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围绕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可能的重大演变。这个演变部分地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成败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但它也反映了中央的计划部门和一些主要的非党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日益增加的独立和成熟的程度。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坚持受到批判，同时政府作出系统的努力以制定一项更符合中国低发展水平——农业占压倒一切的地位，人口众多——的政策。（这个努力最后被毛泽东的“大跃进”所阻，本书第八章将予讨论。）

有关第二个五年计划性质的争论的动力似乎产生于1955年晚冬和1956年初春的一系列不寻常的会议，当时中央34个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就工业、农业、运输、商业和财政情况，向毛泽东、薄一波和其他党的高级官员递呈了详细的报告。虽然中共一直规定了形成更详细计划的基础的经济优先项目，但连续的会议给计划人员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详细地确定在具体政策的选择上的经济代价和内在意义。这些会议的前因后果也是不寻常的。

1955年后期，毛泽东已经在亲自寻求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办法。这个努力不限于前面讨论过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行动，而且包括加快对私营手工业和商业产业向国有制的过渡，以及在“多，快，好，省”的运动口号下加快工业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强的政治压力下，1955年11—12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最后确定的1956年年度经济计划所包含的原来的指标，在1956年1月的下半月提高了。虽然计划部门提出的调查和总的看法的文字从没有公开，但它们似乎构成了对编制计划过程中过分的政治干预的全面否定。总之，这些报告着重指出了1956年正在进行的小跃进的政治选择所包含的高昂的经济代价。

在党内会议开过后，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关于吸取教训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明确地谈到，计划人员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战略在几个重要的方面脱离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报告直到20年后才正式发表。毛泽东显然没有完全接受计划人员的态度，所以压下了自己的报告不让发表，以此来减少计划人员的独立性。从表面看，毛泽东的努力似乎没有成功。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最初至少似乎是在1956年2月至4月期间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收到的一些报告的基础上进行的。到6月，前一个冬天发动的生产运动的势头不顾毛泽东的有力反对而被压了下来。

但是毛泽东的挫折显然只是暂时的。在1956年末，当马寅初两篇重要文章的第一篇在《人民日报》登载时，争论重新出现了。马寅初支持采用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赞同的一个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他的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根据对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依赖的周到考察拟定计划的惯用语。马寅初对以下的情况提出了批评：过去忽视了农业，从而压制了轻工业的增长；重视过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农业中官僚计划代替了价格机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包含的战略与计划人员和马寅初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战略之间的差异，在给农业分配的资源中再明显不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57年4月驳回了“只顾重工业，不顾或少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原则，而赞成“通过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计划委员会和马寅初的文章，对农业通过提供粮食和提供轻工业原料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认识得更加充分。这样，用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国家投资资源份额就要增加。同时，对以下的情况的认识也日益加深：由于可耕地短缺，农业的增长变得更加依靠收获量，这转过来又意味着对化学肥料和某些类型的农业机械的需求增加。这标志着一个不同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变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视土地开垦，把发展化肥和农业机械置于次要地位。

在农业方面，文章认识到强制收购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过分筹措投资资金会对农民的积极性产生有害的后果；还认识到应该限制把收入转用于投资，以使个人消费多少能较快地提高。

国家计划委员会还要求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注重庞大的工业企业，要求减少把力量重点放在迅速发展较不发达地区的工业的做法。这个转变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大规模的工厂和内地的发展意味着更长的建设时期和每个资本单位只能雇佣人数少得多的工人。对就业问题的日益关心反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现代部门工业劳动力的缓慢增长和城市继续出现的高失业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就业人数每年只增加260万人，鉴于工业吸收了投资份额的绝大部分和它相对迅速的增长，就业的速度相对地说是慢的。虽然总的非农业的就业增加较为迅速，但根据证据，增加的比率远远低于城市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一个大问题，即城市失业，其人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实际上增加了。非农业的男性失业者到计划终了时据估计已达到1000万至1600万人。可以取得更加精确数据的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有67万人失业，此数与就业人数相比，意味着失业率达到22%。尤其是上海，它的“人力”资源被抽调去推动内地的工业化，更应有助于它失业率的降低。

对较小工厂的日益重视，与决定减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的严重依赖有关。被迫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是由于1954年以后苏联拒绝再给予大笔贷款。毛泽东在1957年后期为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的庆典访问苏联时可能要求这些贷款。决议可能还反映了计划人员的内部估计，他们认为出口大量农业品以取得足够的现金来支付继续大规模地进口的机器设备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但是围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显然设想，计划需要的份额小得多的投资货物仍将进口。

第二个五年计划预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演变而成的对资源分配的高度集中控制将予放松。1956年的毛泽东的报告表示，需要减少中央的计划和经济行政方面的官僚机构，并给予地方以更大余地的决策权。许多省份对此纷纷响应，那里的地方领导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就已经抱怨过于僵硬的中央控制了。

虽然计划人员似乎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抱有幻想，但它从未被充分地实现。1956年9月周恩来向中共的八大提出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反映了上面讨论的几个原则。但是一年多以后，李富春向中华全国总工会作的关于计划的报告只限于对几个原则作类似的阐述和提出少数几个生产指标，而不是陈述更详细的指标。不能提出一个有内容的计划，几乎肯定地反映了发展战略方面的继续争论——这场争论在1958年春季发动“大跃进”时得到了最后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