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序言(2)
在我过去十五年所遇到的纳粹行凶者当中，有如此多的人将他们的罪行归结于内因（“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外因（“我被命令这样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个不难想到的解释是，纳粹分子精心利用了一些既存观念，早在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出现以前，反犹主义思想就已经见诸德国社会，许多人有失公允地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罪于犹太人。实际上，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早期政治运动，与其他民族主义右翼党派不计其数的政治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希特勒的首创不是政治思想，而是领导权。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德国，数百万德国人自愿投靠纳粹党，以求解救国家之道。1932年大选，投票支持纳粹的人没有一个是被迫的，纳粹在完全符合当时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取得政权。
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的整体信念被如此多的纳粹分子内化于心，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工作密不可分。[7]戈培尔大概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家，人们常以为他不过是个粗浅的好辩者，以《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而臭名昭著——这部纳粹宣传电影将犹太人与老鼠的镜头交叉剪辑。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工作要精致得多，也隐蔽得多。只有希特勒才热衷于像《永远的犹太人》这种憎恶分明的电影，而戈培尔本人并不喜欢这种小儿科的方式，他更欣赏《犹太人苏斯》（Jud Sü？），这部影片不动声色地表现了犹太人如何糟蹋一个美丽的“雅利安”女孩。戈培尔所主持的受众分析（他对这一研究极其痴迷）证明他是对的：更受观众喜爱的宣传电影，用他的话来说，是那些“煽动于无形之间”的影片。
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已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当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尝试改变德国人的看法时，戈培尔的策略是“像护航队一样前行——永远与最慢的船舰保持一致”。[8]他采取不同的隐蔽手段，反复重申他希望受众接受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很少直白地表达思想，而是通过图像的展示和故事的讲述，引导德国民众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并让他们以为这些结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并不经常违背人民大众的意愿，强制推行他的政治政策，这一点深得戈培尔赞许。纳粹无疑是个激进的政权，但它更看重民众的共识，而它最需要的行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自下而上的主动合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屠杀犹太问题上，纳粹党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虽然仇视犹太人是希特勒的一个核心思想，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并没有公开推行这一政策。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反犹主义倾向，但他和其他纳粹高层有意强调了其他政策，例如他们希望“纠正”《凡尔赛条约》，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希特勒当选总理不久，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源源不断地出现，纳粹冲锋队员精心利用这些事件，推波助澜，使其发展到更大规模。这期间还出现了对犹太人商店的联合抵制（它得到戈培尔这位热情的反犹主义者的支持），但抵制运动只持续了一天时间。纳粹领导人对国内外的社会舆论都格外关注，尤其不希望他们的反犹主义态度使德国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此后的两次反犹高潮，标志着战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一是1936年《纽伦堡法案》的实施，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另一个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这一晚犹太会堂遭到焚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逮捕。但总体看来，纳粹推行反犹政策的步伐是平缓而渐进的，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仍试图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生活。纳粹的反犹宣传按照戈培尔所谓的“护航队最慢船舰的速度”进行（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这样的极端狂热分子和他的激进反犹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是个例外），那两部公开反犹的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都是战争爆发以后才上映的。
逐步升级的反犹行动，这种观点与一般人的看法相悖。通常认为，纳粹在某个特殊时刻，做出了“最终解决”和建造奥斯维辛毒气室这样的重大历史决定。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分析这段历史远非这么简单。在距焚尸炉仅数米远的地方修建轨道，通过火车把一个个犹太家庭载向死亡，这种复杂的屠杀手段经过数年的精心设计才成熟。纳粹政权实践了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著名概念：“累积式激进主义”（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9]，也就是说，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1941年夏发生在罗兹（？ód？）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历史事件如何相互影响，最终促成灾难。这一危机使得一位纳粹官员提出：“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10]因此，灭绝犹太人的方案出于“人道主义”被提上日程。不要忘了，恰恰是此前纳粹领导层制定的政策，才造成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可以不为他犯下的罪行负责——无疑他逃脱不了责任，而且，比起简单地在某天召集下属，强迫他们执行命令，希特勒的做法更加阴险。所有纳粹将领都知道，他们的元首在制定政策时最看重的一点便是：激进。希特勒曾经说过，他希望他的军官都能像“被皮带紧紧拴住的狗”一样（可惜他的军官常常辜负这种期望）。他对激进的狂热，加上他喜欢任命两个人完成大致相同的任务、从而在纳粹领导层中间激起激烈竞争的做法，导致这一政治和行政体系中充满斗志，同时具有高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有多痛恨犹太人，所有人都听过他1939年在德国国会大厦进行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他预言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他们将面临被“灭绝”的命运。因此，纳粹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对待犹太人他们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那就是越激进的越好。
二战期间，希特勒绝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一件事上：努力赢得战争。他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时间远远少于制定复杂的军事策略。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或许可以体现在他向但泽（Danzig）、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瓦尔特（Warthegau）三个地区的大区长官（Gauleiter）下达的指示中。他告诉他们希望这些地区日耳曼化，并说只要他们完成这个任务，他保证“不过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不难想象，1941年12月希特勒以同样的口吻对希姆莱说，他希望犹太人“灭绝”，且“不过问”希姆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无法确知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如此，因为战争时期希特勒一直谨慎地通过希姆莱这个中间人来执行“最终解决”。希特勒十分清楚纳粹将要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因此不希望留下任何记录，证明自己与这些罪行有关。然而，证据无处不在，比如希特勒公开发表的仇视言论，还比如每当希姆莱与希特勒在其位于东普鲁士的总指挥部会面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便会愈发激进。
我很难准确地描述，纳粹领导层对效忠于一个敢于追求宏大梦想的人有多么兴奋：希特勒的梦想是在几周之内击败法国，而一战期间德国曾与法国周旋了数年时间。这个梦想希特勒实现了。他还梦想着战胜苏联，在1941年夏秋之际，看形势他几乎一定会赢。他也梦想着消灭犹太人，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容易完成的一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