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商分家

中国上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计划经济采取的是20世纪50年代全面移植而来的苏联模式，即政府的各种权力之手习惯于无所不在地挥舞，对各种经营主题进行 “主导”和“干预”。

虽然我们后来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就像有人曾经所说的：“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并没有放任让社会自由运转经营，而是一边试探一边发展。因此，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大势始终没有脱离权力的干扰。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价格定制、资源配置、政策制定等方面，而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优势在于自发式调整，它更需要自由地进行调节。所以，中国经济始终没有真正地踏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所以，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激发了民间的很大创造力，但是因为权力的如影随形，导致“政商不分家”。中国的企业要想发展，必须搞好同政府的关系，拿政策、拿资源、批文件、盖合同，等等，都少不了政府的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力搅拌买卖”的牟利空间，因而滋生出种种腐败。

这也导致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客”们纠结在一起。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政商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分开过。吕不韦、沈万三、胡雪岩等大商人，一直游走在朝政边缘。这是因为在封建专制和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他们只能依靠和攀附政治权力，换取生存空间和经商自由。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说过一句话，“奴才纵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所以，在中国以往的千百年来，“权力”是“富贵”的命门，一旦掌握了技巧能在权力之间游刃有余，致富速度就极快，很多富豪表面上看做的是大生意，其实都是“权力生意”。也就是由权力配置资源，特许给某些利益群体，比如，我们熟知的土地出让权、采矿权、新业务申办权、项目采购权、财政补贴权、上市许可权、项目补贴权、税收减免权、国企改制资产重组权，等等。无穷的审批造就无数的利益，本应简单透明廉价的公共服务变成了“设租”和“钓鱼”。吕不韦曾说，“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在他看来，政治生意才是大生意，是最好的生意。

对于国外的企业来说，其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创新”。而中国曾经的这些年，一些企业家其实是不需要创新的，因为他们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还运用了很多政府权力，利用这些资源加上政府的权力照样可以一本万利。他们要做的就是维系自己的地位，对他们而言，政治敏感性比“创新”要重要得多！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由于权力的渗透导致竞争的不充分，而不充分的竞争就必然导致产品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因为企业利润并不是依靠产品说话的，当一堆堆批文、指标、关系、特殊优惠摆在企业面前时，企业又怎么可能专注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对比国外的企业需要靠产品占领市场，而中国企业根本不需要钻这个“牛角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很少做出一流的产品的重要原因。

如果这样去观察和思考，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氛围怎么可能产生企业家？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做大了之后又去坐牢了？因为这种“政商不分”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政治是没有道理可言的，也是没有对错的，其风险更是不可预料的，企业家和政治捆绑了，完全就身不由己了。现在如此，历史亦如此，看看吕不韦、胡雪岩的下场就知道了。

当然，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在如今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改革开放正步入深水期，在习大大的带领下，中国政府要下决心开辟出一条可循环发展的经济道路，利国利民。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建立起一种“政商二元制”，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客和企业家公开、公平地互动，双方各司其职、各归其位。这样无论对于官员来说，还是对于企业家来说，都可以明明白白地开展工作，轻装上阵、大步向前，两者相敬如宾、互相协作。

政商关系从混沌到二元制，就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今后政府只负责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当好裁判，是谓“政府善治”；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与核心能力，是谓“企业良治”；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成员和中介服务组织，自主负责，有效协调，是谓“社会自治”。三治兴，则国家兴。

而在过去，“企业家”往往会异化为官员的“经纪人”，官员的权力被变相经营，这叫政经不分、政商不分。其实现在政府不断加强的反腐力度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在努力克制这种局面，今后政府的定位应该是服务平台，随着体制的完善，政府官员受到的约束会越来越多，政府也不再是社会宏观秩序的维系者。

因此，我们说中国最大的潜力在哪里？就在政商二元制迈向正轨之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才被激发到了创新和创造领域。过去中国的企业家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维系传统关系上，而今后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考虑如何用产品占领市场，这才是企业家所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我们需要逐步建立一套健康、可循环的经济制度，鼓励用劳动和创新获得财富，让创造性的知识自由流动，尊重和保护创造者的权利，推动企业家在创造方面的聪明才智，吸引更多的人去创造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中国崛起和迈向强大的最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正由“权力驱动”切换成“创新驱动”。换言之，中国本身也已经遇到了创新决定一切的互联网变革浪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真正能给企业带来财富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互联网上的消费者，他们拿着鼠标在网上四处游荡，他们不会看你是谁，他们只在乎你能为他们提供什么。

互联网在倒逼中国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我们也看到了，从2015年开始传统企业纷纷倒闭，传统企业家也感觉有心无力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惯性逻辑和传统思维就是为上一个时代而生的，他们依然还会迷恋和执着于一些东西，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传统的血液，很难自拔。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前多么强大，如果不能真正地认清这个时代，就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以前我们可以自励地说：“知识改变命运”。我们也曾津津乐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而现在呢？知识改变命运完全有了可能。只要你有知识、善于创新，能够深刻理解社会变革，携带正能量，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为你准备的。

中国经济的未来靠什么？靠创新，靠知识，靠满足新需求！无论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官员，或者是服务者、自由劳动者，你都要仔细地考虑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

权力（官员）+权力寻租者（企业家）+政策（政府）

这种模式是不公平、不平等，不可持续的模式，却让整个社会陷入深渊，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创新（企业）+自由竞争（公平市场）+激励（政府）

这种模式是开放、平等、能同国际接轨的模式。此时政府营造公平环境，做好公共服务，企业则在市场上努力创新，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产品。

当官员抽身让位，市场就会各就各位。政府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保驾护航、拾遗补缺、维护公正的职能。

在“先于市场”方面，保护产权，力行法治，崇尚规则与契约精神，简政放权。政府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至于在重大民生问题方面（如物价、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政府的调控不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而是维系民生。

政企分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崛起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重塑政府形象和企业气质。上一个时代的经济获得的成功我们已经有目共睹，但是留下的问题也历历在目，所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反腐败，使市场走向开放，从而将中国经济引入创业者经济、企业家经济、法治化经济，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一旦社会秩序健康化，我们每个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和特长，将个人的理想和社会的需求统一起来，中国经济将迎来真正的繁荣。

下面我们以煤老板的发家简史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