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谁的“天国”？(2)

二

大致上，中国农民起义只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区别，而没有其他不同。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代表了失败的一类，刘邦——朱元璋等代表了成功的一类。

刘邦是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中崛起的一支农民军领袖，史书说这个小小的“亭长”少有大志，哪是什么“志”啊？——他看见秦始皇出巡的气派脱口而出——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做人就要做皇帝啊！在击败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盖世枭雄项羽后，他建立了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汉朝，西汉、东汉前后共四百多年，刘家的子子孙孙传了十几代，直到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又起来要颠覆它，在摇摇晃晃中它还在曹操的覆巢之下存在了好多年。我们也许只记得刘邦是皇帝，而忘了他的出身——他曾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另一个成功的典型是朱元璋，他是一贫如洗的安徽凤阳人，做过乞丐、和尚，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中崛起，击败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张士诚等，北逐蒙古草原，南征云南边陲，在江南成就一代帝业，开创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刘家王朝与朱家王朝可以说前后辉映，刘、朱两姓就占据了中国编年史上重要的七百年。

汉朝和明朝开国之初，确实也有过一些新气象，比如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等，但即使在他们最开明的时期也伴随着大杀功臣元勋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因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与一个开明能干的皇帝、一个刚刚兴起的王朝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人民的幸福不可能在皇帝的身上找到，如果农民起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皇帝，如果好皇帝能给我们以自由、幸福，两千年来我们早就是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了。

无论是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在龙座上撒尿的宣统，两千年来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不仅没有把我们带入一个做人的时代，反而让我们一直跪在王权的脚下，做一个奴隶也不得。鲁迅先生在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两字，他把一部中国史分成两半，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诚哉斯言！

由此我想起如果陈胜、吴广得了天下，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坐稳了他的大顺皇帝，大顺也和大汉、大明一样绵延几百年又会怎么样？陈胜、吴广完全可能与刘邦、项羽一样火并大杀一场，胜者王，败者死。之于李自成坐稳了龙位，恐怕连朱元璋也比不上，朱元璋在大功告成之前还懂得爱惜人才，如果不是接受刘伯温、高升等人的主张，他是不可能战胜群雄的。而李自成在仓皇离京之时、离一统山河实在还远得很的时候，就听信谗言杀了最有战略眼光的李岩，因为李岩也姓“李”，怕“十八子坐天下”的民谣应验在此“李”的身上，这样迷信、这样残忍的人，我们能指望他做了皇帝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正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反昏君贪官，不反明君清官，难怪几千年来虽然农民暴动不断，但始终没有推动过历史进步。即使帝制崩溃之后，从袁世凯、张勋的旧权威主义到新权威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

三

如果说东西方文明有什么差距，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这里。18世纪美国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19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山呼海啸一般的农民暴动，即使打着上帝的旗号，也只是数千年中国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又一次恶性循环而已。洪秀全他们头脑中除了权力，除了美女，除了无穷的享乐，还有什么？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和阿Q在土谷祠中所梦想的一切。

说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个已过去的神话。就算北伐成功，就算没有杨韦内讧、没有石达开出走，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庭，“太平天国”也只不过成为中国多少个朝代中的一个，在漫长的编年史上添一个洪家王朝而已。

洪、杨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蛮、无道、残忍、反文化，比哪个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难，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们对立面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虽然捍卫了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他们也保护了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如果让洪秀全一统天下，只会比满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将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而且由于同是汉人政权，推翻起来将更费劲。当然，还没成气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气候的。

即使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庭，不就是中国史上多了个李自成或朱元璋吗？在根本上不可能触动千年相续的专制政体本身。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水浒中国，水浒是一切农民起义的缩影，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盛会就是一个绝对的等级制度的典型象征。何况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算他们既反贪官，又反昏君，他们也不可能反对明君清官，更不可能在这一模式之外寻找新的出路。所以几千年来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改变什么，从政治制度、经济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没有任何变动。

四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一脉相承，农民揭竿而起的目的无非是求生存，求做稳奴隶罢了，至多不过是个别领袖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中国历史的上空始终回荡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声音。漫漫几千年的长夜，几乎从来没人对此提出疑问，没人想过在改朝换代之外寻求新的出路。古老的农业文明到19世纪中叶之后，虽然已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又谈何容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只能出现洪秀全，洪秀全就是陈胜、吴广，是黄巢、李自成，他打着宗教旗号，创立了拜上帝教，东汉末年的张角早就以太平道教开始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莲教等也史不绝书。

与洪秀全的同时代的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等到他了解到大量事实真相，1862年，这位思想巨人做出了这样明晰的论断——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转引自潘旭澜《太平杂说》P285—286，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版）

马克思一语中的，洪秀全追求的只是“改朝换代”。虽然他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能建立的又是谁的“天国”？洪秀全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做出了明白不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