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计划经济探索调整时期（1957～1977）

1956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现有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损害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改革的根本措施在于向下级政府和企业下放权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以后的第一次以分权为基本方针的经济改革。改革在实际执行中，对1956年方针作了一些修正，改革重点更多被放到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上，形成了在保持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以政府间行政性分权为基本特征的改革路向，但是并没有触及以政府向企业或个人分权为主的经济性分权这一要害问题。由于基本体制不改变，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没有结合，中央和地方、计划经济与经济人效率之间的内在矛盾还是难以得到有效协调，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循环。在此期间，“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经济增长两次跌至谷底，出现大的负增长。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希望尽快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现实约束（包括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和内在经济规律，难以真正做到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之后，“大跃进”运动兴起，试图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英超美”。在上述不切实际的目标下，“大跃进”运动在工农业生产发展上盲目追求高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以上，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达到3000万吨。又如，提出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达到10500亿斤。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显然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动员机制，全民的生产热情被极大动员起来，全民炼钢等运动大搞起来。然而，热情、愿望终究代替不了经济规律，不切实际的高产量指标根本无法完成，数量上很难达到，质量上往往也不过关，由此导致浮夸风盛行，假政绩泛滥，经济统计的真实性被严重削弱，计划经济信息成本过高和激励扭曲的弊端更加凸显。

尽管按照官方数据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5.1%一下子冲高到了21.3%，但1960年、1961年和1962年这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负值，1961年更是-27.3%，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在中苏交恶之后开始越来越闭锁。1958年8月出现的“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农村组织形式，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使得农地产权严重残缺，激励机制缺失，大大挫伤了农村基层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其组织管理和监督的费用高昂，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限于困顿，1960年开始出现的大饥荒更使得大量农民特别是内陆省份的农民非正常死亡。在一个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任免制度下，地方官员的决策几乎不需对本地居民负责，反而为了向中央表示“忠诚”而竞相传递超出本地承受能力的虚假信号，同时又不需承担发送信号的成本，这种空谈（cheap talk）式的恶性锦标赛竞争是导致大饥荒中大量人口饿毙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造成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和大饥荒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对于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迁移，公共食堂的消费低效率、浪费，等等。归根结底，还是如阿玛蒂亚·森所言，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人们权利的剥夺。为什么计划经济总是与短缺经济关联？根本原因就是在这样高度集中的制度安排下，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使得经济个体的最基本的自主生产权、交换权等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缺乏经济上的自由，导致了严重的激励不相容。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则是一场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人为灾难，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次大的波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摧残。“文革”时期，中国国民经济一度接近崩溃的边缘，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考察，“文革”期间，私有财产、私有经济几乎从中国的土地上完全消失了，极端到农民的自留地、屋前屋后种的树、家里饲养的鸡鸭等也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掉”，流动的小商贩则被定罪为“投机倒把”分子，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大一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私有经济基本被完全消灭，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产值约占80%，集体企业产值约占20%，呈现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

与此同时，为了积极备战，政府继续大力搞“大小三线”建设，基于战争准备而非经济建设规律，不断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内迁，忽略了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基础上的经济理性和效率原则。与之相适应，中国延续了此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片面强调和推进重工业特别是国防重工业建设，经济中用于积累、投资的比例大大提高，10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仅有2%左右，人们普遍缺衣少食，日用品严重匮乏，政府在住宅、市政设施、教科文卫、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建设严重滞后。这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下滑，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0年中有9年低于1966年的水平，且经济发展的波动起伏很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正负落差达25个百分点之多。

综合考察上述两次大的经济波动，其原因可归结为：一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政治干扰经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过大、程度过深，使得经济随政治运动起伏；二是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以挤占居民消费的高积累方式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来推动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驱动，使得经济需求结构严重失衡；三是坚持以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来进行经济调节，经济运行缺乏弹性，难以有效满足民众的实际偏好和需求，造成短缺和结构性失衡。更严重和根本的原因是，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中政府无法全面、及时了解准确信息，也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来调动人们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适合发明、创造、创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导致的各种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社会矛盾的积累都无法由计划经济体系本身来纠正，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留下的只能是普遍的匮乏和贫困。

总体而言，尽管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稳定、统一，但是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大一统的国有经济体制，加之政治严重干扰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事事上纲上线，时时“抓革命、促生产”。通过继续革命的理论，激进地改造人们的思想，一味地压制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削减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上升到“文革”后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在一个没有大规模外敌入侵、世界局势基本安定的环境下，中国痛失了发展机遇，城乡之间市场分割，跨行政区域的经济流通受到阻碍，社会经济中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现象，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

这个时期的变革告诉我们，尽管政权稳定统一，但是只要政治过度干预经济，搞阶级斗争，上纲上线，就会付出巨大的社会经济代价。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自利行为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一客观现实约束条件，政府在城市大包大揽，在农村搞“一大二公”，信息成本过大和个体逐利导致的激励扭曲难以得到有效克服，经济发展的效率极其低下，计划经济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