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问题的提出(1)

任何问题的出现往往都有深刻的现实原因。

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让“资本走向共享”的问题呢？资本与共享能够联系到一起吗？问题已经摆在这里。作为社会财富资源的重要形式，资本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日益强大，同时资本特别是资本创造的财富也日益呈现出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就现实而言，我认为，有许多相当突出的经济社会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些与资本有关的问题，让我们感到资本走向共享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已经清楚地看到，现代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新兴产业资本创造财富的速度日益加快，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这样的成功案例很多，最突出的是互联网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收益率之快、之高。比如腾讯公司，1998年11月成立，2004年6月16日在港交所完成IPO，发行价每股3.7港元，到2014年3月7日达到每股646港元，股价累计上涨了174倍。2013年马化腾持股数量为1.9亿股，占比10.2%，如果按照2014年3月份的平均股价计算，其当月持股市值约为1107.6亿港元，折合人民币886亿元。17年间马化腾个人财富达到了骇人的扩张速度。再看看马云，随着阿里巴巴在美国创出最大IPO后，马云的个人持股占比由IPO前的8.8%下降到7.8%，以收盘价计算，马云净财富达到219亿美元，即刻“一夜暴富”，成为中国大陆首富，跻身全球50大富豪之列，排名第34位。仅仅19年间，马云创富的速度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企业家依托全球资本市场的巨大成功。这是现代资本，金融资本创造出来的奇迹。而100多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利用产业资本也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创富的速度与额度却无法与现代金融资本相比了。财富这样快速集聚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创新，也潜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1]。这样通过资本的作用快速积聚起来的财富将走向何处呢？又将如何影响社会心理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慎重地加以思考并给出回答。

同时，资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全球范围里快速流动，并且迅速地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结构与配置方式。据资料表明，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多出1300多亿美元。总的来看，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格局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地位。2012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十大流入地依次是美国、中国、中国香港、巴西、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2014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回升的确定性不断增强，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将明显加快。外部环境也有利于全球直接投资，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占全球FDI比重逐步演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都进一步加快，推动中国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力量。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德国央行、英国央行签署人民币交易清算与结算业务的合作备忘录。中、法两国也在2014年3月签署了《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同意继续就在巴黎建立人民币交易清算和结算安排进行讨论。这些措施有利于亚洲与欧洲的金融中心更好地协作联动，形成离岸人民币全球市场，为海外人民币业务开展和产品创新提供更多便利。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未来3到5年间，离岸人民币市场将加速形成，欧洲将成为继香港和东盟之后的主要地区，在非洲和南美也有可能形成，人民币流通体系有望进一步扩大[2]，将对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结构形成新的压力，全球资本结构与配置方式将逐步发生新的发展与变化，还将可能改变世界的财富结构，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式与方法的不断创新。

与上述两大资本现象密切相关的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背后都有资本那个巨大的身影。我们先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在2014年10月17日指出，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逼近最近10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扩大，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因富豪资产缩水、政府对普通民众补贴增加而有所缓和，但是，随着经济复苏、股市反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继续加剧。特别是美国劳工市场复苏缓慢，工资收入增长较慢，房价涨幅不足以弥补人们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同时，学费上涨，学生贷款总额骤增，从2004年的2600亿美元升至2014年的1.1万亿美元。学生贷款负担过重，意味着穷人家的孩子可能读不起大学，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3]。中国的情况也让人担忧。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首次公布了中国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表明当前中国国内居民贫富差距依然较大[4]。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呈现程度不同的贫富差距问题。正如托马斯·皮凯蒂说：“从欧洲、美国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趋势，就是上层阶级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中产阶级。我认为，这会对未来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构成威胁。”[5]这说明，世界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人们面临的问题也随之增多了[6]。资本作为财富创造的原动力，让当今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高度，但其不断扩张、增值逐利的本性却如同一个紧箍的魔咒，挥之不去，带来了许多社会矛盾、全球性问题和生态灾难。一方面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体制发展相比于急进的经济已经滞后，以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形成社会突出问题的危机不容轻视。也就是说，人变了，社会变了，生态也变了，变得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了。这一切，似乎都在呼唤全社会进一步完善社会制度特别是法治建设的同时[7]，也在呼唤一种具备人类终极关怀的道德力量的崛起，呼唤人们思考更加深层次的与资本发展密切相关的前景问题，以及与资本有关的人类精神与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