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鼓鼙而思将帅——重读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

新中国成立时，内外环境好似冰火两重天。内部一片天下归心的新天地，其喜洋洋的新气象；外部则以丘吉尔在美发表“铁幕演说”为标志，冷战阴云日渐浓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剑拔弩张。而随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立起来，人类社会正在或即将发生改观，几百年来列强对亚非拉的征服、奴役和殖民的历史已是西风残照，秋风落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名言一向脍炙人口：“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鉴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内外环境，新闻传播自然形成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即通常所说的内宣与外宣。顾名思义，内宣是指对国内的新闻宣传活动，外宣是指对境外的新闻宣传活动；前者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后者的主体是世界人民，包括亚非拉地区、欧美国家以及海外各地的侨胞同胞等。于是，“内外有别”从此成为主导新中国新闻业的核心理念之一，日积月累渗入新闻人的自觉意识与潜意识。新华通讯社与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各地各部门的宣传部与外宣办等，都一目了然地标明这一内外有别的分野。

进而言之，内外有别的内宣外宣不仅源于新中国的现实环境，而且来自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悠远传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中华文明自古尊奉和而不同的“天下”理念，谐和万邦始终是中国人的大同理想，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文明体系，无不体现着这种天下一家的理念及其温柔敦厚的境界。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以高古的笔调就此写道：

华夏文明素有家国天下情怀，一种廓然大观的世界主义和世界精神。倚昆仑而濒大海，骋大漠以驰莽原，此间地缘架构，造就了中国文明极远极近、绝地绝天的人文性格，由此营造的一种政治时空、世界图景和文明景象，深刻影响了古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政治理想。其非家族，非社群，非城邦，非民族国家，亦非帝国形态，也不是一般性的天下……乃“家国天下”也……“家国天下”的意象和胸襟，遂成中国民族性格，所谓天下一体，和而不同，而天下犹一家，中国为一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以“中华民族逐渐培植的世界精神”揭橥，亦称允恰。

天下理念施于治国理政，则有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王绍光教授所论的三位一体之“政道”：本体意义的天道、伦理意义的仁道与行政意义的治道；形于精神文化，则有不拘一格、因地制宜等传播思想与模式，“一种话，千种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之类习俗背后，何尝不是对他人设身处地的理解与发自内心的尊重呢。由此说来，内宣外宣以及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等不仅契合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传统，而且也彰显着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

这里，不妨听听熊向晖讲述的一个周恩来总理的故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首次参加日内瓦会议，参与磋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这次有名的国际会议上，熊向晖奉派担任新闻联络官，负责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会议期间，针对外国记者希望了解新中国人民生活的情况，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指示举行一场电影招待会，放映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事后周总理听取汇报，问有没有批评意见。熊向晖说，有个美国记者认为，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因为有阅兵镜头。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的看法，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播放一部《梁祝哀史》——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彩色戏曲片。为了取得更好效果，他们先在旅馆试映，一些瑞士人闻讯而来，但开映不久就一个个走掉了。其实熊向晖他们不看字幕，也听不懂，让外宾看更觉“对牛弹琴”。但为了完成总理交代的工作，他们还是尽力而为，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剧情说明。不料，总理批评他们搞“党八股”：十几页说明书谁看，我是记者就不看。然后，总理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三分钟概括一下剧情，用词有点诗意，带些悲剧气氛，保证不会失败。总理还同熊向晖打赌，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果然，按照熊向晖的记述：

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一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的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改革开放以来，虽说我国的内外环境发生诸多变化，新闻传播领域也出现一系列相应调整，包括内宣外宣日益交融。但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还是难免画出一条内外有别的楚河汉界，如宣传部与外宣办不尽相同的职能。说到底，内宣外宣的区分非由传播主体及其意愿，而在不同的传播对象及其需求。虽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令人神往，可现实世界毕竟千差万别，中外以及外外读者、听众与观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上更是迥异其趣，对拉斯维加斯的赌徒讲中国的脱贫故事，就像对帕米尔高原的牧民讲纽约的灯红酒绿，都同样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延安时代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主持对外部工作的温济泽，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了对外广播有别于对内广播的四个不同：对象不同；任务不同；内容不同；方式方法不同。不顾实际，不讲差别，一味强调内外一律、外外一律的思路，同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加诸中国革命实践，或当下精英用“普世价值”强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都有违多彩多姿的大千世界和云卷云舒的生活逻辑。其实，即便被一些人奉为圭臬的美国新闻也从来没有内外无别，如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并不为普通人所关注——这也是美国新闻学一向头疼的问题，而美国老百姓在意的家长里短同样不是世界上什么人都乐意操心的。因此，外宣内宣迄今还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打通，不可能更无必要事事混为一谈。与其汲汲于泯灭内宣外宣界限，不如一方面专心致志地推进国内新闻工作，同时借鉴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有益经验；一方面集中精力地开展外宣或对外传播，不仅注重内外有别，而且考虑外外有别，从而使内宣外宣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各尽所能，相映成趣。

如同新中国内宣领域已经堆积了丰厚遗产，尚待更多有识之士、有为之人从中开辟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学术研究，外宣方面也积累了值得检视的宝贵库藏，同样需要后人认真清理、系统整理，从中提炼既切中实际又符合规律的、有益于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的科学理论。别的且不论，仅看外宣领域同样名家辈出，爱泼斯坦、熊向晖、乔冠华、刘尊棋、段连城、赵启正等，均为中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起一座座精神交往的桥梁，在新中国外宣史上刻下一道道鲜明烙印。下面不妨窥一斑而见全豹地看看段连城及其《对外传播学初探》。

段连城，云南昆明人，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外文局）原局长。1948年毕业于斯诺的母校，即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世界首家新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满怀爱国热忱、壮志凌云，回到祖国，立即投身于他的国际新闻专业工作”（沈苏儒），历时近半个世纪，直至积劳成疾，久病不起，在钱钟书去世的翌日遽归道山。同为外宣大家的沈苏儒，概括了段连城一生为外宣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

首先是在外宣实务方面。他是新中国第一本英文刊物《人民中国》（People'China）和它的后继者《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的创办人之一，这两本刊物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新中国发言人的作用。

其次是在对外传播的理论建设方面。建国以来，我国的外宣实践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鉴于此，他完成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第三是在教书育人方面。……在老一辈外宣工作者中，为培养中青年外宣干部，他作出的贡献大概可以说是最大的。他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任兼职教授，从国际交流专业（双学位制）开办时起就讲授对外传播学课程。他还在外文局、新华社为在职干部讲课。

段连城的代表作《对外传播学初探》，就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为北京大学国际交流专业研究生开设课程的讲稿，英文副题为“怎样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也正是外宣或对外传播的特质。这部1988年问世的拓荒之作，不仅是“对外宣传方面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沈苏儒），而且理论上启人心智，实践上切实可行，迄今依然堪称对外传播学科的高峰。犹记20多年前，读到此书第一版时心向往之的印象。增订版问世10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书更是浮想联翩，寄慨良深。2013年付梓的拙著《传播学引论》（第三版），还专门就此写下一段文字：“相对于吴予敏对古代传播的学理阐发，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则针对现代中国的传播实践展开探讨，体现了同样鲜明的中国问题、中国意识、中国主张，在整个学界似乎重回晚清‘视西人若帝天’之际弥足珍贵，不同凡响。”

举例来说，新世纪以来，伴随和平发展的进程，国家形象越来越成为外宣重点之一，有关著述不旋踵而汗牛充栋。2011年，一部60秒的国家形象广告片在纽约时代广场亮相，这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即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筹拍的作品，选取了59位当代名人，如袁隆平、杨利伟、姚明、章子怡等，一人一秒，播出后引发热议及批评，其中也贯穿某些通行的学术思想。而20多年前，段连城就曾对此展开专题论述，并揭示了树立国家形象的两个要点：

首先，树立的形象必须真实。对外宣传无非是为国家画像，美丑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本身。我们当然应该善于发掘和表现本质上的美，但不能夸张和“创作”。

其次，树立的形象必须独特。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我国形象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正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培育着一代新人。

这两点看似寻常，却构成新闻传播包括对外传播的支点与命脉。如果说第一点“真实”是古今中外一切新闻传播的基石，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话说“不虚美，不掩恶”，那么第二点蕴含的社会主义价值则属于外宣的灵魂。实际上，一切传播都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如同信达雅、真善美的统一。秉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与价值谱系的新中国新闻业包括内宣外宣，一方面注重“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马克思）、“请看事实”（毛泽东）、“拿事实来”（邓小平），一方面则俯首甘为孺子牛地始终高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旗帜。新中国的外宣之所以曾经产生世界性反响，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一道赢得“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全新局面，就在于既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蕴含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亦即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研究员所说的“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理想包含了人类的普适价值”：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包围当中。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在不少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到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甚至波及西方国家。后来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偶像的萨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等闻名世界的巴黎思想家，当时都在读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同样，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也影响了美欧日青年学生群体的反资本、反官僚、反体制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所以曾经风靡一时。今天，无论怎样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但当时中国在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方面处于“出超”的地位，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

如今，外宣或对外传播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费投入与人才培养尤为突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承办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即为一例。不过，相较“硬件”的大幅度提升，“软件”的薄弱日益形成反差，特别是技术化或去政治化倾向尤为突出，从上到下似乎觉得，外宣成效更多取决于新闻发言人的一招一式、大力扩充国际化媒体及其人员设备、加速书报期刊的市场覆盖等。这些技术化事项无疑都是必要的，也大多符合传播或宣传规律，但不能忽略更必要、也更核心的精神价值——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因为，一切传播的内核均在价值，看看好莱坞大片如何无所不在地隐含“美国梦”，点点滴滴彰显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就清楚了。无怪乎，好莱坞堪称美国的宣传部。2013年研究生答辩时节，一位来自中央外宣媒体的在职研究生在解释外宣投入巨大而结果不甚理想的原因时，竟然答以“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外宣效果”云云，一时令人瞠目，举座愕然。殊不知，这种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殊不知，共产主义既为古往今来一切先知祈盼的大同理想，用韦君宜的话说，“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也属段连城所言外宣或对外传播的价值所在、命脉所系。怎能一提共产主义，就兀自矮人三分，内心不自信，怎么让人信。而没有高远的、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价值，外宣或对外传播岂不沦为巧言令色，甚至婆婆妈妈，又如何赢得天下归心。所谓“软实力”，其实一刻也离不开硬内核——精神价值。提出“软实力”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就强调，软实力取决三个重要资源，而首屈一指的是政治价值。一旦熔铸令人向往的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即便传播技巧糙一些，纵然宣传方式拙一点，美丽中国也能不胫而走，风行八方。当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代表新中国发表激荡人心的演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道出一个时代的人类心声，也成为新中国主导世界话语权的一个里程碑。相反，如果缺乏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就像一个人打不起精神，软实力便真成为软塌塌的东西，哪怕花里胡哨，貌似眼花缭乱，也终究难有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中国“成功人士”形象片就是一例。随着专业主义流行，外宣内宣都意识到“讲故事”的重要性，都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而且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高明，可什么是中国故事及其要义却往往不甚了了。如果以为故事只是新奇性、趣味性、生动性，那么这样的故事讲得再多再好再生动也难得要领，更不用说打动人心，天下归心，因为其中没魂儿。什么是魂儿？魂儿就是精神价值，就是中国人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即青年学者李云雷在人民日报发表《何谓“中国故事”》一文所言：

“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

段连城离休后，常以“老兵”自许，在外宣战线，他既是一员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老兵，更是一位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大将，沈苏儒在其身后常用一句话表达崇敬与怀念：“闻鼓鼙而思将帅”。重读《对外传播学初探》，不由感叹那一代有理想、有信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融汇古今、会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人，何等气定神闲，指点江山，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但看外文局两任局长段连城与范敬宜就何其相似，政治立场、文化素质、新闻业务、文字水平无不出类拔萃，一派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风度。他们的新闻人生固然精彩，他们的学问同样臻于化境，不同于寻章摘句，迥异于自娱自乐，但觉浩浩汤汤又静水流深，熔铸万物又不失天籁，洋溢着一种俯仰天地的朴拙大气，正如宋人所言：“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之谓也，小用者谋利计功之谓也。”（胡宏《胡子知言》卷三）1991年在外文出版社一次座谈会上，段连城颇具战略意识地谈道：

意识形态的沟很深，文化差异的墙很厚。

从长远战略来看，应该把对第三世界的宣传提到相当高的地位。在困难的时刻，是谁站在我们一边？是第三世界。……是那些“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

我们用十倍力气去说服美国人，也说不服。你只用一分力去跟第三世界做宣传，就有效果。第三世界是培育国际友谊的肥沃土壤。如果放着不管，而只愿到那“高寒地带”美国去耕耘，那不合算。不去耕不对，但是要有思想准备，你得很吃力地耕。你到非洲去，我看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在1990年的《对外传播学九条》里，他更阐发了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有实践、有理论、有见识的思想：

“口径不可无”，掌握要灵活。不管“口径”会成为乱叫的“青蛙”，照搬“口径”会成为学舌的“鹦鹉”。

“自己不信服，休想人信服；自己不感动，休想人感动。”对外宣传工作者要培养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在当代中国，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但感情一般应寓于“客观”报道和冷静说理之中。

最根本的“内外有别”是文化差异。

“外外有别”:“外”一般可分为五大系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日本；第三世界；前苏联东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裔华侨。

“庸俗宣传心态”的另一变种，表现为社会上流行的崇洋媚外和“骂国求宠”的风气；在外宣队伍中则表现为过分强调离现实政治较远的文化宣传。

尚平易，讲文采。崇尚平易，并非不讲文采。对外传播中“可译性”强又能表现文采的方式是：简练、形象、新鲜。毛泽东著作中的有些名篇，如开卷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文采的范例。

使对外传播生动活泼的要素首先是anecdotes（指珍闻逸事或有点趣味的真人真事）。

诸如此类的所思所想，无不源于新中国外宣工作的丰富传统，包括他自己的半生经验。拿其名作《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来说，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又饱含文化历史的厚重感，更让人领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蕴藉风流，无愧外宣史上的经典。这篇刊于1986年《人民中国》第4期的作品，是段连城离休后，返乡游历昆明、成都、重庆、武汉等地的见闻，以平实、优美、生动的笔触，记述了中国的变化，在缅怀历史、赞美河山、歌颂人民之际，也反思了现代化的一些隐忧及其苗头。文章见报后，获得海外读者的广泛称道。爱泼斯坦说：“就其亲切生动而言，堪称对外写作的一个范例。”如写昆明：

二次大战后期，美国空军云集昆明，古旧的城区出现了一条较为现代化的南屏街，号称“小上海”。如今的南屏街已相形见绌，显得又旧又窄。但这“小上海”却可爱多了，再没有强颜欢笑的“吉普女郎”、街角擦鞋的少年儿童、哀哀求告的男女乞丐和坐在人力车上一手执酒瓶、一手向行人扔爆竹取乐的外国醉汉了。……城郊有大观楼，是观赏湖光山色的胜地。白日登临，则见西山横翠，碧波万顷；黄昏眺望，红霞映湖，归帆点点。

家乡不如意的事还多。在我生长的那个小村，童年熟悉的青山已成秃岭，儿时戏水的清溪已成浊流。据说并非个别情况，这些年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严重的。农村内里虽已开始殷实，但外观仍很破旧。昆明多雨，经常是道路泥泞、步履维艰，一似当年。“旧貌换新颜”，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最恼人的是官商作风和官僚主义。民航办事处前排起购票长队，由于购票制度混乱，纠纷迭起。我目睹两群人对骂，用语不堪入耳，然后挥动拳头，武斗起来。民航办事处的头头却坐在办公室，安之若素。就这件事和另一些见闻，我写了一篇短稿，有批评也有表扬，投寄当地晚报，竟如石沉大海。三次函询稿子收到没有，未获只字答复。

从容优雅，娓娓道来，如此笔法，也无异于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提供了范例。再如写巴蜀，同样践行了他的主张“尚平易，讲文采”“简练、形象、新鲜”：

“蜀江水碧蜀山青”，成都平原的风光确实秀丽。虽届初冬，极目远望，田野仍是一片葱绿，生意盎然。几乎难以相信，这富饶景象得首先归功于2200年前的地方官吏李冰父子，他们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都江堰”工程（在成都附近的灌县），引岷江水灌溉大片田。后世帝王追封李冰父子王位，建有“二王庙”。

“峨眉天下秀”，值得登临。千峰挺秀，云雾环绕，幽壑深处，清泉淙淙，而且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梵宇很多。

夜泊万县，住一晚，以便次日白天看三峡。船上二等舱（无头等）里几乎全是外国旅游者，日本最多，美国次之，澳大利亚有几个。相处三天，多少看到一些民族性格的差别。美国人开朗活跃，总爱窜出窜进。日本人比较文静，彬彬有礼。但他们一听到经过什么名胜时，便一起匆匆赶到甲板上，匆匆拍照，然后又匆匆回到舱里，显得不够悠闲。

清华新闻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教授，曾就新闻“高手”提炼了三条标准：“一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有丰富的学养。三是要有好的文笔，特别要强调练笔，要练出一手好的文笔。”这三条标准既是其新闻人生的感悟，也与段连城等外宣大家的经验相通。作为对外传播及其教育的拓荒者，段连城1988年针对人才培养问题，结合自己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情况也谈了四点英雄所见略同的看法：

一曰“知己”，要谙熟国情，要有几门学习中国古今概况的课程；二曰“知彼”，要有几门介绍主要对象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该地形象演变的课程；三曰“传播”，知己知彼还要懂得如何沟通双方……四曰“务实”，儒道墨法必须懂一些，弗洛伊德的“来比多”和存在主义的“死亡哲学”也要懂一些，但它们帮不了对外宣传工作者很大的忙，要强调课程的实践性。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说得好，“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在他看来，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作者是不是革命人，如果是，那么无论写什么，用什么材料，都是革命文学——“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文学如此，外宣亦然，说来说去，关键在人。化用毛泽东延安时代那番痛定思痛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也有一百个至两百个段连城似的，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对外传播的大家高手，那么同样会大大提高中国外宣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