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挺过2016，突围2017

一定意义上，历史的进步是“退”出来的。当下的“倒退”将以“反动”的方式推动人类前进。

当下形势：进二步，退一步

不和谐的气氛和逆流在全球涌动、扩散

民粹主义崛起。如幽灵般在全世界游荡的民粹主义如今正借由金融危机的残局，再次甚嚣尘上。首当其冲的就是欧洲。在难民问题挤对下，一些欧洲国家放弃其长期宣扬的平等、博爱原则，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拒绝接受难民、德国的排外仇外情绪不断上升、荷兰某些政治人物把难民涌入视为“伊斯兰入侵”等。与此相对应，民粹主义政党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率正急剧上升。即便中国，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兰蔻何韵诗事件”“洪素珠事件”中亦可一窥民粹主义正在煽动香港和内地、台湾和大陆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也折射了世界范围内日益升级的族群间、种群间的对立和分裂。

民族主义发酵。作为民粹主义某种程度的体现，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腾，特别是欧洲，民族主义情绪蔓延，苏格兰独立公投、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州政府里联合执政等，都是其现实体现。

国家主义强化。不可否认，国家的作用依然不可偏废，国家主义也从未消亡，不过，在本世纪大约前十年里，国家主义有所淡化，国家间更多表现出沟通、合作、互惠互利的特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对抗”“你死我活”紧密关联。然而，随着经济危机把各国搞得焦头烂额，传统国家主义卷土重来，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盛行，国家间的关系也大有剑拔弩张之势，比如，美驱逐舰与两航母逼近俄门口、中俄“联航”钓鱼岛等。此外，以英国为首的脱欧情绪在欧盟多国蔓延，也反映了国家主义对一体化的挑战。

孤立主义抬头。作为20世纪曾一度盛行于美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如今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的推动下“死灰复燃”，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民族主义者就放言，美国就应该退回国内，聚焦本土利益，而不是去管国际上的闲事。

以上种种与金融危机前开放、自由、合作、融合的全球化氛围日益背道而驰，是反全球化、反世界化、反社会化的。那么，为什么在全球化如火如荼地推进二三十来年，已经将世界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后，却突然出现上述逆流？直接诱因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衰退，发展空间逼仄，社会民生矛盾尖锐化。根本上则是全球市场化拉大了国家间发展的落差以及各国内部不同阶层、群体间的鸿沟，激化各国内外矛盾。自由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就是丛林法则、马太效应，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国内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而自由市场经济纵横全球，更是通过放大国家间发展的落差对此推波助澜。根据三元经济理论，以美国为主的消费国和以中、德为主的生产国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多，且因为产业结构较为完整，处于产业链前端，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而以俄罗斯、中东石油国等为主的资源国虽然在金融危机前赚得盆满钵满、富得流油，却在危机后被狂剪羊毛。

不过，既然美国和德国都是全球化受益国，为何反而反全球化情绪高涨？根源就在于，如今资本金融和技术已经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优势资源，全球市场化配置的结果就是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掌握金融和技术资源的人手中集中，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99%和1%的断裂、对立就是其导致的恶果。此外，欧美打破中东固有秩序，更让被剪羊毛的中东雪上加霜，由此产生的负能量一定程度上正在不断“反噬”欧美，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的威胁等，就让欧美民众寝食难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众把怨气指向别国以及其他族群、种群，甚至把板子打在全球化的头上。

在“退步”中为改革蓄力

事实上，经济危机本身就意味着原来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走不下去了，全球都面临变革，但是迄今为止，各国在推动变革上的努力极其有限，谁都不愿意承担改革的苦痛和可能的变数，反而转身向全球化的反方向踏步后退。然而，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其他国家，“逃”的空间是有限度的，没有变革，只会不可避免地让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民粹等社会逆流中，让这股逆流愈滚愈大。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当下的退步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开倒车，回到过去，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定意义上，历史的进步是退出来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发展进程本来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简而言之，历史进程的“进二步、退一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过去二三十年，全球化迅猛发展，但全球化的根基或者底部并未夯实，这种全球化更多表现为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思想并未同步跟进，世界对全球化的正负效应还缺乏相应的准备。说得形象一点，全球化的肉体走得太快，但灵魂并没有跟上来。因此，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对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弊端的反弹，这种退步中是保留进化成分的。

这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切换过程中的“反复”有异曲同工之处。1992年中国明确否定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大门轰然大开，过度放任导致投机倒把盛行等一系列市场扭曲的问题出现，社会开始出现对市场经济质疑的情绪，民粹主义应运而起，虽然这些负面情绪是以反对市场经济的面目呈现，但却以“反动”的方式起到了纠偏的效果，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步。同样道理，当下出现的倒退也将推动全球重新审视和处理国家间、种族、种群间的对立问题，着手改革，逐步修正过往发展中的偏差，在各种利益间重新寻求平衡和勾兑。而这也将为全球新一轮的融合和发展奠定基础，提供更强的动力。具体到中国，当下改革某种程度上的退步、“呆滞”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进二退一”原则，中国正处于退一步的当口，这也是中国消化过去36年改革正负能量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依然处于问题倒逼模式，还无法靠顶层设计来推动改革进程。不过，今天的“退”也将为下一波改革积累能量，是新一轮改革曲线启航的前夜。

决定形势的纵横坐标：生产方式、交换方式

经济形势走坏诱发全球政治冲突

全球经济现状愈加羸弱。美国经济体陷入长期“新平庸”，非农生产力环比年率（衡量单位工人每小时产出的指标）连续三季度下跌，创下1979年以来最长跌势；零售销售意外停滞，海运在旺季意外低迷……经济基本面再趋恶化，甚至还存在“总统候选人将会把美国搞破产”的危险。欧洲经济放缓与内部危机叠加，前景灰暗，英国“脱欧”，英镑遭到重创，因不确定性加大国内投资下滑，经济“凶多吉少”；原与德国一起并称为“欧元区经济火车头”的法国自身经济停滞不前，一度沦为“欧洲新病夫”；意大利领导人可能心急如焚，连地下经济（毒品、走私）都入编为“正规军”，GDP增速仍跌回到十四年前。各国被焦头烂额的国内事务缠身，由此变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所以外交行为排他性增强，如此一来，经济风险进一步转化为地缘政治风险，大国间的战略互疑愈加浓重，东欧、中东、东海、南海、东北亚等地缘冲突加速升级。全球形势焦灼一片。

不难发现，经济形势走坏是政治冲突的诱因，鉴此，各国都已绑在了救经济的战车上。概括起来，手段大致有：1.政策。危急时刻，政策频频出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年底上台后，遂寄望于量化宽松、扩大财政支出和结构改革“三支箭”能把日本经济拉出通缩泥潭，但在国际油价维持低位、英国“脱欧”威胁持续的背景下，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特点凸显，日元对美元汇率走高，抵消了量化宽松的效果。税收受制于整体经济景气度，支撑结构改革的28.1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也无果而终。“旧三支箭”无法拯救日本经济，安倍抛出“新三支箭”（量化、质化、负利率），但“新三支箭”共同指向的负利率进一步削弱了本土银行业利润、加剧无意义的汇率战，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效应。“安倍经济学”到了“无箭可施”的尴尬境地。2.改革。政策无济于事，改革派上用场。中国“市场起决定作用”的体制改革导致政府去投资化，却在短期内打压了GDP。经济再平衡即将经济增长的支柱由外需转为内需的机制改革，却撞上了消费外流的枪口。催生企业效率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本意是赋予中国经济新的承重墙，结果却在收与放之间骑虎难下。3.创新。相较于改革，创新因微改、渐进、无痛而更易推进，因此各地都把创新打造为经济前行的新动力。不过，一阵风地涌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并未触摸到创新的实质。各国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迷了途。

两大坐标决定经济形势走向

而实际上，经济形势有其内在的改变逻辑。就眼下来看，决定形势的有两大坐标。一是智能化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而智能化代表着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工具是时代符号式的标志，随着机器人轰隆隆的响声，随着人机协作站上风口，人类社会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拐点，因此说智能化是时代的产物。智能化生产既能够对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等经济社会结构失衡做出纠偏，适应绿色、循环、低耗的新型生产关系；又能够颠覆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消费方式，适应消费者满意度越来越高的个性化、定制化的新型消费关系，必将释放强劲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活力。

二是互联网的交换方式。交换构成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键环节，而互联网搭建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社会交换关系。这是基于：1.互联网交换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百态，中达商业科技。互联网俨然成为人类的第二世界，真实世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有地址、有标志、有连接、有交换。2.互联网交换的主体全覆盖。互联网开放、包容，每一个人都能主宰这个“自媒体”平台，实现平等、自由交换。借助这种全面社会化的交换，“个人至上”的意识还能够转变为“个人与集体和谐”的社会意识。3.互联网交换超越一切时空局限。互联网共享、去中介，形成了没有围墙、全球速递、一触即达的交易圈。相对于划区域的物物交换、商品交换，互联网辐射全球、全民占有、全维度、全方向的交换方式，更能激起汹涌澎湃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就此意义，互联网交换的繁荣将拉动生产，从而构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股新力量。尤其是经济下行的当前形势，解放互联网将如同当年解放市场经济一样带来经济新动能，缔结二次思想解放之效。

综上，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和互联网的交换方式组成决定形势的纵横坐标。这两大坐标线相互呼应。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属于先进生产力范畴，绿色、循环的生产关系及个性化的消费关系都是建立在智能化这种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互联网的交换方式则属于先进生产关系范畴，它能够充分调动生产力中的积极因素，能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两条坐标线又会各自发生改变。互联网经历了电脑联网、移动互联、普遍的物联网、自中心化四大发展阶段，已融化到各行各业的血液里。现今，以“电脑+人脑”为门路，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已产生大融合、大平台、大贸易、大流通的新格局。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从主导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中延伸而来，最初的物联网技术让所有装置都埋上了电子开关，推动了自动化；后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支撑下，智能化兼容了数字化、可视化，并向“智慧工厂”转型。上海、青岛且出现了集自动化采购、数字化车间、智慧物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智能交互体系。两条坐标线都在向外拉长。依两条坐标线画出的纵横线还会交叉。互联网推动智能化，一定社会的互联网发展程度和智能化发展水平相叠加，即“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社会生产关系”，二者融合，呈现出共振效应与复合影响力。深圳的“互联网+智能化”使之单位面积产出连续保持全国第一。

进一步深入分析，决定形势的两大坐标及其相互呼应、各自拉长、相互交叉的特征趋势将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走出经济困境指明方向。互联网是计算机三维技术、模拟技术、传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生成的逼真的虚拟世界；智能化是信息技术发展到后半场的必然产物。二者的产生是客观的、时代性的，二者的作用也是客观的、有效的。不管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力量，它们都存在那里。最明智的莫过于迎合时代新趋势，在互联网、智能化的巧妙嫁接上抢占先机。不难预见，那些领悟到智能化生产方式与互联网交换方式关系的精髓、触碰到二者发展的最前端、灵活凝聚二者合力的国家或地区将有望率先摆脱形势困扰。进而，借助智能化和互联网扭转形势，又将成为新一轮国家和地区博弈的起点。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和互联网的交换方式构成决定形势的纵横坐标，同时也将成为国家和地区实力此消彼长的两大杠杆。对这两大杠杆运用较好、玩转“信息+智能”时代的国家和地区将在新一轮洗牌中占据有利位置。

因此可以说，在由智能化、互联网纵横坐标轴组成的坐标图中的定位，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家格局、区域格局中的定位。具体来讲：1.用网络化分布式设施、智能化生产系统、集成化的价值网络改造传统产业，契合工业4.0的深度内涵。2.将“互联网+”与各行各业深入融合，填平各个环节的效率洼地。3.使“+互联网”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遁于无形之中。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既能对实体经济提供有力催化剂，又能为社会安装无处不在的效率提升器，或将在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国家格局、区域格局中担当主角。

局面确定之后，经济就是决定因素

尽管政治动作“抢先一步”，但政治局面确定之后，经济就是决定因素。这是基于：

一、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为了经济。1.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基础好比汽车的发动机、轴承车轮等动力装置，而称之上层建筑的政治则可比方向盘。没有好的动力装置，方向盘抓得再稳，车也跑不了高速。可见，经济是政治之本。2.政治是直接为经济服务的。很多国家制定一系列行政法规，鼓励或限制某一行业的发展，就是经济性很强的政治行为。中国的一句俗语“经济建设是当今最大的政治”也生动说明了政治以经济为中心、围绕着经济展开活动。3.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或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2014年10月6日《人民日报》中有如下语句：翻开35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大写的“人民”二字跃然纸上——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此番政治家的话语揭示了“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GDP，不是看财政收支，而是看民富与民有”。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就是民众的经济利益。

二、先前开展的政治活动必然反作用于经济。1.铲除“租金”释放投资效率。中国投资总量并不少，但投资效率却在下降，原因即在于投资过程中的“租金成本”；而今，简政放权、推行负面清单，把属于市场主体的自主权交给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不仅不再被“包租婆”大收其租，还被赋权，由此焕发新活力。2.清除贪腐为经济补台。腐败分子攫取资源，对经济形成“漏斗效应”；反腐的深度恰恰可以作为衡量以往市场歪曲程度的坐标，并带来秩序的重建。巴西经济增速曾经堪称奇迹，阿根廷也曾经是令人艳羡的富裕之国，但由于没有能力解决权贵的轻松富裕之路，从本质上讲，权贵富裕阶层已构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天然做空者。3.制度建设夯实经济的堤防。制度、规范是经济推进的基础和保障。不仅运动反腐而且制度反腐，才能防止“新一轮的权贵迅速占据旧权贵留出的空隙，以更贪婪之胃席卷市场财富”，确保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同样，树立和落实“显规则”，才能规避“企业的利润护城河来自于潜规则，不必在管理上、产品上大费周章，以致企业的竞争力大打折扣”。“显规则”等“制度红利”最终将兑现成“经济红利”。

基于以上，政局确立之后经济成为决定因素，各级政府也将为经济更多地挥笔着墨。“政治对经济施加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的作用”两因素叠加，使得拐点期的经济呈现以下特征：1.权力经济变规则经济。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公司化、“诸侯经济”盛行，造成产能过剩愈演愈烈，资源被低效者消耗，进一步加剧经济隐患。而今斩断政府直接经营经济之手，市场向前深化，“显规则”落地，市场深化与政府打造的竞争平台、提供的游戏规则共同开启规则经济，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经济运作成本一步步降到最低，各经济变量之间搭配默契。2.“甲方经济”变“乙方经济”。在审批经济中，政府是最大甲方，对企业掌握着生杀予夺的主动权，企业依附于政府才能迅速“上位”。而今企业成市场主角，政府功能回归到“公共”界限内，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变小了，企业变大了，企业的权限、地位、作为明显升级，不仅主导自身经营，甚至还主动与政府“勾兑”思路、鞭策官员等。3.平民经济渐行渐近。过去钱权套利者、垄断者绞杀市场，构成经济的巨大出血点。而今整治权钱交易、肃清市场秩序、经济向平民放权堵住了这一“出血点”，也顺势孕育了平民经济的新力量，行业准入趋向放松，大众致富的机会公平，民间资本激情澎湃，民间经济发春潮涌。

进一步分析，拐点期经济呈现出的上述规律和特征必将落地、化为具体的经济亮点，正是这些具体的经济亮点，或将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局稳定的决定力量。而现实涌现的诸多苗头已依稀透露出经济亮点所在：1.各式创业层出不穷。“乙方经济”下，企业主动权变大，能够自由尝鲜。北京、深圳已成创业家的心头至爱城市，大批年轻人蜷身在车库中、小办公室里，每天忙于把创意变成现实。眼下互联网创业潮已经淹没了商业领域，接下来是服务领域、金融领域，遍及人想得到的任何有市场价值的地方。如果拥有技术与品牌嗅觉，可以建立小而美的创业公司；如果拥有资源整合能力，说不定能整成大而全的商业帝国。2.企业致力于创新竞争。规则经济的硬约束下，企业家将撇开各种与公平竞争无关的雕虫小技、恩怨情仇、无为内斗，以自己全部智慧和热情去创新，在创新中求得发展、赢得尊重。3.“微商”“微模式”风起。平民经济为微商打开成长的广阔天空，小百货、小食店、小旅店、专业店、个体户、小商贩等遍地开花；微业态小巧灵活，天然是经营模式、商业模式创新的肥田沃土，口袋购物主打个性化、精准推送，越来越多的小C微商傍着微信这棵大树迅速地开疆拓土。星星之火正在燎原，即将席卷全国、撑起中国经济的一片天。

政策效应递减

××经济学不管用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供给经济学闪亮登场。之所以对××经济学（或××新政）寄予厚望，从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安倍经济学来看，主要还是因为经济陷入困局难以为继，所以寄希望于政治人物振臂一呼实现毕其功于一役的突破。然而，从实施效果看，要么缓解了短痛却埋下了长期隐患，要么断臂求生引发社会不稳定，要么干脆不管用，甚至适得其反。中国也曾着力微刺激、去杠杆、调结构，但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实质走上了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的老路，2015年末M2余额139.2万亿，同比增长13.5%，是经济增速的近两倍；2016年1月份新增贷款2.5万亿竟是“4万亿时期”最高月贷款额的近三倍。

之所以这些“口水经济学”不管用，原因在于回避了两个关键。

一是回避现实。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处于后危机时代，同时又面临大变局时代，互联网改变了生产、交易和生活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新格式化工业经济，新经济登堂入室，传统的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已难以为继，传统的政经模式无法适应新的要素配置、科技革命和环保诉求。就中国而言，被产能过剩、消费不振、创新不足、金融空转等问题困扰，而政策却在市场经济原教旨与计划经济原教旨的撕扯中愈发混乱。

二是回避未来。看不清未来的走向与趋势，无法用未来引领今天。一方面，以工业4.0、第六产业、数字经济、原材料革命、体验经济、生物经济、生命经济等为代表的7+X新经济在当下异军突起，但经济管理者们还沉浸在传统经济运行模式里闭门造车。如安倍经济学让汇率连续三年狂贬，试图拉动出口，实质上削弱了对汇率变化不敏感的高科技行业发展。另一方面，缺少根本性、体系性的理论探索，仅靠提出几个暧昧甚至是舶来的新概念，效果自然打折扣。2008年奥巴马凭借“改变”这一口号成功竞选，上台后依然固守垄断独享的老经济以及独断专行的老政治，凭借美元霸权“剪羊毛”，依仗综合国力实现“美国例外”，却难挡美国“去老大化”的大势。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回避，各种××经济学变为“迷失经济学”不足为怪。

政策愈发混乱，在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思想和理论的混乱，但实质上却是政经错位，而其表现范式又是多种多样：1.政进经退，此以欧洲为代表。欧元无疑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进化，试图用货币的统一加速区域上的一体化，但政治上的分裂阻碍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独立财政政策与统一货币政策的不匹配使政策更加混乱，屡屡爆发退欧、赖账等风波。2.经进政退，以自由市场见长、盛产各种思想的美国为典型。美元走强，失业率在2016年连续两个月维持在4.9%，以致奥巴马直言“美国从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美国推行的民主屡屡碰壁，政治依然在党派利益的争夺中循环往复。3.政快经慢。如俄罗斯政治改革不可谓不彻底，但经济上的产业偏态，使其正承受油价下跌、卢布贬值的切肤之痛，而硬汉普京凭一己之力实难扭转俄罗斯衰落的命运。4.政慢经快，如中国模式。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空白，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渐进推行。正是由于政治上的“稳健”，政策经济突飞猛进，而事实上，过于强调政策又会对经济造成扰动。由此来看，政治对经济的积极参与，或者经济对政治的反制，都将造成政策效果的南辕北辙。

进一步而言，政策混乱归根结蒂在于真理标准迷失。当年面对“两个凡是”的藩篱，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不争论”“猫论”“摸论”中实现经济30多年的飞速发展。如今，时代背景、世界潮流早已斗转星移，再用过去的真理标准衡量当下，无异于刻舟求剑。原因在于：1.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已今非昔比，经济体量在扩张，国际地位在上升，国家力量在强大，外部威胁在增强，市场经济在深化，贫富差距在加大，改革难度在增加，试错空间在趋小。2.大变局时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年的榜样（如苏联、美国）已成反面教材，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前路漫漫，唯有上下求索。3.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已有行为准则、知识体系、逻辑框架无法弥合思想鸿沟，要想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统一思想难之又难。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群体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各自特殊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形成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4.就其本身而言，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实践难以避免短视行为，只能用带有创新性、开放性、担当性的新标准来迎接未知未解。

鉴此，伴随着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要走出复杂混乱的当下，应当以“探索”为主，以未来为导向，通过客观规律求索，寻找未来发展新道路。“探索”的内涵包括：1.有所为，有所不为。从顶层设计上看，呈现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状态，政府不是直接参与市场周期性波动，而是为市场立规，确保底线。2.敢于担当。当前改革状态有些不知道怎么做的茫然，而“探索”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被动接受任务到主动承担压力的转变。3.开拓创新。其吻合“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唯有创新才能走出新路子，但需要容忍失败的氛围和机制。

民间投资下降反衬政策风格

民间投资腰斩式下滑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议题。根据统计局数据，自2015年1月份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6年1～4月份已从2015年1～2月份的14.67%降至5.2%，比全部投资增速低5.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2015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这和过去10来年间民间投资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形成鲜明对比。对此，社会忧心忡忡，有经济学家就直言“民间投资下降过快后果很严重”，“将会影响和制约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2016年5月份以来，李克强总理已经两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国务院还派出9个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来推动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人民日报》也“摇旗造势”，撰文呼吁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一时间，提振民间投资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一件头等大事。

那么，民间投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变化？某些分析将其归因于产能过剩。不可否认，产能过剩是造成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毕竟，除食品、医药等少数行业外，由于产能过剩，再加上成本上升，制造业利润普遍微薄，且不断被摊薄，制造业的投资空间持续压缩。统计局数字显示，2016年4月份，工业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降19.8%，与3月份20.4%的同比增速相比简直是天渊地别。这种状况无疑促使企业偏向收敛，减少投资。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是去产能压力的反映。不过，民间投资增长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且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下滑，却不是单纯去产能能够解释得了的。照理，在去产能的压力下，民资与国资同步下降，并不会影响民间投资所占比例。但实际上，在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的同时，2016年前四个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却突飞猛进，从2015年年底的10.9%飙升至23.7%。国资如此“大踏步”前进，不乏承担维稳经济增长的任务，填补民资下降的“空白”的因素考量，但国资迅猛增长的背后却隐含着民间投资大幅下降的更深刻的原因。

事实上，民间投资大幅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国资猛进之果。这首先表现为民资在制造领域被去产能却很难转移到非制造领域。从三大产业来看，无论是民资还是国资，对第二产业中的采矿、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都在下降，只是国有投资下降得更快，以致民资在第二产业中的投资占比不降反升，而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和占比）却出现下滑。自2015年5月以来，民间资本投向服务业的资金连续10个月低于民间投资增速，2016年一季度仅3.77%，创历史新低；同时，民间资本投资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比例为50.63%，同样创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这一比例也长期远低于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比例。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服务业门槛高，不是被垄断，就是被挤占，民资难以栖身。比如，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文化、体育以及娱乐业等，社会需求缺口大、风险小、盈利前景好，却长期被国资“霸占”。2016年1～4月，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这两个公共服务行业，民间投资的占比分别只有38%和22.9%，而政府投资的累计增速分别较民间投资高出8.1个和27.5个百分点；高回报的非公共服务领域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虽然不属于垄断行业，民资也难站住脚。其次，国资“独得政策恩宠”，而民资却被置于政策“眷顾”之外。

近年来，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政府信贷、财政等资源大量向国资倾斜，以致国资有足够的资本纵横捭阖。一方面，信贷资金主要通过中长期贷款，流向了政策所指的基建和地产领域，其受益者主要是国资，2016年1～4月，政府投资累计增速高出民间投资48.1个百分点，而建筑业中民间投资的占比则从2015年2月52%的高位下降到40%。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发力主要偏向公共服务类，但民资受制于与各种进入壁垒等因素，在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占比较小，因此受惠财政的大头还是国资。此外，民资与国资融资成本的差别也导致民企在面对国企的竞争时多半只能“退避三舍”。民资融资成本基本上以民间贷款利率为基准，国资融资成本则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准，而目前银行一般贷款利率已由2014年的10.1%大幅降至5.7%，但民间借贷利率却一直维持在19%左右的高位，这也就难怪国资投资有能力大幅跃升，而民资只能被大把去产能。显然，民资在制造领域被“去”，在非制造领域被“挤”。出现这种状况，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

正是在国内投资空间遭遇双重挤压，以及惶惧不安的情绪下，大量民资加快转向海外寻找新空间。最近两三年，民企几乎是“成建制地”蜂拥海外，推升海外投资热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激增，环比增长逾1/3，达到272宗。其中，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继续领跑。特别是2014年上半年，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较2013年下半年暴增218.6%，而同期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金额环比增幅仅为5.03%。官方数据显示，在非金融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40%。在一些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比如江苏、浙江、广东、辽宁，民营企业超过50%。2016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总规模已达1108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全年纪录，比2014年同期高出两倍以上。民企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角。这与国内民资投资大幅下滑形成强烈反差。

如此下去，后果的确会更严重。显然，有关方面对此已经有所认知，并开始行动来纠偏。但这些举动还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当下中国似乎身处两个矛盾之中，一方面，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国资国企代表国家意志，直接反映国家战略，国企的地位不可偏废；另一面，对民资民企的“另眼相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相悖。如今中国已经逼近市场经济临界，如何看待民资以及民资的争议性问题，处理好民资与国资的关系，关乎中国能否“鲤鱼跃龙门”，跨越市场经济最后一道“坎”。化解其中的矛盾就是要给民资民企以国民待遇，并推动国企回归战略功能。这其中，民企的原罪问题无以回避，是兑现民企国民待遇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民企的原罪问题并不是任何单个企业的“罪过”，而是由特定时期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在处理民企的原罪问题上，更需要有唯物辩证法的眼界和思维，对时代性问题给予宽容和理解，而不是用今天的“正确”来简单地否定昨天的“错误”，与时代抗衡、脱节。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个不能否定”就是一个参照，也是未来处理民企问题的大方向。一旦政策向此扭转、切换，那么留住民资民企，激发其活力自然不是问题，而今天的敏感议题也将烟消云散在历史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