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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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家世

第一节 家世与人生

法国大批评家圣皮韦(Sainte Beuve,1804—1869)曾认为:“研究一种作品,必须先知道那个作家的家世、生平及性格。”(见郑振铎所编《文学大纲》卷四)因为一个作家能有所作为,与其家世、生平及性格之间存在莫大关系。了解该作家的家世、生平及性格之后,便十分容易了解其作品。此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对人生的认识与批判方面。一个人的人生,包括其学问、品行、事业、成就,相当于此人一生的作品,若要对其人生作品进行研究,则不可不先了解其家世。因此,本人在评述曾公生平之前,首先要阐明其家世。

第二节 曾公的家世

关于曾公的家世,东湖人王安定所编《曾公大事记》中有所记述:

“太傅曾文正公,讳国藩,字涤生(原名子城,字伯涵)。先世居楚之衡阳。国初有名孟学者,始迁湘乡之大界里,遂为湘乡人。孟学生元吉(按:元吉乃孟学之孙。见曾公所作《大界墓表》,王氏所作《求阙斋弟子记》已依之改正矣。)元吉之仲子曰辅臣者,公之高祖也。辅臣生竟希,诰赠光禄大夫。妣彭氏,诰赠一品夫人。竟希生玉屏,字星冈,是为公王父,初封中宪大夫,累赠光禄大夫。妣王氏,初封恭人,累赠一品夫人。”

星冈公的言论风采

曾家自明代以来,世代务农,乐善好施,谨遵孝悌之道,而并非显赫之族。星冈公年少时,行侠仗义,喜结交有识之士,曾云:

“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坏,开十余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佣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礼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

“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乡里讼事,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则解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文集》卷四《大界墓表》)

星冈公生三子:长子曰竹亭,讳麟书,累封光禄大夫,曾公之父;次子曰上台,早逝;三子曰骥云,凭借曾公而得富贵。竹亭公生五子:长子为曾公;二子名国潢,字澄侯;三子名国华,字温甫;四子名国荃,字沅浦;五子名国葆,字事恒。

竹亭翁的积苦力学

“封翁积苦力学,久困于学政之试。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年四十三,始补县学生员。事星冈公以孝闻。星冈公生平督子最严,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呵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愆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星冈公晚年病痿痺,动止不良,又喑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颐使,以目求;既有苦,蹙额而已。封翁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寝处,星冈公雅不欲频频惊召,而他仆殊不称意,前后溲益数一夕六、七起,封公时其将起,则进器承之。少间,又如之。听于无声,不失分寸。严寒大溲,则令他人启移手足,而身翼护之。或微沾污,辄涤除,易中衣,拂动甚微,终宵惕息。明旦则骥云入侍,奉事一如封翁之法。久而诸孙孙妇,内外长幼,感化训习,争取垢襦裤浣濯为乐,不知其有秽臭。或挽箯舆游戏庭中,各有常程。病凡三载,封翁未常一日安枕也。妣江太夫人,同邑江沛霖女,事舅姑四十余年,饎爨必恭,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

以上王安定所记之事,皆取自曾公所作《大界墓表》《台洲墓表》及《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铭》。而曾公所写内容,或是自己熟记于心的事,或者长辈的告诫,或是依据兄弟们的讲述,其真实性应当不容置疑。只是王氏所说并不完整,本人在此增补几则:

星冈公之言论,上文已有提及,而其风采究竟如何?曾公《大界墓表》云:“府君讳玉屏,号星冈。声如洪钟,见者惮慑,而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其卒也,远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军兴以来……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其风采亦可想已。”(《文集》卷四)

至于其祖母王太夫人,曾公亦曾论及:“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钦其所为。自酒浆缝纫,以至礼宾承祭,经纪百端,曲有仪法。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年逾七十,犹检校内政,丝粟不遗。其于子妇、孙曾、群从、外姻、童幼、仆妪,皆思有惠逮之。权量多寡,物薄而意长,阅时而再施。”(同上)

关于竹亭公积苦力学,前文已略作交代。曾公于《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铭》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曾公曰:“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府君积苦力学,应有司之试十有七,始得补县学生员。不获大施,则发愤教督诸子。”(《文集》卷三)

而竹亭公“教督诸子”之情形,可详见于曾公所作《台洲墓表》:“先考府君……平生困苦于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有余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乃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童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尝曰:‘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文集》卷四)

此外,尚有一事须提及,即曾公之母,性格颇为刚直。曾公于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家书》卷九)

第三节 曾公所受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曾公的家世,应当已经心中有数。其中对曾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以本人之见,大概有如下几点:

1.曾氏祖辈务农,曾公出身农家,对于农家生活,极为熟悉。之后,曾公身居军营,便派人从长沙雇请农夫种植蔬菜。且为湘军征兵时,不用轻浮油滑的市井少年,而专用乡间淳厚朴实的农夫。究其缘由,即在于此。

2.曾公出身贫寒,对于民间疾苦有深刻体验,所以后来尽管已飞黄腾达,但于公私费用上仍遵循俭朴之原则。办理政务时爱护百姓,率领军队时不准扰民,可见其关心民生疾苦之诚挚。

3.星冈公一生刚强不屈,而一旦发现自身过错,便立即痛下决心改正,其意志之坚决,十分值得称赞。曾公亦生性刚直,酷似其祖父,且曾云:“立志自拔于流俗。”又曾云:“余生平全得一‘悔’字诀。”大概缘于继承祖德、谨遵祖训。

4.星冈公虽然年少时学业荒废,然而备尝人世艰辛,经验丰富,所以于为人处世方面,常多精辟至理之言。曾公时时将祖训铭刻于心,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将祖父生前之教导,如“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如“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编为家规,以流传后世。由此足见星冈公对曾公之巨大影响。

5.竹亭公屡屡于考场失利,然而丝毫不减其积极进取之心。其艰苦卓绝之精神,的确非寻常之人所能望其项背。发愤教子,最终得到回报。此即所谓“明德之后,必有达人”。曾公能够不辞艰苦,崇尚淳朴诚信,未尝不是受家庭氛围熏陶之缘故。

6.自古以来,所谓师道,有传授学问与育人品行之分;所谓教育,有言教与身教之别。星冈公教导之言透彻精辟,成为家规,此即言教。竹亭公不辞劳苦,日夜侍奉父亲,孝敬之心日益坚定,此即身教。二者教育方法虽有别,但同样感化家人,为邻里所称道,即所谓殊途同归。曾公曾曰:“人才有转移之道。”并曰:“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若非熟知祖父与父亲之言行及其影响,怎么有此言论?

7.自遗传学说兴起以来,人的性格与品德常受近祖的影响,此种观点已被学术界所公认。甚至有人称:一个人的生殖细胞中有决定其后代智力与品行的因素。以此理论解释曾公与其家世之关系,似乎亦可令人信服。曾公常称自己“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矣”,而竹亭公亦云:“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从中可以约略窥见遗传力之蛛丝马迹。至于星冈公与曾公之关系,前文已有论述,其中遗传力之作用更为显著。若非由于遗传因素,怎会出现此种祖与孙、父与子相似之现象?

8.星冈公刚直不阿、竹亭公恭谨儒雅、王太夫人善待亲族、江太夫人孝敬公婆,皆为曾氏家族美满和睦的象征。毋庸置疑,此种家庭氛围令曾公受到良好熏陶。既然生于如此和谐之家,则曾公于大敌当前之际,为保卫家乡而置生死于不顾,何足为怪?待家园已重回安定,曾公余勇可贾,便率军出征四方,如箭在弦上,大势所趋。最终平定大乱,立下丰功,此乃曾公始料未及。然而,曾公的成就,与其对家乡的挚爱,当有莫大关系,不可忽视。日本人稻叶君山云:“曾国藩之家庭,整齐至极,在乡党亦有声望。彼遇太平之乱,先图一家族一宗族之安固,渐及于乡党,遂出征四方,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矣。”(见但焘所译《清朝全史》)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