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的垮台

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这就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通过群众“推选”，确保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从而控制委员会。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而国家大事却是毛主义者要他们关心的“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问题。

但是立即有了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偶尔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参加的8次集会。有关这些事件的电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其是阶级背景和学习成绩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哪一个应是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袖召唤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吸引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受“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道名称，有时还为改成什么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兵提议改变交通信号，使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个来自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列了一份有一百个“破旧立新”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们戒酒、戒烟，丢弃“养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按摩作为一条规定”。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中学”改名为“毛泽东主义中学”。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国常常被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骚扰、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色，墙壁上刷满毛泽东的语录。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在北京大学，100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他个人财产被没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监督”劳动。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而这恐怖统治是从这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的。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主要分歧点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野是60年代初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出身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阶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使得他们在大学招生、入团和入党及工作分配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红卫兵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证明其参加革命行动的程度将不会受其讨厌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他们有机会向党的机构合法地发泄不满。在“五十天”里遭到压制和迫害的毛主义的同情者现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裁决的可能性。他们说他们反抗工作组是反对“错误的”党的领导，是造反行为——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保证他们享有这个权利。

对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组织的许多事例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分裂，一份对广州近2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

从毛主义者视野看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因为情况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进行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最多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党机构的反应

红卫兵运动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派性和暴力，这可归咎于许多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十六条”所包含的对群众运动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富有煽动性的言辞；部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明显偏离了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不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来搞，红卫兵则把反对党的权威当作其权利和义务了。也许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发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在当时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鼓励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并将任何把他们置于领导或控制之下的企图谴责为“压制群众”，而他们斗争的目标却又模糊不清。

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另一原因，是党内的反对。官员们对这样做法感到迷惑不解，即他们的好坏要由身穿军装、手舞红色毛的语录本、组织松散的几伙大中学生来评价。但显然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走资派的职务。而且林彪在十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措辞更为直白。林彪说：“文化大革命”要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们“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对这场革命是否热情支持”。符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便将支持和反对毛计划的人之间“的僵局”打破。

令人吃惊的是，事态很快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倒霉的不只是他们的名利了。如上文所述，截至当时，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党的干部绝难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在饿了四天后住进医院。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卫兵的审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们是想尽力拖延、转移或破坏这场运动。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随后地方干部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耿耿而不使自己有危险。有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实行了“革命”领导，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在墙上刷上毛主席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字报盖住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干部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立保守的群众组织以保护他们免遭激进学生的批判。通过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做工作，就有可能把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学生组织起来，把那些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描绘成寻求向党报复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通过工会做工作，地方领导人还把更为保守的工人组织进“赤卫队”，以保护党和政府的办公地免遭激进的红卫兵的袭击。这些措施的结果，使起初以大中学校校园为基地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外转向工业劳动大军的队伍。

这一策略得到了中央一系列规定的帮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条规定对党的机构有利，对“文革”小组不利。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但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生之中。

为什么官员们用所有这些方式抵制红卫兵运动？其答案部分在于，面对一场他们肯定认为是无政府的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欲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员肯定还认为他们在北京有人撑腰，而且最好的战略就是尽力渡过这场运动最险恶的时刻，并希望尽快把这场运动引向结束。毕竟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周恩来都没有被十一中全会开除出政治局。刘的确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邓和周保留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6月初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部长，他也试图防止红卫兵运动产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积极支持为把红卫兵成员限制在“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中，保持红卫兵组织的团结和纪律，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激进的少数派服从较保守派的多数派所做的各种努力。

毛主义者的反应

因此，到9月底，对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未按初衷发展已是愈益明显了。对“四旧”批判太多，却几乎没有怎么批判最主要的官员。只有几个低级别官员被迫辞职。党的机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

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力量加强了，党的机构削弱了。这个情况最先反映在10月1日国庆节之际的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使出身“坏”家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运动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原因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党的抵制归咎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大大减少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影响。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被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条件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为群众组织指明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材料，作为他们用来进行批判的根据。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来到大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接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3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就不是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了，不是地方官员整风而已，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根据有些说法，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这样的组织也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记上钩拳：同意承认“工总司”，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命令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他们的行动至少有一部分是自发的。在《解放日报》被（激进派）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不再向他们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其结果是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会使他们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号召总罢工。加上已被围困的市政府的战略是满足各派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上海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