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代译序(2)

首先，他展示了持续的武器生产对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武器生产，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此外，他给出了一个社会必须怎样发展的图景：不断地为战争做准备、不断地担心被攻击和时刻准备着去寻找完全消灭敌人的手段。奥威尔的描述相当中肯，因为他有力地反对了“通过军备竞赛和寻找具有威慑力的‘安定’，我们依旧可以保持自由民主”这种当时流行的观点。这自欺欺人的观点忽略了这样的事实：随着技术的进步（每五年就创造一批全新的武器，这种技术很快就允许炸弹从千万吨级升级到亿吨级和十亿吨级），整个社会都被迫转向地下生活，但是，热核炸弹的破坏力总能到达更深的洞穴，然后军方将会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对于可能的入侵者的恐惧和憎恨会摧毁民主和人文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换言之，持续的军备竞赛，即使最终不会导致热核战争，也会毁灭被称作“民主”、“自由”或者“美国传统”的社会品质。奥威尔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才能向我们揭示了，在一个时刻准备着热核战争的世界里，民主依旧可以存在的想法是多么荒谬。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奥威尔为我们描述了真理的本质，从表面上看，他描述的是斯大林对待真理的情景，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读者只是看到对斯大林的谴责的话，将会错失奥威尔分析的关键点。他实际上是在谈论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趋势，尽管这样的趋势比苏联要缓慢。奥威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真理”是否存在？执政党所持有的“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执政党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控制好人的思想，党就可以控制真理。将党的重要人物和被打败的叛军之间戏剧性的对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进行类比，就可以解释党的基本原则了。与检察官相比，党的领袖甚至都不去假装他们的体系是为了使人们快乐，因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生物，他们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对真理。领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无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2]。权力，可以为他们创造事实，创造真理。在这里，奥威尔对于权力精英的态度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统一，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去辨认《一九八四》关于事实和真理的概念，当真理从属于政党的时候，它就是独断专行的极端形式。美国作家艾伦·哈林顿在《水晶宫中的人生》中描述了一幅在美国大公司中生活的微妙且无处不在的景象，他精妙地表达了当代的真理概念：“动态真理”。如果我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我就要声称这家公司的产品比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都要好，这是否可以验证和对于竞争对手是否公正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只要我还在这家公司，这样的声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绝检验这是否是客观有效的真理。事实上，如果我变换了工作，进入了我现在的竞争对手的公司，我必须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产品是最好的。主观地说，这个新的真理就像旧的真理一样真实。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只要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真理，口号在“几百万人怎么可能犯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正确”。奥威尔已经明确指出，在一个团体中，已经彻底废除真理作为一个有关现实的客观判断这个概念，这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异端都会被视为精神错乱。

为了描述《一九八四》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已经成为现代词汇的新词：“双重思想”。“‘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作伪的感觉，因而会有负罪感。”正是双重思想的无意识方面让一部分读者相信双重思想只被用在苏联人的身上，而离他们自己还很远。然而已经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错觉。我们所说的西方社会的“自由世界”，不仅仅包括基于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和英国，还包括实行独裁统治的南美洲（至少只要他们还存在，我们就得把他们算上）；我们还得算上像佛朗哥和萨拉查政权，以及南非、巴基斯坦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家的独裁统治。当我们谈论自由世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认为只要反对苏联的就是自由国家，而并非如“自由世界”这几个字所指明的一样，指那些已经实行政治自由的国家。从我们讨论武器问题当中，可以找到一个能表明一个人同时拥有和接受两种矛盾信仰的当代例子。我们可以花费很大一部分收入和精力去制造热核武器，同时不愿接受热核武器可能会消灭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大部分的人口（包括敌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因此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原子策略专家之一赫尔曼·卡恩说：“……换言之，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是和平也同样恐怖，我们必须用一种算法来算一算，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战争恐怖还是和平恐怖，就会发现和平是多么的糟糕。”[3]卡恩认为热核战争可能会杀死六千万美国人，但是他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迅速和有效地恢复”[4]，然后“大部分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会过着一种正常而幸福的生活”[5]，他们不会再受到热核战争造成的惨剧困扰。这种观点认为：a.备战是为了维持和平；b.即使战争发生，苏联人杀死了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如果可以，当然会更多），人们仍然会在战后生活得很幸福；c.不单是战争，和平也同样恐怖，需要去测试一下究竟战争会比和平恐怖多少。那些接受这种推理的人被认为是“清醒的”，而那些对“即使两千万甚至六千万人被杀而美国本质上并不会受到影响”这种论调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被认为是“不清醒的”；那些认为这样的破坏会造成政治、心理和道德后果的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儿并不适合对裁军问题展开讨论，大部分给出来的例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奥威尔的作品，也就是说明“双重思想”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而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未来和独裁统治当中。

奥威尔所谈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也与“双重思想”有关，也就是说，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个人再也不会有他想法的对立面，而只知道什么才是“真理”的对立面。因此，举个例子说，如果他已经丧失了他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果他把自身当作是一个从属于国家、政党或者公司的物体，那么二加二就是五，或者认为“奴役即自由”，他之所以感到自由，是因为他再也不会意识到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矛盾。这特别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就像审讯人坚信他们是以基督之爱的名义虐待囚犯一样，当局“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当局所说的其实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人们依旧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会兑现它的诺言。在这方面，奥威尔很明显是指当局所伪造的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指出，西方社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说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行动自由、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然而事实上这大部分是一些托词。我们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由唯物主义提供动力，轻微的精神和宗教关怀仅仅是起缓和作用。另一个“双重思想”的例子也与这有关，部分作家在讨论原子政策的时候，很不情愿地承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杀人比被杀更加罪恶。如果读者可以完全克服他自身的“双重思想”，那么他就可以从《一九八四》中找到很多与当今西方社会相似的特征。

当然，奥威尔的描述是相当压抑的，特别是当你认识到奥威尔所描述的并不单单是敌人，更是20世纪末整个人类种族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描述做出反应：变得更加绝望和顺从，或者认为我们还有时间，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用更大勇气去应对。三部反乌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丧失人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有些人怀疑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毁灭人类的核心，会破坏人类的未来。因为这样，人类会变得完全没有人性，缺少生机，他们会自相残杀，或者在纯粹的无聊以及焦虑中死去。即使《一九八四》所描写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主导形式，这也是一个疯子的世界，一个没有活力的世界（奥威尔已经在领袖的眼睛闪出的疯狂光芒中巧妙地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三个都不想坚持认为这样的世界必定会到来。正相反，他们指出我们正在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除非我们可以成功地让西方文化根源中的那些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尊严重新复苏。奥威尔和其他两位作者，暗示着在我们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下，人制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而自己却发展得越来越像机器，这将是一个人性丧失、全面异化的时代，人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的一个附件[6]。三个作者都暗示这种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危险是现代生产和组织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外。奥威尔，像其他两位反乌托邦的作者一样，并不是灾难的先知，他只是想警告和唤醒我们。他仍然充满愿景——但与西方社会早期的乌托邦作者们相比，他的愿景是令人绝望的。这个愿景只能靠辨识去发现，所以《一九八四》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着的危险，它会让人类丧失所有的个人痕迹、爱和批判性思维，但是因为人类的“双重思想”，人类甚至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危险。这本书就像奥威尔发出的强有力的警告，但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一九八四》的描述也包括我们自己，而自作聪明地解释为仅仅是对斯大林主义野蛮行径的描述，那将是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