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像列宁一样，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又继续发展他以前在野时形成的思想。情况不同了，他对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进行修改、补充，阐述得更详细。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有惊人的断裂与相悖之处。此外，毛也探索了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新的领域。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从事的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遗产相结合的事业。这份遗产在毛看来依然是那么实际。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一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为农民提供一个比十月革命模式所显示的政治作用更大的理论依据，尤其是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提供证明。在这方面，也许有人认为，可能1949年毛泽东本人就是这么想的：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和苏联的理论与实践更接近了。在农村和城市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能有力地发展现代工业，进而创造一个自己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阶级基础，在共产党统治下开辟一条赶上先进国家的道路。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间，这种趋势似乎就要出现了，但很快发生了逆转，而且在1949年建国10年之后，中苏关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疏远了。《剑桥中国史》第14卷记载了这段历史，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当然，我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这些方向性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论证的是，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依旧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则是农民意识对于毛本人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从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方面而言，从经济工作中的分散经营与自力更生方法而言，延安模式的影响也必须给予重视。另外，还有一个显然很重要但难以估价的因素，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虽然他在1938年就已经提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到了50年代初就不再提起了，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国际共运中，除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理论权威存在。斯大林的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毛泽东的想法的。

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种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成为革命转变、并最终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传统主义去取代它。然而，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对其晚年的思想，就更难判断了。

他的有关矛盾的理论更是如此。人们自然可以问，在毛最后的15年里，他是否仍像过去那样对这种理论问题感兴趣呢，或者只是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他自己确定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呢？毛的思想中另一个模糊的地方，是他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与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一点在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中始终如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推动力，这在现代中国以前的文化中并不突出，在欧洲文明中也不显著。绝不能把它看作毛的思想中的一个传统成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统治者品德的优劣可以看作是人民幸福的首要保证，认为道德教化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手段，这可以在帝王统治时期的中国找到十分相似的例子。

当然，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被明确地比作秦始皇，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和运用革命暴力的大师。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延安遗产的真谛的组成部分（尽管常常被误解），群众参与和依靠群众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宣传。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1949—1976年间反复思考的矛盾问题中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处理这些或那些问题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复杂的著作。在对此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部分按专题、部分按年月顺序讨论的方法。就许多重要方面而言，1957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标志是他的观点与个性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19年。因此，关于毛泽东思想许多方面的论述都将被分为1957年以前和1957年以后两个相等的部分。但是，我们不会生搬硬套这一模式，毛晚年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在1957年以后才形成的。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统治方式

确切地说，第一个主题是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毛的思想在1957年似乎并没有决定性变化，而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20世纪60年代却有很大的连续性。整个这段时期，坚持政治精英的坚强领导，是他思想的显著标志。

实际上，这个特征是“群众路线”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常常被浪漫化和感情化，用以象征允许人民自我解放，并自发地管理他们自己。事实上，当毛泽东把政府的作用看作是教育作用的一部分时，他并不具有斯帕克的思想，即让“学生”自己完全自由地决定他们该学什么。相反，要正确理解“群众路线”，就必须看到，它不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否定，或与其相反的东西，它与“民主集中制”是互补的。“群众路线”所强调的只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群众路线”这个思想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与领导方法上的一个真实而重要的方面，这种理论和方法是以党的经验为基础的。在江西时期，就已开始非常重视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其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假如没有这样的联系，脆弱的根据地就难以生存。“群众路线”这一术语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明显归功于周恩来和陈毅。然而，这一思想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有特殊的表达，它是毛的思想的核心，而且是毛给了这一概念明确、系统的表达。1943年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总结并表达了自己的经验。毛的经典定义就是在当时提出来的。请看下面一段：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

 

正像画着重号部分所明确表示的，虽然群众受到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信任，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去领会和掌握别人的思想。他们自己对于构筑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难有作为的。这一点与列宁的思想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所以毛大约在提出“群众路线”的同时，也以其列宁式的严厉态度再次强调必须接受由革命精英们集中指导的原则。“一部分同志”，他在1942年2月1日的讲话中抱怨说：

 

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毛极力主张下面要发挥主动和积极参与，上面要坚定地进行集中领导。他所界定的范围很广，中间的侧重点有不断变化的余地。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的侧重点是不断变化的。然而，至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止，他一直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比民主更为重要。

不过，虽然毛绝不是一个列宁斥之为“尾巴主义”的那种人（更准确的翻译是“屁股主义”），也就是说，跟在群众后头跑而不是去领导他们的那种人，但是，他比列宁（不用说斯大林）更注意去倾听并考虑人民的意见，至少直到60年代一直是这样。然而，“群众路线”的另一个方面必须注意到。有待解决的不光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党员及党的支持者的性质，特别是他们的社会成分。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使列宁扩大了运动的社会基础，给农民以相当的地位。然而，从1927年开始，毛在继续谈论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吸收了新的成分：农村流氓无产者、店主、职员、低级公务员以及知识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甚至还包括“民族资本家”、“爱国绅士”和其他一些人。这些阶层中的大多数相对说来都享有较少的社会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属于“人民”而不属于“特权阶层”。虽然情况都一样，在苏联，“群众”（或“劳苦大众”）其实基本上是工人阶级加上农民当中可靠成分的同义语，它用来替代阶级这个更为精确的标签，以强调追随者的初期特点，因而他们需要领导。对于毛来说，“群众”表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这些人最终都能推动革命。

在毛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各不同阶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将在后面进行探讨。然而，他必须面对的“群众”异质性这一简单事实，对他所努力创造的政治秩序中领导的本质与功能不无影响。

当毛在1944—1945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提出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设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为内战的硝烟取代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维持关于党的直接政治目标的极其模糊的提法了。因此，1949年6月30日，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详述了准备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本质。

实际上，早在1939年5月，毛就已经介绍过“人民民主”的概念。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他说“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到了1949年，毛指出新人民民主政权的特征时，提出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过的“国体”与“政体”的区别。因为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作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看待这一问题，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他们主要是从阶级意义上去界定国体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1952年首次出版的一本供基层干部政治学习用的参考书中，作者说了下面一段话：

 

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世界上各种国家的国体可分为三种类型：（1）资本主义的国体，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2）社会主义的国体，实行工人阶级专政；（3）新民主主义国体，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这是毛在1939—1940年间就已作出的划分。1949年建立的国家之所以叫人民专政，而不叫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被看作是一种混合形式，以适合于当时从战后恢复到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环境。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说，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发展的社会中，权力要么只由无产阶级来掌握，要么由资产阶级来掌握，而不能由任何中间阶级或阶级联合体掌握。但是，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revolutionary-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f the workers and the peasants）”的方案，用来表示在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前政治制度的特征，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俄国可以推行某些改革。毛的“人民民主专政”直接承继了列宁主义的概念。在二三十年代，列宁的概念曾被共产国际应用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1949年，毛泽东将中国的统治权描述为一个同心圆，也可以比作一个原子或葱头。其核心由工人阶级所组成，他们将通过据说能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进行统治。围绕核心的是农民，据说他们构成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接着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主要的追随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二重性。他们是爱国者，但同时也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踌躇于“人民”的边缘，永远存在着滑入“非人民”的阵营、敌视革命的危险。

这四个阶级（当然，这相当于斯大林20年代的“四个阶级集团”）行使“人民民主专政”。既然“国体”不仅包括国家的阶级本质，而且也包括统治（专政）的方式，那么，剩下“政体”所能涵盖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大多数关于政体的定义都是引用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说法，在这里毛写道：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当然，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40年写成的。当时他仍然在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内进行活动，而且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弱的地位，到了1949年，他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强调的是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需要，而不再强调在普选基础上的直接选举，而这正是真正民主的关键。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的命题作为新国家基本的组织原则，继续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

毛泽东坚持诸如民主集中制等列宁主义的关键口号，以此来显示他对苏联榜样的忠诚。但是，在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指“论人民民主专政”——译者）中，他同时也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概念和术语。例如他使用了旧式的词语“独裁”作为“专政”的同义词。固然，在过去，当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在汉语里还没有完全规范一致的表达时，作为对“专政”的翻译，这种混合使用曾不时出现。然而，毛泽东不会不意识到“独裁”这种翻译方式对其读者产生的传统联想，就像他不会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术语“大同”的含义一样。“大同”一词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被康有为改写。毛泽东则将它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1953年，以毛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有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韵诗，归纳了这一政治制度的正确功能：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办也有诀，

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

党委有责。

 

换句话说，应该有公民和下级干部的参与，但必须牢牢保持在集中控制之下。

1956年4月25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论十大关系》为题所作的讲话，无疑是他1949年以后所发表的六个最主要讲话之一，是他有关管理哲学的两三项最富权威的论述之一。以我之见，即使毛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起草者的报告中引申出来的，他这篇讲话的重要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点下文还要谈到。

对讲话第五部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解，必须放在全文中。从全文看来，他最重要的主张是，任何政策目标的片面和教条地追求都属自我拆台。因此，如果你真的想发展重工业的话，你就不能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而要在内地建设新的工业中心，你就应该合理利用沿海地区现有的工业。对于我们这里所要关心的问题，毛以类似辩证法的推理方式说：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需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眼下地方的权力太有限，这不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归根结底，毛继续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与效率的极端重要性，而且重视在规定范围内的分散和基层的积极性。在总结《论十大关系》第五部分的内容时，他声明：

 

必须有充分的积极性和充分的独立性……自然，我们在同时也必须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能乱来，必须谨慎从事。能够统一的，他们应当统一……不能统一的……也不应强求统一。两个积极性总比只有一个要好得多……简言之，地方应当有相当程度的权力。这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所引用的是非官方文本，官方的版本中对集权的强调更加强烈。关于这一点，新的文本增加了这样的话：“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在毛逝世三个月之后，《论十大关系》的官方文本出版。虽然此时不同版本强调内容的不同已非常清楚，但因当时缺乏有关资料来源以及对于这一关键版本编辑过程的信息，我们不可能评价版本之间的差别有什么意义。的确，一些观察家认为当时加上的新的段落是伪造的。随后出版的信息使我们得以澄清这些问题。

这篇讲话详细谈及我们所关心的统治方式，它是第一次试图确定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1956年2月至3月的一个半月间，毛泽东在一些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听取了一大批经济部门的汇报，并形成了一些结论。1956年4月25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了他对这些结论的理解；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召开前，他修改了他的讲话，重申了他讲话的实质内容。官方的版本是那两次讲话结合而成的。

尽管毛一直强调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他在1956年最为关切的是扩大地方的权威，因为他当时考虑的是现存的集权程度已经达到自我拆台的地步。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个讲话，他说：“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好像魂都吓跑了，许多事情不敢说。”

但是，有效的中央集权怎样与“适当”的地方权力相结合呢？以毛的观点看，这个问题与纵向的双重领导有不解之缘（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这在《论十大关系》第五部分中明确提了出来：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希望中央各部要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订工业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上面引文中的最后一段，是关于1956—1957年所采取的政策，即在中央各部仅仅保留对大型或重要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领域的企业的直接控制。而把其他的工商业企业交给地方去搞（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种结果所形成的复杂模式一直是许多研究者研究的对象。20年以前，弗朗兹·舒尔曼对他所谓“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所作的划分至今仍不失其价值。“分权模式Ⅰ”指将决策权转给生产经营单位自己掌握，而“分权模式Ⅱ”意味着将权力下放给某些下级或地方行政机构。他把陈云看成是第一种模式的倡导者，这种模式将把中国引向南斯拉夫式的经济道路。毛泽东和刘少奇则是第二种模式的支持者。然而，他发现，陈云的集权方法是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的“矛盾”组合。

哈里·哈丁用六重标准来研究这一问题，同样得出结论说，1957年秋季八届三中全会所采纳的政策（实际上是由陈云起草的）是一个“折衷主义”方案，是集权与分权的结合。事实上，这样一个矛盾的或“折衷”的方案反映了当时领导层中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强调的重点不一。舒尔曼又进一步说，在“大跃进”年代，这项在“真正的对立统一体”中结合集权与民主的政策，是由“一般政策推动的集中和特定政策推动的分散”所组成。明确地说，他这里称作“一般政策推动”基本上是指毛在1953年顺口溜中的“大权”；“特定政策推动”（或产生这种推动力的权利）相当于“小权”。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修订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指示实际上为“大跃进”制订了蓝图。在这个指示的第28条，第一次摘录了1953年的那首顺口溜，然后做了如下解释：

 

“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

 

我们将会看到，这段文字既是为了处理上下级关系，也是为了强调党的协调作用。毛有意强调“大权独揽”这个家喻户晓的格言与“独断”一词之间的相似性。按他的说法，独断通常表示个人的专断或独裁决策。这再次表明，他没有在强调需要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方面退缩——或者说他在实践中努力贯彻这种思想。

那么，这种集权怎样与基层真正的、意义重大的“小权”（虽然是下级权力）结合呢？主要是通过党的协调作用来实现的，主要的内容毛在1953年顺口溜的评论中已经提到。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一元化”的字眼，但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东西是他的思想核心。“一元化”意为“一体化”，“使之坚如磐石”、“使之成为一元论者”，这在延安时期他的统治哲学中已大部分成型。在1956年4月的讲话中，他回忆延安时期，为了对付根据地过于分散和地方闹独立的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性”（从俄语partiinost翻译而来）的决议，“实行了一元化”，他接着说，“但也保留了大量的自主权”。

1958年，毛对于1953年顺口溜的评论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长制已经名声扫地。在人们所见到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中，他认为“集体领导与个人作用相结合”，等同于“党委与第一书记相结合”。这可以看作是毛对延安时期所理解的一元论领导的重新肯定，是作为反对高岗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提出来的。对于高岗来说，一元化非常接近于“铁板一块”的意思，按他的观点，铁板一块模式的组织暗含的是，诸如工厂之类的每一个实体都只能向外部某个权威负责，这个权威在实际中就意味着北京相应的部。作为与这一权威保持联系的代表，工厂厂长在自己的工厂内部也就必须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按照毛的观点，一元化领导不仅仅要在中央一级实行，而且也要在地方实行。甚至“小权”也不能没有领导而乱来。毛的观点在50年代末期是流行观点。一元化的领导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毛明确提出，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的控制首先是原则问题的决定，然后是督察这些原则的执行情况。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进一步讨论，我们最好是放一放，在研究“大跃进”时期毛整个的政治和经济战略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现在，要完成对于统治方式的讨论，我们回忆一下他在1962年1月的讲话就可以了。在那篇讲话中，毛泽东在提出民主集中制必须“既在党内又在党外”贯彻之后，就像在延安时期那样，他又一次强调说，集中甚至比民主更重要。他接着说，真正的集中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如果不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会“生气”，就会灰心丧气，因而也就不会自愿地和有效地参与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另一方面：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便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好的路线、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如果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那就难避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在这里，“民主集中制”一词的使用，既包括有效的“集中统一”与来自下面的积极支持与首创精神相结合的两难困境，又包括了“群众路线”所提倡的上下意见交流的问题。毛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观点清楚地反映在他的加工工厂的比喻当中。的确，如果没有不断的信息和建议反馈，这个工厂就生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但归根结底，正确的路线也只能由中央的大脑精心提炼出来。“加工工厂”一词前面的反义副词“仅仅”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决策从这里产生。

广义说来，这就是从延安时期到60年代早期毛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观点。与此同时，正像这一部分开头所说的，虽然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总的来说基本一致，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在1957—1958年间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这一变化与毛在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领域逐渐增长的激进主义密切相关，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它对于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权力结构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毛泽东由他最终所追求的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理想所局限的范围内，他的确努力使人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只是在实践中政治选择范围却很狭小。尤其是，毛很少考虑去建立一个结构与功能俱皆民主的政治机制，而不只是说说代表“人民”而已。

当然，这只是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对他的批评之一，我们在本章的结论部分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然而，重要的是要说明，从“大跃进”时期开始，毛泽东比过去更少关注制度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直到1956年或1957年，在从国家的阶级特性意义上，而不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去界定民主时，他仍然认为国家结构是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例如，1956年4月，毛在讨论集权与分权问题时指出：

 

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1957年2月27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强调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他还嘲笑西方议会民主和两党制这样的民主思想和实践。他对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浮想联翩、十分自豪，但是，他至少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中国仍然存在的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宪法里被作为专政对象，即使这样，在讨论到他们是否应该得到大赦的问题时，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说道：“这是宪法已经规定了的。你是主席，你是不是要去看看宪法？”他对这一难题很有特点的回答是提出建议，虽然并非全部，但这种人的大多数都应该释放，不过这个建议当然不能作为政策公开宣布。

到“大跃进”时期，毛确实已很少注意这些制度的完善了。但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演变是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进行着的革命所引起的激进气候的直接结果，在考察毛晚年对待政治权力的问题以前，让我们转入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讨论。

发展模式

在研究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时，我们有必要介绍性地强调一下，他对于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态度一贯是积极的。近些年有一种倾向，认为毛是某种田园诗式的乌托邦信徒，是与我们所谓的先进工业社会不同的“稳定状态”经济的坚决支持者。实际上，在他主宰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整个27年间，毛从未停止过提倡快速的经济进步，而且是以数字形式来规定：多少吨钢、多少吨粮食，诸如此类。

前些年，“现代化”一词常被用来作为西方文化的自豪感的表现，因为似乎它表示加入了“现代”世界，亚、非各民族就必须走美国或欧洲人的道路。事实上，毛自己丝毫没有这种考虑，而且从40年代到60年代，他一直用这些术语来确定中国的经济目标。譬如，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他就说，中国的农业必须有所进步，从其“古老的落后水平”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以便为工业提供市场，“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

以毛的观点，工业是头等重要的，因为它在保证中国富强方面发挥了和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还有帝国主义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毛又说（需要说明的是，这在选集版本中已删去）：“中国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当中国的工业已经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再也不依靠外国了，她才能享受真正的独立。”

本章导言部分讲述了农民在中国社会长期的重要性，以及这一事实和农民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自身的影响。这个因素确实存在，而且至关重要，但从1955年，尤其是从1958年开始，这一因素才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相比之下，在取得胜利的前夕，毛闭口不提，或者说，他无论如何是贬低党的农村工作经验的重要性。他在1949年3月指出：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换言之，迄今为止我们所走的都是一条非正统的道路，因为这是我们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将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方式去行动，从城市的工业环境出发，去引导和启发农村落后的农民。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的这一看法已非常明显。那篇文章宣称，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仍然存在，所以国家权力不能废除，恰恰相反，目前的任务是要加强人民的国家机器。毛继续说，“具备这个条件后，中国就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毛认为，在引导中国“从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发展的任务方面，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容易的。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致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主义化”。

毛强调教育农民，强调工人阶级在“人民专政”中的领导地位，以负起教育的责任，清楚地表明了他在1949年3月所宣布的城乡之间的重心转移。

另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村的“半工人阶级”也像城市的工人阶级一样，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种提法1950年春天由刘少奇提议，而后被中央委员会通过，毛于1951年12月放弃了这种提法。虽然在此之前毛自己也曾把“半无产阶级（贫农）”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现在他发现，把领导权给城市工人以外的任何阶级都是“错误的”。这明显地标志着他向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此外，在50年代早期，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共曾力图吸收大量工人，输入新鲜血液，通过这一措施，上述思想倾向转变为实际的行动（见本书第二章）。

虽然毛在1962年曾经声明，在建国初期除去“照搬苏联”别无选择，但他并不像苏联那样，把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虽然在毛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核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但人们也有理由提出疑问，他在1949年所怀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蓝图，是否将最终证明与这种技术现代化思想相一致。

由毛明确制定的经济政策一开始是稳健的。比如在1950年6月，他要求“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而且在总结总目标时说：

 

合理地调整现在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1953年8月，他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9月，他指出：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1954年11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他认为刚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摘要中有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毛批判这一观点，明确显示他对中国提法的理论依据十分关注，即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不过，毛直到1955年3月还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

 

但到1955年年中，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像《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阐述的）他还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更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气氛。毛的新思想，还有他新的分析框架，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这些按语和序言是在1955年底写出来的，他在7月31日号召加速合作化，到这时，正在展开的合作化进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快。

从这些论题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基本思想的萌芽，比如毛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具有改变他们自己及其环境的无限性。举个例子，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在赞扬王国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语中，毛评论道：“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在另一段按语中，注意到在195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千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并因此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评论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

在农民热情和奋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1955年写道：

 

对比一下我们国家与苏联：（1）我们有根据地20年的经历，又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取得权力的）经历异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政府机器，而且党员数量很少。）（2）我们享有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3）我们的人口众多，而且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农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早在1955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获得政权的，而不是在首都突然取得政权，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1917年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绝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1955年7月31日关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续坚持他在1949年提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乡村居民引入现代世界。在这一过程当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键作用。的确，1956年1月，在他宣布关于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时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全面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水平”。他还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因此，在1956年1月，毛要求用说服和理解的方式对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强调中国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落后的国家，而且一些方面处于依赖的地位，因为它还不能生产一些自己所需要的关键产品。他还评论说：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指知识分子）！“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最恰当地总结在他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此文有令人信服的总结。这篇著名讲话的各个方面都讲了同样的意思：要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不要顾此失彼。因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要求在政治领域扩大地方的权力和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以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他提出减少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对重工业过多的优先权。（但不像有人有时说的把关系颠倒过来，）他认为一味重视重工业无异于自残。但与此同时（这表明了他当时的平衡与公平思想），他提出应适当注意进一步发展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现存的工业基础，而不是把所有能得到的资源都投入到整个内地去扩大工业。

如前所述，在起草这篇讲话时，毛仔细考虑了陈云以及其他经济工作方面的专家的意见。《论十大关系》从总体上讲无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协的立场，企图以此来获得党内广泛的赞同。然而，毛在个别问题上采取温和与妥协态度，丝毫也不能表明他准备在所有方面向大多数领导人的意志低头。

1955年，在他发动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运动中，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在他十分关切的问题上，他要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进行粗暴打击的倾向。1956年年中，他又以一种更隐蔽、但却是更可怕的态度再次表露了同样的褊狭。1956年早期毛曾经相信，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成果，将能促进所有的经济工作的发展。面对出现的矛盾与不平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负责起草的《反对冒险主义》的重要社论。事先，毛曾经审阅了社论，但他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给他的同事们的印象是他已赞同了这一讨论，然而在实际上，他对此是有所保留的。当他承认不能要求经济发展太快时，他仍相信中国经济是可以很快发展的。在“大跃进”前夕，他开始发泄他的感情。在此之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总是对这篇社论怀藏怨恨，对周恩来尤其如此。

同时，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也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等采取了非常温和的态度。他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1976年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形成的。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斗争的范围规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工、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白天和黑夜——没有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

 

1951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标准，在这个版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他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要在整个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就两个仅有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问题的阶级而言（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他1951年划分界限时对它们的态度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办法，这确实比以前具体多了。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以毛的观点，到1952年6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时宜了。

然而，他在1952年9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到1957年止），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1955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农和“下”中农，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盟间的相互关系时，他说：

 

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毛解释说：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里（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像上文刚引述的，毛在他的讲话中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实际上到1956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到1956年早期，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日益巩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加温和、更加稳健的方针，尤其是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够反映这一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接纳新党员时歧视非无产阶级成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然后，1956年，新党章取消了以前对于非工人成分的较为严格的审查。其理由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会成分的划分已经或正在失去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观点的详细内容，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20年间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士兵；……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在这里更加注重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态度与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这方面，他的观点与毛的思想是协调的。毛这时的思想发展趋势未变（虽然不是前后始终完全一致）。毛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正迅速消失。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与后来兴起而且将党冲垮的潮流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期间，当康生抱怨八大政治报告含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还承认他在1956年也持有这种观点：“报告我读过，而且是经大会通过的。我们不能让刘、邓两人单独承担责任。”

毛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开始戏剧性地改变他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而在10年后把刘少奇打成“头号走资派”呢？一般的情况众所周知。值得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知识精英关键性的更新换代，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1957年的几个事件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所必需的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在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执教的大学中受过教育。毛认为这些人的忠诚是可以得到的，他们是专家，也可以变红。毛在1956年春天提出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目的，在提高他们的修养、改造他们的过程中，把1949年以前的知识分子拉进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他在1956年4月25日最初向党阐述《论十大关系》时，重申“党内的原则上的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强调了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与国内外人们的交流。在政治局讨论他的报告的过程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在4月28日的进一步讨论中，毛指出，只要一个人的观点正确，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他又补充说，党在文学领域里的方针应该是“让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的方针是“让百家争鸣”。

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文稿中，毛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思想。他作了高度的概括，宣布春天已经到来，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不只是放那么几朵。他回忆说，“百家争鸣”的提法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百家主要的哲学家们，他们各树一帜，自由争论。他说，目前我们也需要“百家争鸣”。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各种学术派别都可以在互不干涉的情况下争论他们思想的对错。他说，我们仍未弄清李森科的思想是对还是错，所以让每个学派在报刊上各抒己见。

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讨论李森科的思想，而且在1956年8月，又以“百家争鸣”为口号，在青岛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大型学术会议，就遗传学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辩论。有一个与会者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毛泽东个人决定应该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补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相互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思想，在1956年秋天首次出现，那是在苏联反斯大林主义和波匈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他也坚决支持阶级斗争、支持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反对赫鲁晓夫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思想。

根据现有资料，毛在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的信中首次使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确定概念。黄是民主党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这封信中，毛指出，虽然阶级斗争在中国（如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在将来，人民内部的问题将“不断涌现”。显然，这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将日益增多。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这是毛关于这一问题思想的第一次公开解释。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与由波匈事件所引起的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过分否定进行论战，文章以稍微强烈的观点评论说，谁也不能采取“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的立场，并指出，“否定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经验还不充分。这是一门科学，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它”。

一个月之后，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讲话，用大量篇幅精辟阐述了这门学说。在这篇讲话的原文中，毛表示对12月的社论持保留态度（即使是他亲自修改过）。他说，社论未明确阐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尚未说清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确，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矛盾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但是我们不能错将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意中伤。列宁没有来得及正确地分析这一问题，而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作这一区分的尝试：

 

你只能赞同，不能反对；你只能为他的功绩和美德唱赞歌，而不能批评；如果你批评了，他就会把你当作敌人，你就会有被送进集中营或处死的危险。

“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所谓“左派”，他们打着左的旗号，但是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比如，斯大林就是这么个人。

 

毛泽东说，中国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中。

关于中国与苏联的分歧以及相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毛2月27日讲话的原稿中占有很长而且很重要的篇幅。这在下文关于中苏破裂的部分中还要讨论。讲话还涉及了本章无暇展开的各种不同的问题，诸如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现阶段的中国无力普及中等教育等等。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毛宣布，中国社会“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他明确宣布，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在中国基本上已经结束。

在毛1957年2月讲话的官方文本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指出：“正是这些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推动我们社会问前发展”；在毛看来，因为矛盾是变化的原动力，所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特殊矛盾，或特殊类型的矛盾，在逻辑上当然是主要矛盾。另外，在同一段中，毛继续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这些论述似乎是支持了近几年中国几位主要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观点，意思是毛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的思想就是从1955年到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它不能被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取代了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与构成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矛盾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作用问题。毛对消灭知识分子队伍中阶级差别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和缓和的态度。他的这一态度表现在1957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在中国，80%的大学生仍然是地主、富农、上中农与资产阶级的子弟，他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不过，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原文中，他着重强调了让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不让他们放任自流。他说，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两件事情：一个是高工资，另一个是“讨老婆”或“嫁老公”——换句话说，“吃东西和生孩子”。

毛对诸如此类目标是鄙视的（不消说在这两方面他自己却是享用够的）。他在1957年2月27讲话中谈到物质享受的腐蚀作用，说中国人有两个特点：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而这两个特点都有两方面的含义：

 

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就是他们不再想革命了……他们高水平的生活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笑声]

 

我们将会看到“大跃进”期间，毛的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大量出现，并进一步表现出来。然而，与此同时，在1957年初，毛对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都留有好感的。

直到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据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专家说，这篇社论“完全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观点”。社论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论最后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一些性质类似的矛盾。

但是在5月中旬，由于连续猛烈的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觉察到在党员中“有许多人”是修正主义者或“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1957年6月改写他2月的讲话时，毛修饰了他当初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结论，进一步写道：“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还有阶级斗争。”这段话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毛的语气在逐渐加强。因此，到1957年7月，当“百花齐放”运动逐渐演变成为“反右运动”时，他断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固然，他说这支新的队伍应该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但是很显然这支队伍的大多数成员是要阶级出身好的年轻人。他说：“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建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至于现存的知识分子，毛轻蔑地警告他们：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从此以后，毛日益看到到处都是“反共产党和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不过，在相当大程度上，毛泽东思想中这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向出现的动力，都可以从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找到。

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

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们，有谁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完全相反，毛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年3月，他宣称：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

 

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发表的其他许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他仍力求在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个整体，力求处置好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等。

1958年12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在处理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处。这份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向共产主义过渡期间他们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

在1956年春至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3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现了。毛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全力支持这个运动。1958年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出的当天发布的（毛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进行之中）。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就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以及在成都会议之前的南宁会议上，毛竭力主张大社。他又花费大量时间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所有这些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大社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因而它们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很快就成为公社。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梦想里看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文盲”的优越性大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体情况太不相同。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他声称，人活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

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楚的，采用供给制度绝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

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公社与城市对立起来。城里人要“正规化”，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门。在号召拼命干、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

1958年9月29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些认为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人。不过几个月后，即1959年7月，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指导失误，导致了“大规模的混乱”，并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毛计划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毛的计划才被劝阻。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发动、并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猛烈抨击了1956年“反冒进”的人，而周恩来就是他抨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周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劝阻毛，足见了周的执著和威信。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前是不现实的，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

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和变革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1958年9月，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

 

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发展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个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令，同时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盾中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6年重新采用“双重领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一制度在1958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至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党的干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们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在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反转过来说，这不仅强调作为专家对立面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且实际上赋予全体“革命人民”（专家或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红色”专家）无限的能力，去改造他们自身的环境。因而，在那些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反映出了毛的观点的思想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甚至是“主观创造客观”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毛就领会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使这一口号名噪一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年夏，总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准。

1958年9月毛在进行形势总结时宣称全国的粮食产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并可望在1959年再翻一番。以至于很快就会发现，粮食太多，即使喂了牲口也有余，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处理粮食的问题。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全会召开前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中，再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计划工作中，需要既热情又冷静，既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分析。毛具体地说道，当他在预计1962年钢产量达到1.2亿吨时，他仅仅是考虑到中国对钢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人民不应该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混为一谈，或企图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

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里，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本人再次陶醉在幻想之中。1959年3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如果钢产量能像1958年那样达到1959年所订的目标，那么就可以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到7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负责。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很快朝着更加现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此，在1959年7月毛对“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承担了责任，赞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毛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与此同时，他又带头在公社实行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下放。1959年3月，在调整有关核算与分配的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的解决办法。（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产队”，通常译为“production team”，这意味着在1959年，现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坚持要把后来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反对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8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年春和初夏的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或许他认为，由他亲自动手修正他以前设计的，或者说至少由他推广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党内可能对他的批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也实在是太失望了。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和其他人公开抨击了“大跃进”的一整套政策。

庐山会议上这场冲突影响之大，无论怎样估计也不算过分，不仅是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正如1957年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

合成物或折衷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成分

毛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的产生，势必产生另一个二元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自50年代后期起，这一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日益突出。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带有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比的意图。他还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是国民党社会，二是十月革命”。他明确表示把这一说法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什么评论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年以来的苏联经验中学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初看的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1949年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们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年3月，毛说：“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比如火车、飞机、大炮，而政治、艺术就应该有民族风格。”在这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和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不分高低，一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一边是中国历史的教训，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现阶段革命的“双亲”中更重要的一个。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点又进了一步，多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你们是洋哲学家。”

在1964年和1965年，毛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土长”的思想家。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确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呢？他们是融合在一起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合成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分中的哪一部分决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清晰的结构，只是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的一个不牢固的东西，里面有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它们有时相互强化，有时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它的感知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但在同时，他突出“对立统一法则”，说它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基本规律之上。诚然，列宁是曾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7年1月毛引用了这句话又马上接着说：“这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精髓。

1938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列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发展的方式是从渐渐的量变导致质变或“飞跃”；矛盾是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

1957年1月在同党委书记们的谈话中，毛明确地就这一问题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评了斯大林四个方面的分类在哲学上是不恰当的，也批评其在政治上的含义：

 

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显然，这里指的是1938年以后斯大林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而在这个阶段，毛并不愿把阶级斗争激化到同样的程度。但是随后他继续论述了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与斯大林的区别：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第二个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文中，用极为类似的措辞，重复了许多对斯大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批评。他说，斯大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辩证法，但是是相当缺乏辩证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毛的总结是，斯大林70%是个马克思主义者，30%是个非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但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6个月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不管怎样说，哲学的含义多少是更加晦涩难懂，或至少是更模棱两可。关于生与死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无疑使人想起了论述自然界盛衰枯荣的古老的道教辩证法。但是，毛在1957年4月说，“辩证法不是循环论”。

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毛对辩证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法的同时，又依然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在面对它时，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10年前我是这样翻译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普遍存在的。”这里所说的“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于这样的设想，对照其6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道，毛在1958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

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造。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细致辨析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这就是毛的意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

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认为，在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观点。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而早在1938年，毛就开始采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回答20世纪的问题的反动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事问”的做法，他“不耻下问”的态度，《孟子》中的劝告，如“说大人则藐之”。

然而，就在1964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对孔子产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毛在批评这位圣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

 

接着在8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同的口气从《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

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的教育职能。1958年1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次毕业生（生员）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不能把毛故意使用这词当作幽默风趣。毫无疑问，毛并非毫无保留地欣赏这个词，但这词含有儒家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承担起权力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知道一年前右派分子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命题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他在“六十条”一文中已经驳斥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对那些在1957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不满之外，不难看出，毛在1958年5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这一观点，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几个月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像韩非子所倡导的那样）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导的那样）的问题时，毛声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这一段话除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的含义之外，毛在这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用的思想。

1964年4月，毛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讨论了劳动改造问题。毛说：“归根结底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动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谢对此回答说：“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传了‘双十条’（亦称前十条和后十条，是当时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方针。该运动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已有论述）……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

我不认为对政治犯宣读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绝对等同于从前召集百姓宣读敕令（上谕），不过在相信道德劝诫是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说，这里确实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许毛没有明确讲出的观点是：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他们又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肯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知识的承担者，而就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封建的”。

就本章开头部分讨论的权力问题而言，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领域也许是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在总体上说，晚清帝制时代国家的正统观念所规定的儒家与法家学说的综合，是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列宁主义也是这样。就此而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殊途而同归。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永远优先于经济，并最终形成社会变动模式的“纲”，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但师从了列宁，也继承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盛行中国两千年的一元论和国家中心论。与此同时，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也有重要的区别：他把人与社会机构同时看成是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的主体和政治活动的目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权。这一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论著中。所以，他不仅对秦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褒扬就不足为怪了。1959年他写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话，毛把秦始皇吹捧为“厚今薄古的专家”，并用赞许的口气引用了得到秦始皇恩准的李斯的奏议：“以古非今者诛”。他还吹嘘说，秦始皇帝不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而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决了百倍于此数的反革命知识分子。

那么，毛泽东从另外的中国传统，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与帝制格格不入者的意识形态——道教——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毛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金纳和埃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

安格斯·格拉姆曾经评论过老子“倡导以无为作为一种治世之策，而不是放弃治世”。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先是退居“二线”，然后，尽管他又重新保持权威，却始终（除在几次红卫兵集会上露面外）深居简出，这样的担任主席角色的方法，与《庄子》“天道”一章中所阐述的原则有着某些奇妙的相似性：

 

……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

 

纵观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归根到底，毛显然更多地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受到“渺小”传统的强烈影响。

这些有关统治者作用的思想，这些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思想，在毛生活的最后10年变得更加重要。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越来越“左”的态度也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对形势发展的第三个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中矛盾的逐渐暴露以及毛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深刻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接受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总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是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东反驳了斯诺的猜测，并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

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斯大林在1945年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合适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回顾了1960年以来中国因“反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问题”，接着，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继续说：

 

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1945，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

 

1949年6月，在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此，他作了如下总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对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虽然这是1949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态度使毛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于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

 

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终可能成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或者至少对于世界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年的冲突。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认识中国这个客观社会”当然就意味着抓住在一幅员广大而且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以土地改革和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开化的话，那么困难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1958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和技术专家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他说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

 

情况就是这样，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弱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战略。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试验刚开始实行时，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知道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拒绝盲从他们而不满——而且他们不能不介意。在关于打破“盲目迷信”苏联样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样板的必要性的讨论中，他指出，“有人说，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不准备照搬他们的作战条令，这使他们很不高兴，说了些难听的话。我们也要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照搬中国的条令了吗？如果他们说不搬，那么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不照搬中国的条令，我们也不会照搬你们的条令”。

毛坚持破除苏联模式的动机，并不简单地是出于自尊；在1958年前，他日益对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价值及其中国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已经好几年了。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他试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理论体系的开始，毛宣称：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有这些疑虑，而且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迷信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缺陷，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式和性质，仍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到了我们更加系统地考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了。

非斯大林化与“现代修正主义”

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是长期以来推测和争论的主题。这些推测和争论只是根据一方或另一方所发表的零碎材料。现在有了大量文献材料，尽管还不完整，但可考察这个问题了。《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6章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对斯大林做出了评价，纵观其一生，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按照这个分寸”写的，尽管具体数字实际上并没有在社论中出现。毛认为三七开评价是“公正的”，虽然斯大林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半年之后，针对波匈事件的后果，毛在1956年11月2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这把刀子”和“列宁这把刀子”的著名评论。在毛看来，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名义简单地把它抛弃。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觉得应当保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至于“列宁这把刀子”，作为反对“议会道路”坚持“十月革命”的模式，毛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

这种思想倾向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继续，与4月的那篇社论相比，这篇更加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看法，其中多少有点不同的态度。

本章第一节里我已经引述了关于斯大林一贯排除异己的一段文字，紧接着这段话，毛以镇压反革命为题，对中国与苏联之间运用与滥用革命暴力的差别作了比较：

 

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不好？缺点是有，但是和别国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和匈牙利比较，没有那样右。

 

他也承认，中国过去有时也犯“左”的错误，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据地时期，受苏联影响而发生的；1942年关于反对乱杀、滥抓的指示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甚至在那以后，也曾有些缺点，但丝毫不同于斯大林执政时的苏联：“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另一方面杀错了许多人，许多重要的人物，例如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这里，毛首先提到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数目，然后承认中国在1950—1952年镇压了70万人，他认为中国的分寸掌握得还“基本上正确”。

除了批评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送入集中营或处死的政策之外，像他在1957年1月对党的书记们的一次谈话中所讲到的那样，毛再次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缺陷。但这次，他走得更远，说与马克思和列宁，当然还有斯大林相比，他在哲学上有独到见解：

 

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他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着。那就是说，资产阶级打倒了，但人民之间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的性质。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列宁没有详细观察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

 

列宁没有能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作出阐释，毛认为这是由于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未能进行阐述，毛将此归咎于斯大林本人对辩证法的理解不全面。

毛总结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此事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不加分析，不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毛说，在与苏联人面对面的讨论中，我们已提出过意见，说他们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当1957年11月毛泽东再度访问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毛谈到那时说他仍是“满腔被抑制的愤怒，主要对斯大林”。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接着用独特的口气明确地说：“在斯大林时代，没人敢畅所欲言。我两次来莫斯科，第一次是压抑的。尽管说的都是‘兄弟党’，但实际上是没有平等的。”

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苏联同志作风有很多转变”。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苏联是头，苏联共产党是会议召集人，其次，现在这样做是无害的”。尽管已有的莫斯科会议纪要说明毛与赫鲁晓夫之间有种亲切友好的气氛，但是这样一个官样文章并不能表明毛对苏联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权威的什么崇拜。会后不到一年，冲突的迹象暴露出来了，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不会令人惊讶。当然，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对“大跃进”这一新经济政策。

毫不奇怪，苏联人只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异端，而没有看到他的许多方针和目标与列宁主义逻辑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1958年夏天成立的人民公社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先是赫鲁晓夫个人在私下嘲笑，不久就在公开场合进行奚落（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

无疑，苏联人也对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在工业生产领域提出的夸夸其谈的要求感到震惊和恼怒。尤其令他们吃惊的是，在1957年11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口号，这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口号。

毛解决国内问题的新办法及与此密切相连的更加不愿依赖苏联援助的态度，本身就意味着中苏关系日益疏远。直到1956年12月，毛还明确重申他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一边倒”政策：

 

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还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帝国主义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

 

然而，在1958年，毛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急剧恶化，远远超出了“大跃进”政策逻辑发展所隐含的范围。这一不断加深的分歧并不简单是，甚或主要是关于非斯大林化争论的结果，尽管如我们所知，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做法强烈不满。但同时，毛对斯大林对中国采取的高压政策也强烈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赫鲁晓夫为缩小斯大林形象所做的努力的。1958年3月他指出：“佛像比真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把我和斯大林画在一起时，总把我画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1958年4月，他又说：“我们这位斯大林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的关系是父子、猫鼠关系。”

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对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也有正确的一面，而对于这正确的一面，“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

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那次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尊重赫鲁晓夫的，把他看作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

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鲁晓夫时再也没有用过这种基本肯定的词语。当然，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化的决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年7月的中东冲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与彭德怀的对抗在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达到高潮。当时毛对三份国外批评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在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的新闻报道），写了一个简要的批语。三天以后，他把这些材料和他的批语的副本送给一位老同志，并附上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之流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显然，毛对于那种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不一致的意见，既愤恨又蔑视。与此同时，对国内也有人像苏联人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持保留态度的担心，大大加剧了他对毁谤人民公社言论，更广泛地说对赫鲁晓夫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做法（其方式是批评公社，与彭德怀的关系等等）的不满。

接着，1959年秋发生了塔斯社声明事件，随后又是与苏联的一系列冲突，毛在十中全会上对此作了如下概述：

 

……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声明以后赫压我国，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中国和苏联）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

 

毛在这段话中用的“围剿”一词，曾是30年代蒋介石为了策划由他发动的消灭共产党人的战役而使用的术语，这个词生动地反映出他已察觉到以前的同志对他的敌对程度。但是，尽管毛对这种敌视感到愤慨，但面对这种敌视仍非常冷静。在196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解释了他自信的原因：

 

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美国和我们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

 

毛在1960年预测的中美关系改善在后来的10年里并未变为现实。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至极点。在毛讲了上面详细引用的这段话一个月之后，中国人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社论和其他一系列文章，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攻势，表面上是针对毛所说的“反华大合唱”成员的“修正主义分子”，即南斯拉夫人，实际上矛头所向都是苏联的“半修正主义”，在毛的著作中，他们很快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主要敌人。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实际上发出了推翻苏联现政权的号召，这时，形势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

他在这次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1967年作为指示发表），毛说：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尽管这一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很快就确信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认为他们离经叛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和北京的决裂在1963—1964年的公开论战中充分显示出来。中苏论战的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已作了叙述，即使把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回击苏联人的9篇文章的作者都归于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这里评价它们的内容。在这一内容里，与此有关的是，毛本人是怎样迅速地给在9月初刚刚开始的反苏言论赋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实质内容。

在1963年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9月27日，毛在会上作出了“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他说，第一点是要做好经济工作，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国民党时期，而且要超过“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应当少征购粮食。为了与边境那边的情况相比处于优势，棉布、茶、糖等物资的供应应当“比那边充分些”。

在这种背景下，毛接着阐明了第二点指示：

 

（2）新疆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要加强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各民族干部和人民反修正主义的学习……汉族干部应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坚持阶级观点，执行阶级路线，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以保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要注意的第三点是教育当地的汉族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毛要求帮助解决那些被派往新疆的汉族劳动者的“婚姻和其他困难”，毛在这一标题下发出的号召表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思想。第四点是要密切注视边境地区的形势，加强“边疆的反修斗争”。第五点是要警惕“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颠覆和破坏，以及他们的军事入侵”。最后一点是讲反修斗争中的“一元化领导”。

事实上，毛泽东确信中国很快就能够赶上苏联的生活水平，不仅是它的中亚部分，而且要赶上苏联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1964年1月他对路易斯·斯特朗说：

 

赫鲁晓夫认为，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白菜汤。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

 

不管毛实际上是否相信这点，但他确信，苏联试图用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来扩大它自身的经济利益。1960年在他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毛就已经批评了莫斯科在“经互会”中的经济专业化政策。“经互会”是苏联支配东欧的经济组织。这一政策的图谋是使某些国家对它们的某些先进邻国，尤其是对苏联处于农业原料供应国的地位。这一点一直使他气愤，在1964年1月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想让他们生产单一的经济产品以满足苏联的需要……当儿子真难当”。

因此，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的语调日益表现出坚定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反应，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回击。与这种倾向和中苏关系的一般演变相联系的，是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首先表现为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这种“左”的转向，就像在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跃进”政策的自然派生物，但是又被毛对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厌恶进一步予以推动。此外，由于对苏联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震惊，毛泽东开始觉察到中国本身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因而，又有另一因素注入了这一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内部的敌人：毛泽东逐渐沉湎于阶级斗争

正如本章第一节结尾所指出的，1957年夏天毛大大地改变了他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看法，这种转变对经济政策的后果我已作了探讨，它在哲学领域的某些含义也已提及。既然对1957年以后毛的思想倾向与中苏冲突之间的关系已作了回顾，现在该是研究中国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一种激进解释，以及由于对过去英雄品质的怀恋所引起的“左”倾情绪等诸种因素合在一起如何导致毛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验的时候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日益激进，其中的关键因素当然是他更加尖锐而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重要性。因此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时期内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的演变。

在1957年10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新观点。他放弃了前一年在党的“八大”上正式通过的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在1957年2月还重复了这一观点，大意是说现阶段中国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毛却断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以上所引的毛的被修正了的提法在现在的中国当然被认为是不正确的。无论正确与否，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之间的阶级斗争却成了毛晚年思想的主要特征。在随后的19年中，毛泽东在提倡阶级斗争的热情和严厉性以及在分析现存阶级关系方面当然有很大的偏差、转折和波动，但大方向没变。

在“大跃进”前夕，毛用相当古怪的术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看法。他指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1）“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2）“民族资产阶级”，他说这里所指的是除右派分子以外的这一阶级的所有成员；（3）“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对于最后一类，毛泽东后又附带作了补充：“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在1958年4月6日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毛纠正了一种反常现象——没有指出农民的特殊作用，却继续把“帝国主义”包括在中国现存的阶级当中。这一次，他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阐述：

 

……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30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坚决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加起来大约占人口的5%，就是3000万……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10%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几年以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转变，可以摘掉帽子。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农村富裕中农。毛把他们说成是摇摆不定的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关于“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毛指出：“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他接着指出：“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

“大跃进”的后果，使毛以前结合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关于阶级问题的观点因一点新因素的加入而被修正。这种新因素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特权分子构成了萌芽状态的阶级的观点。这一倾向是同上面所谈到的一代人的变化相联系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因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习惯了某种生活水平，所以必须付给他们高薪。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报纸在1956—1957年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1957年1月，毛本人也为此进行辩护，因为他说过出“一点钱”“买”资本家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话。显然，同样的照顾并不适用于新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的奢望，也许他们被认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我已经提到，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提倡“供给制”。当然，他的这次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58年10月《人民日报》转发的张春桥的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张的文章于9月份在上海首次发表，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张和毛的观点偶然巧合的一致，这是一种精明的政治谋略的结果。上海的“左”派市长柯庆施出席了北戴河会议，他在电话里向张春桥通报了他关于毛讲话的笔记。这给张春桥的文章提供了灵感。一看到这篇文章，毛就决定在北京转载。因此，毛的这一举动既表明他易于接受奉承，也表明上海环节（如果此时尚未形成上海网的话）在此时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毛在《人民日报》上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他说，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有“一些片面性”，而且，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是，即使毛认为张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或马克思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规范过于急躁，用这一用语所提出的问题在他以后的讲话和文章中却一再出现。简言之，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与马克思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权利”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下述论点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党内存在一大批依恋其特权的高级干部，因此，党是产生资产阶级或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的温床。

我已经强调了1959年庐山中央全会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成为日益强调阶级斗争的转折点。毛指责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毛声明，庐山的这场斗争已经是阶级斗争了，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而且预言，这种斗争“至少还要延续20年”（结果是毛几乎全力促使这种斗争发生）。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时，邓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的另一根源：“事实上，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没有注意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应望文生义地认为上述说法意味着毛此后对与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兴趣。毕竟，正是在1960年他写了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而且现在说1961年3月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六十条”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所以，邓力群的观点是，毛虽然还不断地谈到经济制度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但他对经济学或者经济现实并没有多少认真的兴趣。从这个意义讲，邓的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1959年以来，毛越来越坚信，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工作作风”中的缺点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产党及其干部中阶级性质的最初变化，不仅是毛，刘少奇及其他同志长期以来也一直谴责这种倾向。毛对苏联情况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看法。他在1960年就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阶级以后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作了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出现在他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中，但这番话显然也是想适应用于中国。

今天的中国确有一些学者认为，毛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制造一个武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毫无疑问，毛对赫鲁晓夫的俄国深感厌恶，在他看来，它所具有的一切都已停滞不前了。事实上，毛还追溯了苏联体制弊端的最初根源。他断言，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没有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结果，出现了对沙皇时代等级制度的怀恋，多数党员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没有提升的机会。他还指出，苏联没有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自由；因而也就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革命一直比较更彻底些。毛最严重关切的仍是这种有害倾向可能会在中国生根的危险。这时，毛已经看到，中国干部中被这种毒素感染的人是两个特点造成的。在他以后的有关思想中，这两种特点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一方面，他们依恋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即“资产阶级权利观念”所带来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的行动又像封建地主一样。毛说：“人这种动物很有趣”，“稍有一点优越条件就觉得了不起”。

1962年1月，在一篇主要强调必须继续与旧的反动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讲话中，毛说他们“仍妄图复辟”。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1962年8月，在十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中央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毛宣布：“《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由毛亲自编辑）一书中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改过……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就实际情况看，资产阶级可以“新生”这一说法留下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毛指的是旧的资产阶级可以再生，还是说资产阶级的幽灵或本质能够以一种新的、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条件的形式而获得新生，这是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他可能是指第二种情况，即德热拉斯和其他人所称的“新阶级”——尽管毛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然而，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究竟仅仅是孤立的个人，他们因滥用职权而腐化堕落呢，还是所有干部都因其拥有的权力和特权而倾向于成为这种人物呢，关于这一点，毛在60年代中期似乎还难以作出判断。

60年代初，他强调金钱的腐蚀作用和用钱换来的好处，这是他的第一个倾向。于是，在继续承认物质刺激在中国现阶段是必要的同时，他又认为，物质刺激应当服从于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鼓励”，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

在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把“五类分子”同他们个人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他说：“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

在1962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亲自修改了概括他思想的全会公报。就像五年前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庐山的争论一样，这一次标志着进一步转向大搞“阶级斗争”的政策。但是，正在成为斗争对象的这些阶级的性质和地位基本上仍是模糊的。在1962年1月的讲话中，毛曾提到“这些阶级和坏人”。换句话说，尽管毛说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代表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未必都来自这些阶级。从1962年夏至1963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在此期间，毛的两段话特别强调了党内离心倾向的阶级根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强调通过教育继续进行改造的重要性。

8月9日，毛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指出：

 

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1963年5月，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指示（即“前十条”）公布前夕，毛对党的阶级构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还是用极为类似的措辞谈到了“改造”问题：

 

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显然，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毛来说，尽管客观的社会出身仍很重要，但通过政治教育对整个阶级进行个人改造也同样是一个关键的方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毛在1963年比1962年更强调“改造”，即主观标准。

1964年5月，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在听取四位副总理汇报工作时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作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在一条未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写于1964年下半年的关于划分阶级的指示中，毛明确论述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系：

 

划分阶级有必要……这两个，（客观的）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分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

 

可以认为，过去有几个相互矛盾的对立面尚能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中共存，到毛的晚年却开始分离了，从而释放出一股能量，最终驱使毛的思想和行动走向破坏性的轨道。在几个决定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以前的统一体从1962年秋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解体。毛越来越把享有特权的领导者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派在内的实体，即中国共产党已根本不能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毛泽东思想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极为复杂的分解或解体过程，除了党或党内特权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之外，还涉及其他许多对矛盾。我已经用相当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相互作用，也曾探讨了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冲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一分为二”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在毛70寿辰之日（1963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这也实在太巧了。很明显，它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报告中，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马克思时代至当时的工人运动史。

事实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会议上就使用过这一表达方式。尽管他当时强调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是这样一些事实：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了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他得出结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紧接着周扬1963年的讲话发表后，“一分为二”这一口号首先唤起了在中共党内进行（用毛的话来说）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求。换句话，这意味着号召进行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论述的那样，这也是为了清除和迫害杨献珍及其他提出相反提法——“合二为一”的人）。

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社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

归根结底，毛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冲突当然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用何种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但文化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60年代初期，毛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某些发展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一忧虑，并同时发出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这一论述的明显含义是：在被夺取政权13年以后，“反革命阶级”依然在中国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他们的破坏活动，有必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经常性的斗争。正是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呈现其萌芽状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更成为庞然大物。由于这一时期毛的阶级概念有些含糊不清，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然进一步表明他强调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主观力量，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号召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鼓励了江青去发动京剧改革。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里，我已对这些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继续火上浇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许多部门仍由“死人”统治。他宣称：“社会和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的判断更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年以来，基本上（着重点是毛加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菲俱乐部。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1964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毛并没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发展到像“四人帮”那样以“臭老九”来丑化他们的地步，他转向了比“大跃进”时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

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尽管他可以证明他们就是特权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乌托邦的斗争哲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他说：“现在几包烟就能买通一个支部书记，把女儿嫁给他就更不必说了。”

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拿出“修改了的后十条”前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层和较高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年6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毛说道：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年12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认为歪曲并篡改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中，权力而不是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别关心的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态度，而这在“四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有司机。我只挣430元，我雇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凡与毛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份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中的“极端恶劣分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过多地估计他们的人数。并且说，对他们不要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很明显，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阶级。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称，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这两派就这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些论述以及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心，当然直接导致了他与刘少奇及党内其他人的冲突，并导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征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

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也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年12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再次号召要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的集中领导：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这一口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年创造的，并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敢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党控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消瓦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

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最多也就是6个月。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如此，由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是长的”。在讨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样做的），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公社能代替党吗？”随后9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此时，另一种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毛一贯认为，应该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趋势开始时实际上乃是毛企图在林彪掌握的人民解放军中形成一个权力基础的一种战术调动，这是因为他感到党正脱离了他的控制，而绝不是因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变化。但是，无论他本人当初的意图如何，实施这种战术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含义的方向。

在1964年2月发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工业企业、学校以及全国其他各单位，都用军队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部。这是事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军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模式，而且还向它们提供了人员。这是毛事先就已亲自决定好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元帅和肖华将军的一封信中说道：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

 

这种依靠军队而不是党去领导其他组织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到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导师。正是军队在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外，虽然至今人们并不认为毛参加了语录的编辑工作，但他是语录的作者，该书序言的绝大部分出自1960年10月军委会议的决议，而这一决议是毛亲自改写和批准的。因此，这一阶段确定了1966—1972年间无政府状态与军队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各个极点的进一步和最终的分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悖论与青年人的作用毫无关系。一方面，在运动一开始毛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像他和他那一代学生在1919年冲上历史舞台一样，争当先锋。但是，另一方面，1966年及其以后的方针却又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的作用。红卫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及自我放纵行为可以部分说明毛为什么这样做。1968年12月开始，毛把他们送往农村向农民学习，去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在此之前，1968年夏曾为此批评过红卫兵。但这种悖论也反映出，在毛的思想和政策中，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专业知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矛盾均可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达到更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重点发生了很大偏差，其方向不是用政治来补充知识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识和技能。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所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事业的整个基础实际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很多过分行为的根源乃是1968年7月21日毛发表的一项指示。这项指示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7月28日毛对上面这段文字作了评论，也可能是对7月28日他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作的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毛本人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关心用于实践的技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怀疑正规教育的价值。他说：“大学还要办吗？”“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讲文科，你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说文科一定不要办，我今天讲的是理科、理工科”。然而，毛又继续说道：“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那就拉倒。”他说，高小学的东西到初中重复，高中学的东西到大学又重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恩格斯和他自己年轻时候那样：自学或自修大学（像毛在1921年所做的那样）。他最后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工厂和农村。”

在理解这些话时，应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即与此同时，毛向他的那些红卫兵对话者们传达了一个非常严厉确实也非常无情的信息：即联欢会结束了，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热衷的活动再也不能被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在某些事情上对他们表示赞同，给药丸包上糖衣，这是可以理解的。毛接着还说，考试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考试都应废除，彻底废除。谁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呢？谁考林彪同志呢？谁考我呢？谢富治同志，叫学生们都回学校去”。

学生们确实将被召回学校，虽然学校的考试规则被废除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社会秩序却有力地恢复了。在向红卫兵领袖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停止这一已经使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两败俱伤的争斗时，毛宣称：

 

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斗、批、改，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能用这种方式联合成一个王国吗？

 

毛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军管，叫林彪下命令。”当然毛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不管苏联人和各种各样的“左”派怎样想，军队专政绝不是毛的理想。他“采取军管”是因为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派性斗争。这种派性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用砖头和弹弓打，而且还用步枪，甚至迫击炮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势变化、条件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年8月至9月与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1969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为它们是名副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却是完全重叠的，因而它们或是一起成立，或是都不能成立。换言之，这场运动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否则其中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这场动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他接着说：

 

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归根结底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它仍可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它与毛界定的“无产阶级”思想一致。我们已提到过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用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作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要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具有高度的、决定性的意义。

列宁曾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语气写道，“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1966年11月，毛的魔鬼才子康生说，列宁的阶级定义已经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差别也属于政治和思想范畴。1970年康生更加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存在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各阶级之间仍有经济矛盾，但阶级的存在则只是反映在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阶级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式“表明其自身存在”？我们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显然，以思想标准划分阶级，实际上是把毛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引入了文化领域。换言之，这场“革命”只有在它也是文化的情况下，才是无产阶级的。

一些天真的观察家当时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1966年的事件与“五四”运动一样，在同等意义上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并且真正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这实在是荒谬的。而用毛逝世后中国流传的一个充满苦涩的笑话：“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以此来描述这场动乱倒是更接近事实。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场动乱的发生的确是出于毛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反应，它始终以强调文化和心理改造为标志。

可以举出几个表明这种倾向的例子，这些都能明确地反映毛的长期信念。如通过灌输或思想改造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就能改变他们的客观属性，强调“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构成一个主观改造过程，以造就一种新的政治实体。还有概括了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内容的“斗私、批修”这个口号，其含义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中（也许毛本人不属此列），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倾向。

最后，无论这场斗争的后果多么激烈，也无论它释放出的狂热有多么疯狂，这样一些事情能被称之为革命吗？从广义上讲，“革命”这个词有两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或者是指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或者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造社会。理论上说，按照毛的观点，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1955年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济内容在他最后十年的计划中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表现。思想态度的转变当然是社会转变的一种形式。但即使是这样，其最终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17年之久的国家里，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由于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即那些胆敢在物质刺激到文学和哲学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的任何意见的人，重新定义为阶级敌人，并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是由于对其目标所作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在这10年中，人们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军影响的兴衰，也看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失去她的部分光辉。

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领导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一事件，尽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1974年发展起来的对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不犹豫地颂扬秦始皇，并将他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帝国统一的历史意义持有与1973—1975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引用过的1958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70年代中期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如有可能的话，也应当彻底平反。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家政权组织，而且也应改变“时尚风气”，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便被提前到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而毛本人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1974年间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依此类推，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能为这一系列论点作辩解的，似乎是向其他人表明中国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但他的态度更老道些，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景的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同意了“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则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

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论据。我并不是说凡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或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都毫无道理。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此外，根据一切已有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削工人和农民的。

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样做过。

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这段分析同样蹩脚，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不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们将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情况都提出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享有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在有生之年发出的最后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的。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不管它被作出什么奇怪的诠释，它仍是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的影响和传统的影响在毛的头脑中，在中国政治制度中，仍占有的日益增大的位置，这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是强调要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像红卫兵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可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的晚年，中国人反复学习这一公式，倒背如流。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成为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就这方面而言，就像他举秦始皇为例一样，毛到晚年完全从一个擅长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折衷主义者，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思想在自己思想中起着愈来愈大作用的人。

结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指在毛的漫长的一生中，由各个时期著作的原始资料所展现的毛本人实际上的思想。其次，它可能包含这层意思：在中国，从50年代到毛逝世（其实是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别人赋予它的想法；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指某特定时期的正统学说，如在1951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在其他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和著作里，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作“最高指示”的语录里的正统学说。第三，它是指毛的全部著作中仍被看作正确的，并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发展的毛的某些思想，不包括那些反映他晚年错误的著作。中国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在本章，我继续进行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最后一章开始的尝试，即分析了从1917—1976年，毛泽东思想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本章还探讨了建立在毛著作基础上的正统观念的变化问题。但在1949年以前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官方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也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如此正统的解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概括一下毛的理论贡献的实质，但是，我的这一做法是在与中国普遍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相当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

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嘲讽的——换言之，被他们冠之以“正确的”毛的那些思想，是为了论证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服务的。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如今那些尽力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释和阐述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毛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的老战士，他们除了要接受足够的毛的思想遗产以证明他们是毛的合法继承人以外，也只能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思想和实践融入他们自己的思维中。现在重新解释毛思想的目的就是如他们所说，是为了界定毛的思想遗产中哪些部分是正确的，要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需要相结合的双重意义上来确定。我们要承认他们这样做不是不合理的。

然而，即使情况是这样，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毛及其思想的重新评价的目的、逻辑性和判断标准，也是与本章完全不同的。在此，我要分析的是构成毛从1949—1976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本质。

过去，本章作者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积极贡献的本质，称之为“主流的毛主义”。并提出，这个主流可以在1955—1965年，更确切地说，可在60年代初期找到。换言之，“主流的毛主义”可解释为由毛设想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内核，它不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发现这个用法并不十分满意。如上所述，1958—1966年间的进程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两次激进的试验过程中，“左”的思潮势不可挡，它应被看成毛的最后25年（如果不是他的整个一生）里更加独特的东西。相比之下，毛在60年代初期，后又在70年代初期采取的立场则较为谨慎和现实。

毛在1964年3月说：“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作为结论，这也许是必须首先说明的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毛的思想，尤其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思想，始终是由各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和指示很不稳定地并列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在这些思想成分之间设法构建的暂时的和不稳定的综合性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开始迅速解体。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毛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阐述过的经济思想，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思想远不像近年来根据“文化大革命”时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解释所做的理解那样片面和简单化。我们发现，他同样强调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又红又专、大小工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他整个经济战略的核心。它是靠两条腿尽可能快走的方针，并不是要靠小工业和土办法一条腿跳跃。

然而，即使在毛泽东从1958年夏天过分的幻想中退却以后，他对发展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反映出他根本没有认清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含义。这些方面之一是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我在前面对此曾予以相当多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他对政治程序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看法。

1960年，毛泽东在讨论苏联宪法时说，这部宪法给了劳动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它没有给人民治理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在《读书笔记》中与此相似的一段里，毛用的是“管理”，而不是“治理”一词。尽管两个措辞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但两者都是模棱两可的。它们的模棱两可再次反映了我们在毛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中已注意到的矛盾。由红卫兵翻印的、出现于毛本人的语录中的“管理”一词，它的意思可能是“经营”、“支配”或“监督”；廖盖隆的文章中所引用的“治理”，则表示“整顿”、“清理”或“安排”。第一个词显然更具体一些，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组织构成而不只是简单的过程。至于毛的意思实质上究竟是打算使工人或劳动者随时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使他们确信政治权力的运用符合他们的愿望，还是指他们实际上应当亲自管理事情，这两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

毛的“读书笔记”的一个英译本将“管理”译成run和manage（经营），而另一个则译成administer（行政管理）和take charge（负责）。我更喜欢用supervise（监督），其意思不是指全体劳动者都在同等程度上行使管理的权力，因为这种译法更符合我所理解的毛在60年代的思想。应当承认的是，这一选择是武断的，但它并不比其他的译法更武断。实际上，模棱两可客观存在着，存在于毛本人的语言和思想中。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965年的那段话宣称，民主是指“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管理”。至于“由”一字，在群众是有效力量的意义上，它的意思可能是指依靠群众，或者通过群众。换句话说，就是把事情摆在群众面前，与他们商量。这里将它译成是“通过”，因为在1965年12月的同一段引文中，毛清楚地阐明了需要来自上级党的领导，这进一步证实了那时毛仍坚持他反复而明确地陈述过的观点，即集中比民主更重要。然而，到1965年，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显然已开始改变。

在“大跃进”前后的这段时期内，强调集中制表现的形式是，坚持党的领导起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毛恢复了在延安时十分强调的使党的领导一元化或一体化的思想。

总的说来，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国家，而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此外，即使1953年那几句顺口溜里提到的“小权”也不能放，否则必导致混乱。一元化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党的控制，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年所阐明的，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去督察其执行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这一整套哲学逐渐被放弃了。因为毛泽东对应该发挥“一元化”作用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在理论上产生了怀疑，随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在1964年7月14日给苏共的《九评》那段著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戏剧性的暗示之一。这段话指出，如果干部被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组成）“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在1967年2月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毛虽然再次断言必须有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党，虽然他继续努力用某种方式把对党的需要与反天才论和鼓励来自下层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成了证明“文化大革命”有理的借口（如果不是主要动机的话）——结合起来。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某个大人物某种个人权威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威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王洪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张春桥在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为实现党对政府机构和其他一切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而发出的号召。因为到此时，张春桥和毛本人对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多大兴趣，而只是对实施毛的个人权威感兴趣。从此以后，真理和权力不属于党，而属于毛主席。因为历史赋予这位领袖以教导中国人民和指引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使命。

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年代的整个生涯中，他一直把民主和集中当作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系、相互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毛把这些倾向看作一个辩证统一体，彼此密切联系，在原则上他并不拒绝接受它们。不过，虽然他自己承认“首长”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种形势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和经济的各级“首长”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却无权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和骚乱的混合物。

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说他也是一分为二的），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毛的思想，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这一双重性是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所在。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因此，很难断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比较平衡的观点，即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那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这句话只是强调如果想使从西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辞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也渗入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消灭，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1970年12月18日，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是他的这些讲话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一样，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根本主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毛数十年里潜心打造的综合体基本上分崩离析了，至少就他思想和态度来说是如此。1976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见）——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出自《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膨胀起来了，一个由其继承者开创的新时代开始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这段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而只分析他在1935—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载体。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