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长达20年的拿破仑战争对英国而言无疑是一场辉煌的完胜，那么在未来欧洲的政治版图上，英国自然应该发挥舵手乃至主宰者的作用。但现状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海陆军军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拿破仑封锁欧洲时期的贸易战造成了更为惨重的损失，由于进出口额的锐减，英国本土工业凋敝，制造业发达的北方和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低廉的工资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骚动，如果再遇上荒年歉收，骚动便随时可能升级为暴乱。不过在拿破仑入侵的威胁面前，事态还比较容易平息。但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硝烟散尽，战时状态已经难以再压制英国社会的普遍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本土大批极端主义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英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很快便束缚了其在外交上的行动。被拿破仑复辟一度打断的维也纳会议，可谓是西方世界最早的“联合国”雏形，除了同样由英、俄、奥、普、法五强主导之外，维也纳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更像是一场欧洲王室的豪华大派对，以至于主持会议的奥地利亲王梅特涅自嘲说：“开会不决议，开会只跳舞。”但表面的一团和气之下，欧洲各国却各有盘算：不惜屈尊降贵、亲自到场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迫切希望吞并波兰，并将俄国的势力扩展到欧洲西部；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努力阻止俄国西进的同时，也在暗中争夺德意志诸邦的宗主权；本应作为战败国任人宰割的法国，也希望凭借职业外交官塔列朗的长袖善舞，重回欧洲大国的行列。

塔列朗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历经了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帝国和复辟后的波旁王朝，自然是八面玲珑的国际“老油条”。他启程前往维也纳之前，首先着手制定会谈方案，然后找来了年轻貌美且对丈夫不满的侄媳多萝赛充当自己主持大小聚会的贤内助。果然，凭着塔列朗的巧舌如簧配合多萝赛的风流多情，法国代表团在维也纳非但没有成为过街老鼠，反倒是如鱼得水。这一颇为滑稽的局面背后究竟是如何藏污纳垢的，世人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代表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维也纳对法国的扶持，更多的是出于平衡欧洲大陆势力的考量。

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欧洲，普鲁士已经再次从拿破仑压迫之下崛起，成为莱茵河流域的主宰。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和多瑙河两岸重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度重获自由的波兰再度雌伏于沙俄大军的铁蹄之下，亚历山大一世甚至狂妄地宣称：“我有20万军队在波兰，谁来试试把我赶走吧！”与上述三大陆军强国相比，英国在欧洲大陆仅有区区3万人马。显然要维持欧洲的和平，一个富庶而强大的法国是无可替代的基石。

如果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是近代英国海权帝国崛起的起点，那么“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俄国人的大国情怀。1815年11月20日，随着路易十八代表法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腥风血雨至此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外交战场上无形的较量还在延续着，打着主权平等的幌子，英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长效性的国际会议机制来解决欧洲的各种分歧。仅从形式上来说，英国的建议的确得到了尊重，但与英国所提倡的“集体协调”制度相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招数更为传统和直接。利用盘桓于维也纳的机会，这位沙俄雄主暗中串通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执意打造一个肆意欺凌弱小的军事同盟。为了彰显自身所代表的正义性，这个完全秉承弱肉强食原则的组织打造了一个“君权神授”的“神圣同盟”金字招牌。

站在国人的角度上，俄、英之间的外交战略与中国战国时代的“连横”与“合纵”思路可谓不谋而合。亚历山大一世所建立的“神圣同盟”不仅在地理上打造了一条东西向的“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巴黎”轴心线，而且奉行的也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思路。秉承着这一宗旨，“神圣同盟”不仅在中欧频繁干涉意大利和德意志小邦的内政，更将矛头对准了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1815年，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虽然由于南斯拉夫人固有的内部矛盾，这次起义最终为土耳其军队所镇压，但是塞尔维亚却以土耳其卫星国的身份获得了独立。邻近的希腊人见此倍受鼓舞，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大半个希腊成了阳光明媚的“解放区”。在希腊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报复性的相互屠杀背后，是来自沙俄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但可惜的是，沙俄的这一宏伟战略蓝图，最终随着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的离世而归于幻灭。

面对亚历山大一世以来沙俄“连横”欧洲的外交战略，英国政府的策略基本可以概括为“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之策。通过拉拢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处于低谷的法兰西，英国首先稳定了其在西欧和地中海的战略基本盘，其后逐步瓦解沙俄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同盟关系。当面对英、法要求沙俄停止对奥斯曼的进攻时，沙皇尼古拉一世曾傲慢地回应说：“你们不要以战争威胁我，我可以依仗柏林和维也纳。”殊不知，此时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悄然站到了莫斯科的对立面。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传统海权强国英国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战场上给予了沙俄沉重的打击，面对战场上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尼古拉一世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

除了在克里米亚围堵沙俄之外，两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也令英国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在远东，英国受到来自欧美列强的政治渗透和商业竞争压力，这引起了英国的不安。1872年2月5日，英国《伦敦中国电讯报》发表社论说：“只要把事实摆在议会和公众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很快听不到那种说英国人对远东利益冷淡的反复叫喊了。”对此，英国在远东的基本政策是“维护现状”，即维护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竭力防止出现危及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在这一政策中，英国支持满清政府，把满清政府作为执行这一政策的一颗有分量的棋子。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由于中国战败，英国很需要在抗俄南下方面得到新的同盟，如何处理英日关系便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内容。英国所推行的新的远东政策是英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英日开始接触，并逐渐发展为同盟。在亚洲，英国借助日本之力成功打击并遏制了俄国，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使英国大获渔翁之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全赖日本忠实于同盟条约，才保证了其远东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安全。因此，英国长期对这只“亚洲警犬”抱以好感和幻想。同时，日本对俄国的削弱和牵制又大大确保了英国在欧洲推行均势政策。

但英国苦心经营的全球战略并没能维系多久，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连同发生在布尔战争一年之前的美西战争和两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一道，宣告了旧有战争形式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从遥远的南非大草原上传来的星星火光，依稀照亮了未来的战场，然而欧洲地平线上正在阴霾四合。

第二次布尔战争给几百年来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画上了一个明显的句号。军事征服的胜利、公众的沙文主义热情，不足以打消保守派和自由派对维持一个庞大海外帝国的开支的焦虑。英国的上层社会出现了信心危机。越过在比勒陀利亚上空猎猎飘扬的米字旗，大英帝国一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同时保卫大英帝国海外领地和英国本土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英国不应当再保持孤立政策——它应当与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些欧洲帝国们，达成广泛的交易和协议。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便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将部分海外势力范围转托给加、澳、新等白人自治领，英国本身的战略重点则转回风云动荡的欧洲。

第二次布尔战争是英国最后一场为了征服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本身没有使根深底厚的大英帝国伤筋动骨，甚至还让它有所收获，可是英国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这场战争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一样，意味着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最繁荣的时代结束了。在英国本土，爱尔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欧洲，野心勃勃的德国开始向远洋派出征服的舰队；在南非，一个来自印度的律师——莫罕达斯·甘地开始崭露头角。布尔战争标志着英国自光辉灿烂的维多利亚时代，向着未来不可预测的黑暗时期过渡。在它之后，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已经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