，在复辟君主制之后谋得家族的荣华富贵。

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弗利特伍德对兰伯特的阴谋洞若观火，一时间英国陆军之中形成了以兰伯特为首的英格兰方面军与弗利特伍德、亨利·克伦威尔指挥的爱尔兰方面军对峙的局面。新的内战一触即发，而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在于驻扎苏格兰的乔治·蒙克。蒙克出身贵族世家，早年还曾跟随白金汉公爵南征北战。在英国内战中他曾加入王室武装与国会军作战，但时运不济，被国会军俘虏，送入伦敦塔中接受“改造”。在被关押的两年里，蒙克笔耕不辍，写下了雄文《政治及军事情况分析》。克伦威尔对他很是赏识，不仅令他重获自由，还委以重任。在苏格兰战场之上，克伦威尔与蒙克在邓巴尔并肩作战，事后论功行赏，克伦威尔委任他为苏格兰的封疆大吏。其后蒙克虽曾指挥海军参与第一次英荷战争，但对苏格兰却始终不肯放手。克伦威尔倒是用人不疑，在出任护国公后任命他为苏格兰总督。手握不列颠半壁江山的蒙克自然不是泛泛之辈，在国会与军队陷入分裂之际，他表面拥护共和，在苏格兰重组地方议会，但实际上却忙于排除军中异己。1659年11月，在获得苏格兰普遍支持的情况下，蒙克高举“恢复国会和法律原则”的旗帜率7000精兵南下。此时雌伏已久的国会军元老——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在约克郡公开支持蒙克，兰伯特曾试图率军抵抗，但却发现自己的威望根本不足以调动军队和民众。在伦敦百姓的欢呼声中，理查德、弗利特伍德被迫下野，兰伯特则被送入了伦敦塔。在掌握了英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柄之后，蒙克宣布重组国会，并提议迎回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为英国合法君王。

国会随即给滞留西班牙的查理二世送去大笔金钱，过去敌视国王的舰队奉命保护查理二世回国。1660年5月5日，蒙克将军恭敬地迎接“王者归来”。在查理二世前往伦敦途中，各阶层的人熙熙攘攘，人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噙着泪水尽情欢呼，仿佛终于从地狱中得到解脱。面对“新模范军”整齐威武、寒光闪闪的阵列，查理二世或许还会想起昔日被他们追逐到走投无路的时光，但是此刻他们却成了王权的坚盾。伦敦的市长和议员带头欢庆这一节日。国会上、下两院表示忠于国王本人，承认他的权力。各阶层的民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保王党还是圆颅党，此时都表现出和解的精神，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欢乐场面。丘吉尔不无感慨地称这一天为英格兰的极乐之日。而这一天恰恰又是查理一世的11周年忌日。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个国王归来并不能为债台高筑的英国带来实质性的收益，相反国会需要替查理二世流亡时打下的白条埋单。因此解散常备军便成了缓解财务危机的唯一出路。好在近5万之众的英国陆军此时也厌倦了战争和对内镇压，几个月之内，这支力量无限、不可战胜、随时可能吞噬不列颠王国和社会的军队中90%的人重归平民行列，几乎没有任何的躁动。因为克伦威尔已经教导了他们服从和自制，如同勇猛和狂热一样。与普通士兵不同，昔日共和国军队的灵魂人物兰伯特被判处了死刑。为了替父报仇，查理二世又授意对昔日内战中打垮王室武装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莱克三人进行“鞭尸”。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查理二世将克伦威尔等人已经腐烂的尸体挂在绞刑架上24小时，然后枭首示众的行为当然颇为残酷，但恰如英国史学家事后所总结的那样，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查理二世此举属于“抛出死尸而挽救活人”。克伦威尔的两个儿子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理查德被放逐了30年之后于1712年回到英国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亨利则由于拱手交出了爱尔兰的军权而受到了政治上的优待，保全了家族在剑桥的产业。因此英国民间长期流传着示众的尸体并非克伦威尔，护国公的遗体早已被秘密转移的故事。

历史的车轮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倒转整整一圈。查理二世的归来不仅是王政复辟，也是国会的复辟。国会在战场上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为此目的而建立的令人生畏的军队。在纠正了过激的思想之后，国会最终成为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英国统治机构。新的君主观念已经形成，但是英国距离完整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关于国王、国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最终要在大西洋彼岸的另一场“英国内战”之中才会重新引发争论。

英国军队和民众之所以鄙弃雄才大略的克伦威尔，选择接受查理二世这个花花公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护国公严格要求整个社会按照他所认可的“清教徒”模式运转，令人倍感压抑和无趣。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确没有选错人：查理二世风度翩翩、生性幽默，其风趣的言谈使之获得英国民众的爱戴；多年流亡海外，寄居各国王室的生活更令他成了声色犬马领域的行家里手，源自英国、日后风靡世界的赛马都是他亲手制定的规则。民众称他为“快活王”并无一丝讽刺之意。在这样一个国王的引领之下，英国社会各阶层都倍感轻松，有人不无惋惜地总结道：各个阶层赞成罪孽者的松散统治，却不喜欢圣人的严格管束。其实当时的英国人都愿意充当上帝的选民，可是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清教徒所崇拜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

由于有限的陆军需要驻守不安分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查理二世在1662年将克伦威尔在法国圈占的据点——敦刻尔克，以4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路易十四。不过上帝似乎很眷顾这个败家的花花公子，这一年他迎娶了葡萄牙公主卡特林娜，又轻松地获得了80万英镑的嫁妆以及葡萄牙重要的海外贸易据点——北非的丹吉尔和印度的孟买。当然查理二世的老丈人——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并非老年痴呆，他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将女儿嫁入英伦，主要还是出于国家战略方面的考量。自1640年重获独立以来，葡萄牙在欧洲便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世仇西班牙虽然日益没落，但对于葡萄牙而言依旧是不可力敌的“庞然大物”。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野心勃勃，葡萄牙与之结盟也无非是被捆绑在“太阳王”的战车之上。而真正对葡萄牙构成威胁的则是当时的海权强国——荷兰。

1640年6月，荷兰海军开始封锁葡萄牙在东南亚的核心贸易据点——马六甲。经过半年的围攻，葡萄牙守军付出了超过7000人的死伤，最终不得不开城投降。随后荷兰又在印度洋连续拔除了葡萄牙人建立的科伦坡和讷加帕特南，昔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创的印度洋贸易圈只剩下果阿仍在苦苦地坚持。为了“止损”，更为了借助英国的力量对抗荷兰，若昂四世只能忍痛割爱，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用情不专的查理二世。

尽管风流成性的查理二世在宫廷里全然不顾影响地招蜂引蝶，一度气得正牌王后卡特林娜鼻孔出血，昏迷不醒。但对岳父馈赠的两处殖民地，查理二世却颇为上心，他不仅拿出国库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去巩固遭受北非摩尔人围攻的丹吉尔，更在孟买的葡萄牙总督拒绝移交的情况下，大力扶植英国商贾进入印度洋。伊丽莎白时代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正是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进入了孟加拉湾，并在查理二世特许其“自主圈占土地、铸造钱币、组建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约”的5条法律之下日益壮大。

随着查理二世将英国对外扩张的重心由克伦威尔时代的欧洲大陆转向了辽阔的海外殖民地，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此时的荷兰已经从第一次英荷战争失败的阴影中恢复了元气，开始在各个领域挑战英国的权威。荷兰渔船频繁出没于苏格兰沿海捕捞鲟鱼。1626年以相当于24美元的价格买下的曼哈顿岛，日益成为荷兰在北美殖民地的中心，威胁着被称为新英格兰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为了在海上一举击败荷兰人，英国国会拨款250万英镑用于加强海军建设。与此同时，英国内战时期的百战老将——鲁珀特亲王和乔治·蒙克也联袂出征，不过英国海军总司令的桂冠还是戴在了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的头上。

身为王弟的詹姆士倒不是一个纨绔子弟，在流亡海外期间，他曾以客将的身份活跃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之中，并得到了法国名将杜伦尼的赏识。应该说英、荷两国海军在开战前整体战力不相伯仲，但是此时的荷兰殖民地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免呈现备多力分的局面。1654年荷兰被迫放弃对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入侵和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出台湾，都显示了荷兰海军在全球战线上的兵力不足。因此约克公爵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正式爆发之前，决定首先拿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开刀。1664年8月，4艘英国海军战舰驶入赫德森河入海口，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殖民地无力抵抗，英国人随即将这座据点改名为“新约克”（即“纽约”）。英国人在北美的不宣而战，以及频繁骚扰荷兰西非殖民地的举动，令荷兰政府忍无可忍。1665年2月22日，阿姆斯特丹正式向伦敦宣战。

英荷之间的第二次交手在开始阶段几乎是第一次战争的翻版，英国海军扼守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迫使对手展开毫无胜算的决战。在1665年6月13日爆发的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英国海军成功地重创对手。但是查理二世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先是解除了不肯追杀残敌的弟弟詹姆士的指挥权，随后又命令英国舰队冲入中立国的港口攻击荷兰商船。此举随即引发了丹麦与英国的敌对，路易十四也趁势向英国发难。至1666年1月，英荷战争已经演变成了三大西欧强国对英国的围攻，尽管英国海军在战场上仍保持着进攻姿态，但国内蔓延的“黑死病”和1666年9月的伦敦大火却令查理二世不得不与荷兰展开和谈。

应该说，英国和荷兰此时都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再继续下去只能是令法国这个“渔翁”从中得利。但是在和平条约商洽期间，荷兰海军却于1667年6月19日夜晚涨潮之时闯入了泰晤士河。荷兰军舰的炮声随着泰晤士河的波浪传到伦敦，隆隆作响，震耳欲聋，令整个大不列颠为之震动。荷兰海军展开此次奇袭是为了报复“霍尔姆斯篝火”事件：1666年8月8日，英国海军纵火烧毁了停泊于弗利兰岛的150多艘荷兰商船。荷兰人虽出了一口恶气，却也令英国上下无不怀恨在心。英荷于1667年7月31日签订的《布雷达条约》墨迹未干，查理二世便开始为一举摧垮荷兰而进行备战。

事实证明，查理二世不是一个可以在战场上披坚执锐的统帅，却是工于心计的君王。第二次英荷战争刚刚结束，查理二世便以共同防御法国为名组建了英国、荷兰和瑞典三方同盟。之所以拉上瑞典，是因为此时的瑞典为争夺北欧霸权与丹麦势同水火，三方同盟的缔结无疑是将英国作为一个楔子打入了荷兰与其传统盟国丹麦之间。事实上，查理二世根本无心将这个同盟长久地维系下去，他所有的外交动作无非是在法国人面前自抬身价。一心想要称霸欧陆的路易十四果然坐不住了。这位亲政不久的少年君主一边与西班牙媾和，一边向查理二世暗送秋波。1670年，堪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英法《多佛条约》签订，和苏德瓜分波兰一样，英法将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荷兰。

“三方同盟”无疑是查理二世手中最大的筹码。为了收买英国和自己站在同一战壕，路易十四不仅开出了200万利佛尔的军费以补助英国海军，同时还为查理二世奢靡的宫廷生活埋单——每年向英国王室提供16.6万英镑的赞助。当然路易十四也并非全无索求，作为天主教势力的新生代旗手，路易十四要求查理二世“在对他的王国无害的时候加入天主教”。

1672年3月，法国向荷兰宣战，在路易十四的亲自指挥之下，12万法国陆军浩浩荡荡地越过莱茵河，而此时的荷兰仅有2.7万常备陆军。查理二世随后跟进，秉承着他“同他们（荷兰）决裂，然后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的旨意，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公然向荷兰舰队挑衅。第三次英荷战争随即拉开了序幕。

面对兵力雄厚的法国陆军，荷兰人在地面战中且战且退。但是在海战中，荷兰海军却秉承着先发制人的宗旨，直接将战舰驶入了英法联合舰队的锚地——索莱湾。面对众志成城的荷兰海军，英法两国同床异梦的弱点显露无余。坐拥35艘战舰的法国海军借口风向不利仓皇避战，丢下由约克公爵詹姆士挂帅的英国海军独自承受荷兰人的火船冲击和炮火。

据说身为王弟的詹姆士在海战中两易旗舰，但最终坚持到了英国海军的援军抵达，逼迫荷兰人退出了战场。索莱湾海战尽管从战术层面来说可以算是平手，但却为荷兰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在荷兰海军将英法联合舰队阻击于英吉利海峡的同时，昔日“荷兰国父”威廉一世的曾孙威廉三世（查理一世是其外公）被公推为荷兰“最高行政长官”。这位22岁的年轻人上台伊始便效法先祖在1574年对抗西班牙人的手段，掘开了保护荷兰免受海侵的穆伊登堤坝，汹涌的海水不仅吞没了众多不及躲避的法国士兵，更令莱茵河两岸成为一片泽国。路易十四通过“闪电战”鲸吞荷兰的计划至此彻底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反对势力也开始行动起来。以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首的德意志联军开始跨越莱茵河中游威胁法国本土，西班牙人则在法国控制的意大利地区四处“点火”。此时英国国内反对与法国结盟入侵荷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1673年5月，在又一次撤换了自己的弟弟詹姆士之后，查理二世委任自己的表哥——鲁珀特亲王为海军司令。英法联合舰队开始尝试着夺取制海权，并将法国陆军直接运送到阿姆斯特丹附近登陆，但是荷兰海军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却令这一计划一再流产。鲁珀特亲王事后称：“法国舰队对这次失败应负全责。”但英国史学家坎·贝尔却中肯地表示：“荷兰，因其舰队司令精明强干，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使完全被封锁的港口重新开放，并战胜了一次可能的入侵，使敌人放弃了所有入侵的思想。”

英国海军在战场的失利加速了国内的政治分歧。英国商贾们不满频繁的征战导致进出口衰退，他们攻击国王为路易十四的走狗，清教徒们则指责《多佛条约》出卖了不列颠的自由和信仰。无奈之下，查理二世只得于1674年与荷兰单独媾和。根据双方签署的《威斯敏斯特和约》，荷兰以80万克伦（荷兰盾）的战争赔款买来英国的中立。对此，疲于和德意志、西班牙交战的路易十四自然怒不可遏。他随即向欧洲披露了《多佛条约》的秘密条款，一时间英国国内反对“天主教复辟”的声浪空前高涨。由于长期没有子嗣，查理二世只能将詹姆士之女玛丽嫁给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以暂时缓解民间对于其弟詹姆士继位的担忧。詹姆士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英国民间甚至流传着其第二任妻子——意大利城邦摩德纳的公主玛丽亚是教皇安插在英国的奸细。

英国社会对詹姆士的不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酵，查理二世尝试过解散国会，将自己的弟弟流放，但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毕竟自王政复辟以来，英国国内便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之下，关于詹姆士是否应成为王储的问题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场博弈而已。有趣的是，由于内战的血腥记忆并不遥远，敌对双方都不为自己命名，而是给对方贴上标签。反对詹姆士的清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派被称为“辉格党”（意为马贼），而支持詹姆士的一派则被讥讽为“托利党”（意为土匪）。在各种阴谋和持续的动荡之下，查理二世的生命逐渐走向了尽头。在英国人看来，查理二世并非是一个无能的君主，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和登基后的内忧外患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堪称老成持重。尽管他的光芒被路易十四无情地掩盖了，英格兰似乎也不复昔日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强盛。但是恰恰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英国在印度洋沿岸、非洲沿海打下了一系列坚实的基础，并将领土扩展到遥远的北美。恰如《神圣的不列颠》一书中所说：“那里阳光灼热，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部分，它得到迅速发展，将比本土拥有更加雄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