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军事化

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林彪个人和人民解放军在政权结构中的一次胜利。1966年8月十一中全会上林的地位已经仅次于毛，九大又肯定了他的这一地位。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规定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主席的一位亲密战友获得如此殊荣，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林彪在军队中的同事，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十分突出，中央委员会里，军队代表由19%增加到45%；在九大之后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中，进入政治局的现役军人人数也显著增加。

林彪和军队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革命一个合乎逻辑的演变结果，实际上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权力更迭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当政治控制由于经济灾难的影响而垮台的时候，起义便爆发了。以暴力对抗暴力的结果，导致了政府高层的军事化。最后，某个更具雄才伟略、雄心勃勃的起义领袖，有时是一位农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贵族，乘机用暴力推翻旧的王朝，并消灭其他起义领袖，建立新的王朝。而那些在开国皇帝夺取政权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们，在新王朝里，就会掌握重要的职位。

通常，新王朝取代旧王朝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时期，但表面上却是干净利索地选定某年为新天子登基的开国元年，君权就此交替。这种做法掩盖了战乱的实质。这一点，在清朝走向衰落以至最后灭亡的相当长时间里，以及随后几个政权的争夺权力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场长时间的斗争，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标志达到顶点。

在清王朝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被英国人打败之后，几十年里，满人同时受到了外国侵略和国内起义的困扰。清王朝的最初反应是按照传统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相当无效的。地方勤王大员因此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以此来补充无能的帝国军队。最后，清王朝开始实行国防近代化，这方面的成功，促成了新军的创建者袁世凯的崛起，使他成了政权经纪人和政权执掌人。作为政治权力的经纪人，他导演了1912年的末代皇帝退位，同时，作为政治权力的所有者，他支配了中华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军人执政的时期开始了。

袁世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妄图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仅做了83天自称的皇帝便一命呜呼。此后，中国便进入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年）。在这个时期里，无论袁世凯从前的部下还是他的竞争对手，都未能取得足够的优势，替代袁世凯的角色。北京政府已名不副实，政府控制权又走马灯似的从一个军阀转移到另一个军阀手中。那些曾经密谋推翻清王朝，接着就被袁世凯排挤在一边的革命党人，由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会一事无成，或受制于军阀的不可靠的支持。就在那时，孙中山开始转向莫斯科。1924年，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的军事助手蒋介石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以培养忠于国民党的革命军军官。

如果孙中山不是在1925年过早逝世，改组后的国民党就可能发展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使它的军队为其革命目标服务。他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由于蒋介石握有军权，他很快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当蒋于1928年建立国民党政府时，虽然国民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军队却是政权的最终力量来源。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军官和干部参加北伐，使蒋介石得以取得打倒军阀的战争的胜利。但是，当蒋在1927年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毛泽东同当年的孙中山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没有前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井冈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他和他的同志们创建了革命军队，并形成革命战争的战略，依靠这些，20年后，他们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

在共产党领导的、后来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毛坚持认为，党应该指挥枪，而枪绝对不能指挥党。人民解放军不能再是另一支军阀部队，甚至也不能像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模式（即军队占支配地位的党军关系模式）那样，而应该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服务的革命军队。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在战斗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当生死取决于军事指挥员的决心时，党领导军队的理论原则就难以付诸实施了。如果谁像毛泽东那样，既要依靠将军们支持来夺取政权，又过分强调要将军们服从，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确实，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出自枪杆子；他的方法是保持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因为从1935年直至他逝世的4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而且，当将军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打下江山以后，怎能拒绝他们分享胜利果实呢？当然不行。50年代中期，当高岗谋取毛的接班人位置时，他就努力寻求那些他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权力分配中所获甚微的将军们的支持。虽然高岗失败了，但党的领导层却从中获得了某种信息。林彪，一位似乎已经被高岗的观点所吸引的军人，很快被提拔进入政治局。1956年八大以后，十大元帅中有七人进了政治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对毛的“大跃进”路线明确提出挑战时，军队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证实。彭愿意出头可能归因于许多因素，但它的意义在于，只有军队的现任首脑——国防部长具有这样的结构性权力基础，去发动进攻，非难主席的能力和权威。毛一直以为，军队是自己的稳固堡垒，彭却从这里发起突然袭击，使毛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这一点，可以从他猛烈的反击中衡量出来。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当他最后把问题上升到要求大家在他和脾气暴烈的国防部长之间做出选择的程度时，才终于迫使其他元帅接受了彭的辞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虽被贬黜，但解放军在政权中的地位却提高了。林彪取代彭担任了国防部长。林从30年代初开始就是毛的信徒，这使主席更加坚信军队对他和他的思想的忠诚。当林彪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向军队发行第一套毛语录的“红宝书”时，人民解放军被称为榜样，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榜样。

这样，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党的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他可以相信，另一个主要的革命机构将会支持他。后来，当红卫兵发现打倒省里领导人比预料的要困难时，毛又能够号召人民解放军支“左”。而当因胜利而得意洋洋的红卫兵陷入内讧，发生武斗，中国的许多城市成为武装冲突的战场时，吹响警哨的是一位将军——那是1967年夏陈再道在武汉的事。虽然陈将军本人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但极“左”派干部也被清洗了。一年以后，毛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基础被瓦解了，林彪和他的将军们在九大取得胜利的道路畅通了。

对毛来说，这个问题是攻不倒地的，他在同事们中说苏联攻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简直不值得一驳。在其一生中，他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在他逝世以后，前景却是军队将支配党。共产党可能走国民党的老路。他能接受这种前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