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2)

在杨渡笔下，一九六〇年代有一种以“三合院”为核心象征的前工业时代的人文与自然为底色，结合起当时的政治肃杀氛围，形成的特殊“美感”（姑且如此用吧）。一九七〇年代则有一种以“锅炉”为核心象征的工业时代的求变求新的狂热、希望、投机、肌肉与阳刚，而这当然也是一种美感。但他似乎对于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后的乌日丧失了一种热情，乃至连一种淡淡的、颓废的美感耽溺也没有。那是一个或可说是以“高铁”（以及高铁旁边废弃的农田、商城的规划用地）为核心象征的“去工业化”的乌日，象征的是一种精致的、冷漠的、傲慢的、终结的、遗忘的“文明”，既没有向前的热情，也失去了对传统的虔敬。于是他看到了那经历“一九七〇年代的大兴盛，一九八〇年代的狂飙，一九九〇年代的没落，现在已经彻底转移到东南亚”的中和纺织厂废墟，而在原址上建立了人声嘈杂的超市卖场还有幼儿园。于是他叹息：“有一天当所有改建完成，过去的厂房建筑都消失，再不会有任何遗迹可以见证纺织厂的故事了。”这也就是整篇故事为何萧萧然地从高铁乌日站开始讲起的原因吧——这里有一股极深的难以言喻的落寞。这就是我为何说这是一篇为那个“短工业化年代”所做的诔文。

一九七〇年代，乌日的空气中充满了往现代化狂奔的男性荷尔蒙，而魅寇或许就是最浸淫在这个激素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吧。而另一方面，家族里的女性则一如大地般温柔而执着地体现了对魅寇的支持与制衡——特别是当魅寇头脑发热发昏不顾一切向前冲时。当杨渡把书名取为“一百年漂泊”时，以及他不止一次用“尤里西斯”来比喻他父亲的一生时，他也许是在描述这一百年来台湾男性的一种连续状态（从那位在“二战”时在上海的三叔公，到魅寇，乃至到叙述者自己）——“我们活着，我们滚动，如一块顽石，漂泊四方……”但是，这样的漂泊叙事并不包括这些男人的妻子或母亲们。她们生养了一代代的人，敬天法祖，尊重生命与生活的日常要求，无可奈何而又安之若素。魅寇的母亲，也就是杨渡的祖母，在魅寇的“现代化”铁工厂内，不顾魅寇的反对，坚持要养鸡、鸭，因为“长到年底刚好可以拜祖先呢！”更何况她认为“一个家，无鸡啼，不成家”。魅寇的妻子，也就是杨渡的母亲，她的身份也就是一般所通称的“头家娘”，透过杨渡，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台湾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过去，我仅仅狭隘地从一种左翼工业社会学的角度，把头家娘理解为台湾中小企业的一种剥削亲友邻居劳动力的角色；她以身作则，设定劳动强度，并带动生产。但从杨渡这里，我理解到头家娘不只是一个汇聚多重任务（家长、媒婆、会计、厂长、总务兼仓库管理员）于一身的角色，更是一个事业单位的精神重心，犹如一艘随时都会随波逐流的小船的锚。对此，杨渡甚至说：“这是一九七〇年代，台湾中小企业成功的奥秘。”语虽武断，但作为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的加重提醒，则是必要的。在工业时代的风浪里，头家娘仍然扮演着一种永恒的大地般的沉稳与包容，以无比的同情支持着、安慰着那永远也回归不了土地的男人。不仅如此，她们还背负了男性的罪愆，成为票据犯的代罪羔羊。杨渡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先生的毫无财务概念的经营，与台湾男人放纵的挥霍而导致的跳票，而逃亡而坐牢。记得有朋友曾经和我说，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很多栖枝于东京声色场中的台湾妇女，就是先生票据违法的妻子受害者。但可惜这些问题都没有人做过扎实的研究。有很多原因造成这个社会现象，但其中一项必然是关键的，那就是这些新兴的从黑手或从泥手变头家的中小企业者，缺少现代资本主义的游戏能力：他们不懂财务管理。杨渡说得很中肯：“财务管理，涉及一个人对金钱的观念与处理原则，（不是）一夕可以学会的。”

如尤里西斯般漂泊的台湾男性，之所以能漂泊，最后还是因为他有一个“水田里的妻子”。杨渡的叙事里让我颇感动的一个图像是：当“现代化”工厂的总经理魅寇，以应酬之名在外“漂泊”时，他的妻子，杨渡的瘦小的母亲秀绒，不但要顾上一家老小，还得要咬牙担起向来只有男人才做的事——喷农药。多年后，目睹这一景象的六叔公总是向人说：“这么小粒子的妇人，农药桶快要比她高，有这种力气去喷农药的，这一辈子没见过，只有阿秀绒一个人。”这，大概是为什么杨渡的书写到了最后第五稿还是定不了题目的原因吧！因为他总是挣扎于指出这出时代剧的真正主人公到底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或甚至于，要认同的是“父”还是“母”所体现的价值！有时，我认为他认同的是“母”，但我旋而又觉得我似乎是误解了。一直读到“后记”，我才知道杨渡把这本书（台湾版的）的书名从《一百年漂泊》改为《水田里的妈妈》，并不是因为，如我之前所臆想的，当父亲一头热于开工厂交际应酬自以为现代人时，母亲一肩扛起了家事与农活，并像一个男人一样在水田里劳动……而指的是为了躲避来拘捕她的警察躲在一方水田中，满脸泥泞不掩惊慌，在暗夜中被她的儿子找到，而后开始流亡生涯的母亲。这个母亲形象诚然很生动乃至伟大，但却不是一种承担家族与传统之重的母亲形象。

穿插一个“八卦”吧。若前所述，前八章的主人公是魅寇，那么这八章是以一种什么事件作为壮年魅寇的结束曲呢？杨渡并没有“曲终奏雅”，他“选择”在对父亲的另一个女人的描述中结束。这显然是相应于这个男性尤里西斯的百年漂泊主旋律的一种终曲震动吧。这是另一个如大地般的女性——虽然是在风尘中，而非在水田中——的故事。杨渡以一种不知该如何诉说但又非得诉说的心情，最后以一种“朋友”的姿态述说了父亲在漂泊的一九七〇年代中，所结识的那个有情义的红粉知己，那个在魅寇逃亡的时候不求报偿地接纳了他，给他吃，给他住，照顾他，帮他解决问题，从而有了感情的一个女人。于是，杨渡也只有把那个名叫阿月仔的如今不知何处的女人，比喻成救起尤里西斯的克莉佩索了。而尤里西斯最终只能回到“他的绮色佳，回到潘尼洛普和孩子身边。他有他的家园和责任”。对于克莉佩索，杨渡是难掩其同情的，因为他也深深地陷在他父亲魅寇的自问中：“这样的情义，人要怎么报答？”而杨渡能为他父亲做到的“报答”，就是把这件事、这个人写进了这个原本是以家族为纲本布局的历史中，庶几不让“她”被时间的荒烟蔓草所终极覆盖。若杨渡者，可谓体贴父志，不逆母情者也。

可能和我是一个“外省人”有关吧，读这本书时，感受比较强烈或较陌生的有三点：殖民、宗教与家族。日本殖民给主体与家族所带来的影响，只要看杨家的三个叔公的命运就可见其一斑了。“二战”期间，杨渡的三叔公在上海帮日本人当翻译，战后死里逃生回到台湾，六叔公则是远赴南洋当军夫，而平安留在家乡的二叔公反而被美军空袭炸掉了一条腿。至于魅寇，则是受日本小学教育的，但这样一种教育到了国民党政府来台，却又马上像金圆券一般地贬值，这样的一种作为无望的殖民地人民的苦闷经验，对于后来如何形塑了魅寇这一辈人的“台湾人的悲情”也都是具有关键作用的。杨渡关于父亲这一代台湾男人的心理状况的讨论，对于不论是岛内的族群大和解，或是大陆对台湾人民的感情结构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此外，日本教育也并不仅是“奴化”，魅寇的日文教育毕竟还是发挥了效用；他凭借着那一点日文能力，自修了日本的相关出版品，获得当时的相关科技知识，帮助他成为一个优秀锅炉制造者。在台湾，如何直面日本殖民的“遗留”，是一个一直缺位的思考课题，而杨渡的书写以第一人称做了一番真挚的见证，应该纳入吾人的思考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