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朝可汗，大唐声威传天下
自信舞动天下
从建国之初，大唐就具备了征讨四方的实力。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征服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写道：“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太宗皇帝并非一味穷兵黩武，而是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民族政策，唐帝国的威震八方，与其说是武力征服，不如说是文明宣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个意气风发、“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豪言壮语之下是居高临下的自信与从容。
贞观四年，李靖率兵擒获了当年曾逼得高祖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新唐书》中说：“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唐灭东突厥以后，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当时身为太上皇的李渊颇感扬眉吐气。《资治通鉴·唐纪九》中写道：“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歌舞凌烟阁，酒酣意淋漓。李国文评价说：“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最好的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胡旋舞，立于毯上，旋转如风，音乐狂放，动作粗犷，异域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汤因比曾说，如果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在华夏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选择一个朝代生活，那他一定会选择唐朝。从南北朝至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在争战中融合渗透、血脉交融。
从上层来说，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因此，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中原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融合体。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熔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大唐的自信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大唐盛世，国富民强，政治开明，唐文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来自日本的朝拜的使节；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唐朝是一个透露和包含着多种因素的朝代：它是盛极而衰的王朝，它的开国和守国的逻辑是复杂而多变的，它同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正是它的这些丰富和矛盾才构成了它永久和持续的魅力。
报仇，就是这么简单
由于唐太宗和群臣们的悉心治理，贞观年间不仅国内百姓安居乐业，就连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早在登基之初，唐太宗就垂问过臣下应当如何处理和周边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大臣们讨论得十分激烈。
李唐王朝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很多大臣都认为应该以武力来对周边国家进行威慑，而魏徵却说如今应偃武修文，如果国家治理好了，国力强大了，四夷自然而然就会臣服于我朝，最终被唐太宗采纳。
唐太宗虽然同意了魏徵“和平治国”的方略，但对于一些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争端，唐太宗最终还是用武力来解决，东突厥就是一例。
盘踞在北方的突厥势力在隋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壮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了北方的霸主。高祖李渊在晋阳起兵之时，为了稳定后方，曾经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这也是李渊一直都引以为耻之事。唐朝建国之后，突厥更是从无间断地对中原地区进行骚扰，是李唐王朝一直以来的心腹大患。
唐太宗刚登基之时，突厥可汗便趁唐朝新主即位，国力空虚之时率大军侵犯唐朝的边境，直抵长安郊外的渭水。当时长安守备兵力不足，唐太宗只得亲自到渭水和颉利可汗订立盟约，史称“渭水之盟”。盟约确立之后，唐太宗深知此时不能与突厥对抗，为了国力的长足发展，拒绝了颉利可汗的牛羊，而是要求他们将唐朝此时在塞外的一百二十万人口全部放还，以便发展生产，等日后国力强盛再与突厥一较高下。
贞观初期，突厥连年发生自然灾害，雪灾、饥荒不断，但首领颉利可汗却不体谅民心，反而下令多征赋税，甚至大兴战事。天灾加上人祸，突厥的内部矛盾加剧了，国内一片混乱，势力大不如前。突厥自顾不暇，因此便没有多余的精力骚扰唐朝边境。突厥内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不少大臣都上书建议唐太宗趁此机会出兵灭了突厥。唐太宗也深知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因此也是犹豫不决。
长孙无忌对此却持不同意见，他对太宗说道：“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
长孙无忌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唐朝与突厥有盟约在先，这次突厥并没有犯边，如果出兵的话便是乘人之危，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二是以大唐此时的国力还不适合发动这样的大战，应该把重点放在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之上。
长孙无忌的分析十分深入且句句在理，唐太宗也听取了他的意见，放弃了出兵突厥的打算。
到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朝的发展已经步入了正轨，经济恢复到稳定状态，天下富足，海内无事。除了财力之外，唐朝此时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谓“府库甲兵，远胜于隋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此时突厥的实力却在日益减弱，对突厥开战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
贞观三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瑾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中，他仔细分析了突厥的各种情况，认为此时发兵讨伐突厥对唐朝十分有利。张公瑾的奏折坚定了唐太宗本来就想出征突厥的想法，一场大战就要拉开帷幕。
贞观三年十一月，忍耐多年的唐太宗终于下令发十万大军，分定襄道、通汉道、金河道、畅武道四路征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统领大军，又派李勣、柴绍、薛万彻各率一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而行。
通过对局势的分析，李靖认为这次不能再以守为攻，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到达边境之后，李靖随即下令攻占马邑。拿下马邑后，他又亲率三千骑兵火速攻下恶阳岭。恶阳岭是定襄的咽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拿下恶阳岭之后，定襄便唾手可得。
唐朝大军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势让颉利可汗大惊失色，连忙率军撤向了碛口。他本以为李靖这次是孤军深入，所以想以退为进，把唐军引入包围圈，随后将其消灭。但不成想被李靖反攻，定襄在一夜之间便归了唐军。而颉利可汗在撤回碛口的途中，在白道不幸遭遇了李勣的大军，一时间被打得溃不成军。无奈之下，他只得佯装向唐朝投降，以此来争取反攻的机会。随即颉利可汗便派出的使者，表示愿意率领举国臣民归顺唐太宗。
攻占定襄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都城长安，唐太宗听闻之后大喜过望，遂下令大赦天下，连续饮酒庆祝五天午夜。而大将军李靖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唐太宗盛赞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但面对颉利可汗的归降，唐太宗并不十分放心。他深知这位突厥可汗的手段，为了稳住阵脚争取先机，他命李靖和李勣停止对突厥军队的攻击，随即又派出使者前往突厥与颉利可汗商讨和解的事宜。
唐太宗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首先他要借接受谈判之机使颉利可汗认为唐军已经进入了他设计的圈套，使他放松警惕；其次，他命李靖等人退兵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以退为进”，佯装退兵后再将毫无防备的突厥人一网打尽。但这个计划有个关键之处，那就是李靖能不能明白唐太宗的真正意图，倘若真的将大军退去，此次征突厥之役就算是前功尽弃了。
然而，李靖不愧是名将，他也明白颉利可汗求和是假，想缓解危局，借机反攻是真。所以面对朝廷的来使和皇上的旨意，他也大概明白了唐太宗的真实想法。随后他便和李勣商议，亲自选定了一万名战士随他埋伏在颉利可汗驻扎之地三十里以外的地方。这一万人全部都是唐军中最骁勇善战的骑兵，战斗力极强。而且这支精锐部队轻装上阵，只随身携带二十天的口粮，可以迅速移动，不为人所察觉。
颉利可汗虽然在定襄、碛口吃了唐军的大亏，但自视甚高的他此时还不吸取教训，以为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当他看见唐太宗果然派了使者前来谈判，一时间大喜过望，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谁知正在此时，李靖的骑兵部队从天而降，将突厥大军的驻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颉利可汗听报后明白自己大势已去，便丢下了自己的军队，独自一人骑马逃窜而去。半年之后，他就在逃往吐谷浑的途中被小可汗苏尼失擒获，苏尼失率众降唐，颉利被押往了长安。
而当时剩下的突厥部队在失去首领的情况下马上就乱作一团，可以说毫无战斗能力，所以李靖毫不费力地就将其击溃，十万多人悉数被俘。而在北边，负责率军阻截向北逃窜的突厥人的李勣也抓获了五万多突厥俘虏。这一战不仅大破了颉利可汗的大军，还收获了十余万头牛羊等牲畜。
与突厥的征战就以唐军的绝对胜利而告终了，在感叹唐太宗的智慧和李靖等一干将领的军事才华的同时，也不禁要思考是什么让曾经在西北叱咤风云的突厥铁骑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就灰飞烟灭，这一切都值得后人深思并引以为鉴。
大破突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举国欢腾。突厥是唐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摆脱不了的一个耻辱和隐患，如今这个心腹大患已然除去，可谓是将以往所受到的屈辱都一扫而光，这怎么能不让举国上下都欢欣鼓舞呢？
其中最为激动的当属唐太宗，这一战大快人心，他言道：“朕听闻天子的忧虑就是做臣子的屈辱，皇帝一旦受到了侮辱，臣子就应该受死。当年太上皇以百姓为重，不忍心让他们受苦，所以不得已才向东突厥称臣。这件事让朕也是痛心疾首，那时就立志一定要将突厥除去。为了这个心愿，朕简直是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如今颉利可汗率部归顺，终于洗清了过去所受到的耻辱！”
就连已经退位的高祖李渊听得这件事后也心潮澎湃，马上命人设宴于凌烟阁，甚至在席上亲自弹起了琵琶。这一日可谓是君臣父子尽欢，其乐融融，直到深夜方才散去。这也是这位太上皇郁郁寡欢的晚年中为数不多的让他欣慰的事情之一了。
突厥被破，颉利可汗被擒之后，西北各族皆望风而归，并给唐太宗敬上了“天可汗”的称号。《新唐书·北狄传》有云：“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唐太宗此时也感叹道：“如今颉利可汗被擒，各族的酋长给我宿卫，且各个部落都改换了中国衣冠，这都是魏徵的功劳。今日唯一的遗憾，就是封德彝不能活着看见现在的成就了。”
敢捣乱，就揍你
除了东突厥之外，贞观初期，唐朝的西北部还盘踞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吐谷浑。吐谷浑，也称吐浑，其部族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二百多年就在开始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活动。他们原是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后来在今天的甘肃、青海等地定居，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吐谷浑虽然世居西北，但和中原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早在南北朝时期，它就归属过宋、齐和北魏三个中央政权。隋朝之时又开始依附隋朝廷，其后还与中原王室和亲，娶的便是杨家的女儿光化公主。
隋末天下大乱，吐谷浑便趁机脱离了隋朝，独立了出来。吐谷浑主要从事的是畜牧业，尤擅养马，同时也有少部分的农业，势力在西北地区还是比较强大的，和东突厥一样是当时西北地区对中原王朝产生巨大威胁的一个根源。
唐朝建国之初，吐谷浑就已经向唐高祖李渊称臣。随着时间的发展，吐谷浑在西北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于是便逐渐不满足于只做中原皇帝的臣子了。有唐以来，吐谷浑可汗不时地派兵侵犯唐朝的西北边境，凉州、岷州等边境州府都时常受到吐谷浑部落的武力攻击，当地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吐谷浑频繁的骚扰还使得河西走廊的交通受到了阻碍，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不再太平，严重影响到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到了贞观时期，吐谷浑在首领慕容伏允的率领下更是任意妄为。慕容伏允虽然表面称臣，但根本不把唐太宗和中原王朝放在眼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按照惯例，吐谷浑要派出使者向唐朝进贡。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使者在带着贡品来到长安之后，并没有如期返回吐谷浑，而是在唐朝的鄯州大肆抢掠了一番，最后扬长而去。
消息传到长安之后，唐太宗大怒不止，他马上下令派遣使者前去吐谷浑兴师问罪，责令慕容伏允前来长安谢罪。殊不知这慕容伏允根本不买唐太宗的帐，他佯称身体有疾，不便来朝，于是拒绝了唐太宗的召见。
不仅如此，他还给唐太宗带去消息，希望唐太宗能够和吐谷浑和亲，赐一位公主给他的儿子尊王。此时的唐太宗还不想与慕容伏允大动干戈，在听到他的“和亲”请求后，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也转变了态度，答应给吐谷浑的王子赐婚。为了保留自己的颜面，唐太宗要求吐谷浑的王子亲自来长安迎娶和亲的公主。
这个要求本没有可挑剔之处，但慕容伏允却坚决不同意让自己的儿子来长安迎娶。慕容伏允的蛮横无理触及了唐太宗的底线，最终这门亲事只得作罢。然而慕容伏允并没就此收手，在这之后，他又不时地派兵侵扰唐朝。太宗只得派出使者赵德楷前去安抚，而慕容伏允竟然将大唐的使者扣押起来。
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唐太宗对吐谷浑的态度是十分宽容的。任他百般挑衅，唐太宗还是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没有对其采取军事行动。但唐太宗的宽容和大度在慕容伏允眼里却是一种退缩和软弱。面对吐谷浑的无理，唐太宗也明白一味的忍让只能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慕容伏允更加任意妄为。
贞观八年六月，唐太宗终于下令出兵攻打吐谷浑。这次的出征只是一次小规模的试探，由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总指挥，将士则是由唐军和部分党项各族的降众而组成的。虽然这次的出击规模不大，但还是在青海重击了吐谷浑的军队。唐太宗本打算借此机会给慕容伏允一个教训，让他知道唐朝廷并不是因为惧怕他才对他再三忍让。但战败后的慕容伏允依旧我行我素，毫无顾忌，仍旧不时地发兵对河西走廊进行骚扰。
慕容伏允拒不合作的态度和做法让唐太宗忍无可忍，再加上此时吐蕃的势力已经在西南迅速崛起，逐渐形成逼人之势。吐谷浑作为吐蕃和中原的必经之路，对于唐朝廷和吐蕃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慕容伏允与吐蕃赞普合作，那对大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贞观八年十一月，唐太宗决定彻底解决掉吐谷浑这个心腹大患。
当月二十日，唐太宗下令发重兵征讨吐谷浑。既然决定出兵，那么派谁来担任这次大军的主帅呢？朝中此时倒是有不少战将，侯君集、李勣、李道宗都在唐太宗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思虑再三，唐太宗认为他们都不能担此重任，例如侯君集统军不够沉稳，而李道宗是皇室子弟，又怕威望不够，难以服众。
唐太宗纵观全朝，只有当年率大军征突厥的大将军李靖最为合适，他不仅成熟稳重，作战经验也很丰富。但让唐太宗犯难的是李靖已经辞去官职回家养病去了，如果这么快启用他也是不妥当。
致仕在家的李靖听闻太宗为主将之事忧心不已，马上上书请命道：“臣虽然年迈，但仍可以为社稷、为天下百姓领兵出征。”唐太宗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随即封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大军征战吐谷浑，而侯君集、李道宗等人也随行左右，同时出征。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四月，大军以李道宗部为先锋，由南向北挺进。慕容伏允得知消息之后，早就派兵埋伏在库山，准备痛击唐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李道宗的部队没有按照正常的路径进入库山，而是从山后迂回了过来。慕容伏允的大军猝不及防，看见从后方浩浩荡荡开来的唐军马上惊得四下逃窜，无奈之下只得放弃都城伏俟，策马向西逃去。
为了阻截追击他的唐军，他还下令将沿途的野草全部烧毁，想使唐军的战马无草可吃，知难而退。慕容伏允这一招果然奏效，唐军的战马失去了草料，着实是疲惫不堪，战斗力也降低了不少。
慕容伏允逃走后，伏俟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李靖的军队占领。进驻伏俟后，李靖马上召来众将帅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李道宗和慕容伏允交战过，知道他的狡猾之处，所以他认为应当退回鄯州，将军马养肥，粮草准备充足再做打算。而侯君集却认为吐谷浑已经是惊弓之鸟，溃不成军，此时是一举将其歼灭的最好时机。如若不然，就会如同当年段志玄那样，虽然大胜但只是伤其皮毛，到时候就悔之晚矣。
根据对当时局势的分析，李靖也认为此时的情形不同于当初，段志玄那时吐谷浑的实力尚存，所以不能贸然相抗，而此时的吐谷浑已经是陷入困境，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最终，李靖还是采取了侯君集的意见，决定乘胜追击。他马上下令，命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彻、李大亮四人率军分南北两路追击慕容伏允的残军，而自己坐帐指挥，统领大局。
但出乎人意料的是，吐谷浑的军队虽然连连战败，但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尤其是吐谷浑的天柱王所率领的主力部队更是不容小觑，唐军北路的先锋薛万彻和薛万钧就在赤海吃了他的大亏。当时唐军在赤海遭遇了吐谷浑的军队，为了拖住敌人，薛万彻、薛万钧兄弟二人身先士卒，率先冲进了敌人的阵营。他二人虽被吐谷浑的大军重重包围，但还是临危不惧，杀敌无数。为此，薛万彻、薛万钧还险些丢了性命，幸亏有左领军契苾何力相救，才得以脱离险境。
与此同时，南路的李道宗和侯君集的进展也并不十分顺利。吐谷浑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大军常常是陷入千里无人之地。征途漫漫，又没有充足的粮食和水源，这些对于将士们的心理和生理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祸不单行，在唐军经过破逻真谷的时候，天降大雪，一时间全军的水源断绝，情况十分危急。幸而唐朝将士勇猛不屈，靠着漫天的冰雪最终走出了绝境。“功夫不负有心人”，南路大军最终在吴海追上了吐谷浑的残部，虽然将其打得大败，但首领慕容伏允又一次得以逃脱。
虽几经挫败，但唐军并没有放弃最终的希望。各路大军在西北大地上苦苦搜索，终于在且末找到了想要逃亡于阗的慕容伏允。薛万钧等人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伦川才发现了吐谷浑的军帐。在伦川，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吐谷浑的士兵损失了近千人，慕容伏允也被手下杀死。与吐谷浑这一战，唐军大获全胜，不仅杀敌无算，还获得了二十多万匹的牲畜。唐乐府中有《吐谷浑》一篇，说的就是“李靖灭吐谷浑于西海上”之事。
大战之后，慕容伏允的首级被其手下进献到长安。唐太宗也并没有将吐谷浑剩下的部族赶尽杀绝。他下令将慕容伏允的长子慕容顺立为新的可汗，并封他为西平郡王，命其回原领地继续执政。
慕容顺在即位之后，便马上率领其部族归顺了唐朝。而吐谷浑的降众，唐太宗也恩准他们在原地居住。为了加强朝廷对吐谷浑的控制，唐太宗还下旨让大将李大亮率唐军驻扎在当地。吐谷浑的归附加强了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在中原和吐蕃之间树立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不仅如此，河西走廊也因此变得畅通无阻，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更加便捷了。
丝绸之路上不是只有丝绸
虽然唐太宗在隋末唐初创下了盖世武功，但到了贞观年间，他还是将重心转移到了改善民生和治理国家之上。因此，此时的唐太宗对外并不轻易言战，这一点从他当时对吐谷浑一再包容的态度上就能很明显地看出。纵然唐太宗秉持着“以和为贵”的外交态度，但事实证明和平手段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就不得不动用战争来解决争端，而对高昌的征战便是如此。
唐朝时的突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其中东突厥已经在贞观四年被唐朝所灭，而西突厥此时依旧控制着西域的广大土地。西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这片地域中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小国家，而在西域诸国之中，高昌国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个。
“高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地名，汉代的时候被称“高昌壁”，唐朝的时候则被称为“高昌国”，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是天山南北之间的出口，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过往的商人和百姓无论是从南疆还是北疆，只要想进入中原地区，都必须要经过高昌国，然后再从哈密进入敦煌。
唐建国之初，高昌和唐朝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善和融洽的，高昌国王麴文泰也曾经向高祖李渊进贡过许多珍贵的物品。信仰佛教的麴文泰还大力支持过西行的玄奘，并与他有过三年之约。唐太宗登基之后，麴文泰还亲自带着家眷来到长安拜见唐太宗。唐太宗对麴文泰一家非常友善，还将他的夫人册封为公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两个原本交好的国家最终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呢？这一切都要从那条关乎中原和西域利益的“丝绸之路”开始说起。
高昌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在往来的商队和使团身上得到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隋末的混乱使得西域的交通阻塞，高昌这才得以控制了西域往来的要道。随着隋末战争的结束，西域各国自然希望获得一个较为平稳的贸易环境，于是焉耆国便向唐太宗上书，希望他能做主将封闭的大碛路重新打开。其实焉耆国的要求并不过分，但这却大大损害到了高昌的利益。在这之后，高昌对唐朝的态度便开始转变，麴文泰下令不许西域的商人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甚至还与西突厥联合攻打这件事的“始作俑者”——焉耆国。
唐太宗得知此事之后非常气恼，马上下旨召麴文泰前来长安问话，但麴文泰却以生病为由拒绝了皇帝的召见。不仅如此，他还对唐朝来的使者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两国的关系就开始逐渐恶化。
其实麴文泰之所以敢跟唐朝对抗，除了自身的利益和西突厥的联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唐朝根本没有实力进军西域。贞观四年，他从长安回到高昌之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吾往者朝酬，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他的意思非常明显，在他看来，唐朝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远不如隋朝，而且西域自然环境恶劣，对于唐朝来说，行军就是十分困难的事，如果军队数量不是太庞大的话，自己足可以应付。
麴文泰的态度和做法使得高昌问题逐渐变成了唐朝外交事务中的一项重大事件。如果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不仅会有损到唐太宗作为“天可汗”的威严，还会使得西域问题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到时候西突厥完全控制了西域，唐朝就会丧失和西域各国交好的主动权，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虽然战争会有损财力和民力，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唐太宗还是决定对西域用兵。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下令发兵征讨高昌，“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大军以侯君集为主帅，声势十分浩大，可见唐太宗对此战势在必得的决心。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深知西域地理环境复杂，所以特地派了生长在西域的契苾何力率部与侯君集一同前往。大军出发之前，唐太宗颁布了《讨麴文泰诏》，历数了高昌国王麴文泰作为一个封国国主的种种罪行，从而为这次出征在道义上赢得了先机。
在契苾何力的带领下，大军顺利地抵达了碛口。麴文泰本来就将局势估计错误，他根本没想带唐太宗会派兵前来征讨，所以没有做任何准备。当他听闻唐军已经到达碛口的时候，异常恐慌，很快就突发急病死了。
麴文泰死后，他的儿子麴智盛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了高昌国的新一任国王。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麴智盛虽然在高昌城中被唐军重重包围，但还是坚守着城池，等待着西突厥的援军。殊不知西突厥的可汗得知唐朝大军到达了高昌城后，就慌忙逃走了，驻扎在浮图城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也很快向唐朝投降。
还在苦苦等待的麴智盛看到高昌城外的阿史那步真，终于得知自己大势已去，便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麴智盛投降之后，侯君集又下令将高昌的属地都悉数拿下。高昌被平定之后，唐太宗又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怎么处置高昌呢？
在魏徵看来，此时不宜将高昌转变为和内地一样的州县，理由是这样经费消耗太大，还是应该让高昌保持原来的状态。其实魏徵说的也不无道理，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对高昌的控制是日后进军西域的开端。于是，唐太宗力排众议，下令在高昌设立了西昌州，还将高昌属地归并一处，称为“安西都护府”，并在当地留军驻守。
收复高昌之后，唐太宗又将目光投向了西域的其他国家。焉耆是西域的一个小国，高昌灭亡之后，西突厥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便有意拉拢焉耆，并与其结成了儿女亲家。焉耆势力单薄，所以只得答应西突厥的要求。自此之后，焉耆便不再向唐朝进贡，而且还用各种方式来阻碍唐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来往。眼看局势不容乐观，当时的安西都护郭孝恪便向唐太宗上书，请求朝廷能够出兵攻打焉耆。唐太宗看了郭孝恪的奏表之后，命他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领三千将士出战。
就在唐朝军队出征的时候，焉耆国王的弟弟栗婆准和颉鼻主动归顺了唐朝。在栗婆准的带领下，唐朝大军很快就抵达了焉耆城下。对于唐军的来袭，焉耆王龙突骑支并没有在意，他认为焉耆城地势险要且四面环水，唐军根本就无法攻破，所以基本上没有做任何防范。
但郭孝恪却不是泛泛之辈，他乘着夜色率大军渡过了焉耆城的护城河，打了龙突骑支一个措手不及。大战之后，龙突骑支被擒，他的弟弟栗婆准因为主动投诚所以被扶持上了王位。但好景不长，唐军撤走后没几天，栗婆准就被西突厥俘虏了，而焉耆自此以后便一直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焉耆国的西边是龟兹国，也是丝绸之路上十分重要的国家之一。龟兹和唐朝一直都关系友善，但在西突厥的威逼之下，龟兹也逐渐转变了外交方向，投向了西突厥。龟兹国王苏伐叠死后，即位的是他的弟弟诃黎布失毕。自从归顺了西突厥之后，龟兹便不再向唐朝进贡，而唐太宗就以这个为由，发兵十万征讨龟兹。其实很容易可以看出，和对高昌以及焉耆一样，唐朝攻打这些西域小国是假，要打击他们背后的势力——西突厥是真。
事实上，对于唐朝的威势，西突厥也是十分惧怕的，只是仗着与中央政权相距甚远才敢一次又一次向唐太宗挑衅。等到唐朝的十万大军到达西域之后，西突厥的叶护阿史那贺鲁马上就归顺了唐朝，并主动带领大军前去攻打龟兹。
有了阿史那贺鲁的帮助，虽然龟兹有西突厥的援军，但最后还是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只是在这次战役中，大将郭孝恪因为疏忽和轻敌，和他的儿子一起战死沙场。平定了龟兹之后，唐朝和西域之间的南路交通打通了，而曾经不可一世的西突厥也终于不再抵抗，归顺于唐朝，并向长安派出了使者。
在这之后，西域恢复了以往的太平，各国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不断，丝绸之路又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时间，唐太宗的地位和声望在西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西域各国都纷纷归顺实力强大的唐朝，并逐渐摆脱了西突厥对自己的控制。
西域平定之后，为了加强对当地的治理和控制，唐太宗还下令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分别是龟兹、疏勒、碎叶和于阗），并把安西都护府迁到了龟兹。“安西四镇”的设立使得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受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和控制，并且畅通了中原和西域交流的枢纽——丝绸之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各方面影响都是极大的。至于天山以北的地区，则是到了高宗时期灭了西突厥后才得以平定。
唐蕃和亲
“正月十五那一天，文成公主答应来西藏。莲花大坝不用怕，有百匹善走骏马来接你。高山连绵不用怕，有百头力大犏牛来接你。大河条条不用怕，有百只黑色皮船来接你。来到拉萨的‘拉通’渡口时，有百条马头木舟来接你……好像狮子进入大森林，好像孔雀飞落大平原，好像不落的太阳升起，西藏从此幸福又繁荣，这是汉藏友好的象征。”
这是一首记录了一位来自大唐皇室的女子——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时的一首民歌，记录了公主进入吐蕃境内时，吐蕃人民欢迎她的热烈场面。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和亲自古以来总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因为如此，和亲便成为了历朝历代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秦汉以来就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当属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
到了唐贞观年间，胸怀大志的唐太宗一方面运用战争武器使得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臣服于他，一方面也利用怀柔政策获取这些异族政权的忠心，而“和亲”就是其中不能缺少的手段之一。而在贞观年间的“和亲”历史中，最为后世称道的就是文成公主。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结合让这位原本默默无名的公主走上了令人炫目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唐朝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和亲公主。
唐朝和吐蕃的这次和亲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为了一段佳话，但过程却并不一帆风顺，其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和磨难。
说到唐蕃和亲，就不得不提到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松赞干布。这位唐代最著名的少数民族首领可以说是藏族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英雄，在他的手中青藏高原得以统一。松赞干布在完成吐蕃的统一大业之后，以地方之主的姿态展开了他的统治生涯。吐蕃王朝和汉族的封建制度不同，它所采用的是原始的奴隶制度。因此，松赞干布虽然用武力达到统一，但这个政权内部还是潜伏着重重的危机。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首次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唐太宗随后也派出了冯德瑕回访吐蕃。在这一次的政治活动中，松赞干布充分认识到要巩固自己在吐蕃的统治，必须要依靠强大的中央王朝，所以自此他便萌生了和大唐和亲的愿望。随后，他便派出了特使，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希望唐太宗能够赐一位大唐的公主做吐蕃赞普的王妃。
那么对于松赞干布的和亲请求，唐太宗是怎么看待的呢？当时唐太宗认为吐蕃与大唐刚刚开始有政治上的结交，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亲并不适宜，所以拒绝了松赞干布的请求。松赞干布得知唐朝拒婚后非常愤怒，声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松赞干布果真派遣了二十万大军向大唐袭来，直逼松州，目的只是与大唐和亲。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之后，太宗了解到了吐蕃的军事实力和要求和亲的诚意，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的和亲请求。
在知道唐太宗已同意下嫁公主后，松赞干布喜不自禁，立刻派遣吐蕃第一能臣禄东赞带着五千两黄金和许多奇珍异宝到长安讨论和亲的具体事宜。禄东赞不愧为吐蕃名臣，宴席之上，他以出色的辞令打动了唐太宗的心，使得他更加坚定了与吐蕃结为姻亲的决心，于是下旨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为妻。因为欣赏禄东赞的才华，唐太宗还决定将琅玡公主的外孙女段氏赐婚于他，并将他册封为唐朝的右卫大将军。
文成公主是任城王李道宗之女，长得端庄秀丽，自幼饱读诗书，文化素养较高。虽然她不是唐太宗的嫡亲血脉，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皇室的公主远嫁青藏高原。事实上，自古以来的宗室和亲也很少会将皇帝的亲女儿远嫁到异域。青藏高原气候苦寒、环境恶劣，但为了国家的利益，颇识大体的文成公主还是从容地接受了朝廷的旨意，答应远嫁高原。
接旨后的文成公主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但内心深处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出发之前，她为了了解吐蕃的风土人情和各方面的情况还亲自接见了吐蕃使者禄东赞，并向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在了解了吐蕃的基本情况之后，文成公主便着手为自己的婚嫁准备了许多吐蕃稀缺的物资，希望能给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和努力，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的隆冬，唐朝的送亲队伍终于成行。对于这次和亲，唐朝还是十分重视的，不仅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还派遣了规模宏大的送亲队伍将公主送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和亲夙愿得以实现，心中自然十分喜悦。在得知文成公主的和亲队伍离开京城向吐蕃行进时，他马上亲自率军远行到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建起柏海行馆，迎候文成公主的到来。
文成公主到达柏海时，松赞干布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迎亲仪式，并向公主的生父李道宗行了女婿之礼。在柏海稍作停留之后，松赞干布就带着唐朝的工匠们率先起步，为文成公主一行开辟道路，即后人所称的“唐蕃古道”。
当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来到玉树时，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马上被这里优美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所吸引，而且经过了多日的跋涉，迎亲队伍已经是人乏马疲，也需要休整。于是松赞干布便下令整个队伍停下脚步，在玉树的一个山谷扎营一个月。
这对新婚夫妇在玉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闲暇之余，文成公主就将她从内地带来的谷物种子、菜籽等一些吐蕃缺少的植物种子拿出来，并与唐朝的工匠们一起向玉树人传授这些种子的种植的方法以及磨面、酿酒等农业技术。对于公主的这些举措，当地人十分感激，所以当她要离开玉树赶往拉萨时，他们都十分不舍。玉树的百姓还将她的帐房遗址保留了下来，并把她的相貌刻在石头上，年年膜拜。
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唐朝的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当她路过青海时，了解到了文成公主当年对百姓的恩泽，便为文成公主修建了一座庙，赐名为“文成公主庙”。
文成公主安抵拉萨时，人们载歌载舞地欢迎她的到来。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文成公主携带了大量的佛塔、经书和佛像进入当时尚无佛教传播的吐蕃，决意在此地建寺弘佛。今天著名的大昭寺就是文成公主下令修建的，建成之后，文成公主还与松赞干布一起亲自到庙门外栽下了名传后世的“唐柳”。大昭寺建成之后，文成公主又主持修建了小昭寺，并且不断说服她的丈夫松赞干布在吐蕃大力弘扬佛教。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佛教便慢慢开始在吐蕃流传开来。
文成公主还将在大唐种植多年、品质较高的五谷种子和菜籽带入吐蕃，并派人教授当地的百姓种植。在文成公主和工匠们的努力下，像蚕豆、油菜这些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的农作物，在当地都长势喜人，丰富了人们的食物品种。不仅如此，文成公主还从内地带来了不少掌握大唐各方面先进生产技术的工匠和大量佛教、儒家、历史典籍和有关农业、医术、历法、手工技艺等方面的书籍，大大促进了吐蕃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很好地达到了密切大唐与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维护两地和平的目的，此后两百多年间，大唐与吐蕃之间少有战事，文化和商贸交流愈加频繁，吐蕃的风俗中也留下了不少唐人的印记。出于对文成公主的尊重和对中原文化的倾慕，松赞干布下令禁止了吐蕃人以赭土涂面的习俗，并且派遣吐蕃的贵族子弟到长安接受汉文化的教育。作为回报，唐太宗也多次派出各类工匠到吐蕃，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给吐蕃带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太子李治继位为唐高宗。高宗遣使入蕃向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告哀，并册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以示恩宠不断、永续和平之意。松赞干布也欣然接受了封赐，并且表态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者，当发兵赴国征讨。”
第二年，松赞干布也去世了，文成公主一直居住在吐蕃，尽其所能为吐蕃人民作贡献，直到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逝世。文成公主逝世后，吐蕃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唐朝也派遣了使臣到吐蕃吊祭。文成公主获得了吐蕃人民极高的崇敬和爱戴，至今拉萨仍保存着当年吐蕃人为纪念她而造的塑像，供后人凭吊、拜谒。
唐僧西游记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唐代的历史是群星璀璨的一部，那么“玄奘西行”就是这璀璨的群星中最为闪耀的一颗。一部《西游记》塑造了一条绚丽的取经之路。师徒四人披荆斩棘，一路上斩妖除魔，除暴安良，大快人心，是多么地让人心潮澎湃，心向往之。
但小说毕竟是虚构，关于真正的玄奘取经，其真相又是如何呢？到底玄奘法师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要冒着重重艰险去天竺求经？他又是如何将西域的佛法成功地带回了长安并传播到天下？……
玄奘生于隋朝，俗家姓陈，单名一个“祎”字，是洛州缑氏县陈河村人士。相传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梦。在梦中，一个身穿白衣的法师向她辞行，母亲认出这是她的儿子，便问他：“你要到哪里去？”白衣法师答道：“为了求法，要向西去。”
或许母亲的这个梦就预言了这个孩子日后传奇的经历与令人感叹的一生。陈祎的父亲陈慧曾经做过江陵县令，后辞官归隐了田园，祖父也是个博学多才之士。可是生于官宦家庭的陈祎又怎会选择出家为僧呢？
要追溯玄奘的历史就要重新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群雄四起的隋朝，隋炀帝杨广虽然暴虐成性，但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并有个佛号叫“总持菩萨”。在皇帝的倡导之下，整个隋朝的佛教氛围十分浓厚，小陈祎生于其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小便笃信佛教，十岁的时候就跟随哥哥在洛阳的净土寺研习过《维摩经》和《法华经》等佛教经典书籍。
根据当时的规定，每年朝廷都会下令剃度一些和尚。而这些和尚是有度牒的，既不用纳税也不用担负任何徭役。在负担异常沉重的炀帝时期，这样的待遇是十分吸引人的，所以竞争十分激烈。也正是因为如此，朝廷每次进行这项活动时，都会派遣特别的官员来主持专门的考试，所以要想出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陈祎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也前去应征，但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和其他应征者的目的不同。他想出家，是因为这样就能学习到最高深的佛法。但陈祎因为年纪太小，所以并没有得到应试的资格。他不甘心，于是就在考场门口苦苦等待主考官，希望他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
这次主持剃度的官员名叫郑善果，他看见眉清目秀的陈祎，便随口问了他几个相关的问题，没想到陈祎都能对答如流。他的出色表现让郑善果十分震惊，便问他为什么要出家学习佛法，陈祎从容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陈祎的回答让主考官郑善果下定决心要破格录取这个少年，于是年仅十三岁的陈祎就成为了一名剃度僧，郑善果还给他取了个法名，叫做“玄奘”。可以说，郑善果是鉴别出玄奘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如果不是他将玄奘破格录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个让世人称奇的高僧了。
出家后的玄奘留在净土寺研习佛法，他尤其喜爱印度大乘佛教的《摄大乘论》。玄奘学习非常刻苦，“废寝忘食”这四个字用到他身上也不为过。由于他天资聪颖，对佛法有非凡的悟性，后天又肯用苦功，所以过了不久就能够开坛讲座。
隋末乱世，民生疾苦，身为出家之人的玄奘非常痛心。大业十四年，玄奘离开了他生活多年的净土寺，后又辗转到荆州、扬州等地，最后到达了长安。一路上他云游求学，到了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就成为了有名的高僧。
但玄奘却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所阅读的都是一些汉文佛经，对于这些佛经，各位高僧都各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还互相矛盾，这些都让玄奘疑惑不解。而此时，他又偶遇了一位印度高僧，听他讲述了那烂陀寺讲学的盛况。就在此时，他便萌生了去亲自去印度求法的想法。
和《西游记》中所讲述的不同，玄奘的出行并没有受到所谓的唐太宗委托，他身上也并没有“御弟”的光环，他的出行甚至是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玄奘知道此去艰难，所以在出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先是开始努力学习梵文，以免到了印度与高僧交流时有语言障碍，他甚至为此拒绝了长安一座寺庙的方丈之位。
贞观三年，玄奘法师终于出发前往印度求经，因为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他一路上不仅风餐露宿，还要躲避沿途官府的检查。没有《西游记》中武艺高强的三个徒弟随行，陪伴着玄奘的只有他在瓜州时一个男子送给他的一匹老马。
历经了无数的日日夜夜，玄奘经过了五烽关，来到了一个叫莫贺延碛的地方。这个地方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环境十分恶劣。莫贺延碛的前面就是野马泉，只要走过这片戈壁，就能获得生机。但不幸的是，玄奘在这里迷失了方向，而且不小心打翻了随身携带的水袋。多亏了在瓜州时得到的那匹老马，经历了五天四夜，老马驮着玄奘来到了野马泉，他才得以生存下来。
离开了莫贺延碛，玄奘来到了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伊吾城，当时的高昌国王麴文泰十分欣赏玄奘，甚至想请他留在高昌国做高昌的国师，但被玄奘拒绝了。麴文泰不死心，甚至用不让玄奘出关来威胁他，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协议：麴文泰放玄奘西行，而玄奘则答应他学成归来后在高昌讲学三年。
其实，麴文泰对玄奘还是不薄的，他不仅给玄奘准备了丰厚的财物，还修书给沿途国家的君主并附上礼物，希望他们不要为难玄奘。如果不是他对玄奘的帮助，玄奘有可能根本到不了印度。
因为有麴文泰的照顾，玄奘剩下的西行之路比较顺利，在沿途各国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离开长安三年后，他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天竺。天竺古时又称身毒，因为玄奘的到来，后来才在汉文中翻译为印度。天竺有个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相传佛祖释迦牟尼也在此修行多年。玄奘拜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大师为师，在这里学习了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各种佛教经典。
在天竺，玄奘还将大乘佛教的义理总结归纳了一番，撰写了《会宗论》一书。他的天分极高，学不多时就可以和天竺的许多名僧进行佛理辩论且能取胜。其后，玄奘在曲女城的佛教大会上语惊四座，一时间名声大振，被佛教各派分别称作“摩珂耶那提婆”和“木叉提婆”。能在佛教的发源地受到这样的赞许，玄奘的学识和魅力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完成自己将佛法遍传大唐的愿望，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在天竺学成后的玄奘又跋山涉水回到了长安，并带回了大批的佛像和经卷。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名满天下，所以在他回到长安之时，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场面十分壮观。他的归来让唐太宗十分兴奋，太宗亲自接见了玄奘并提出请其还俗辅政的要求，但是被玄奘婉言拒绝了。
在唐太宗的盛情邀约下，玄奘放弃了原来要去嵩山少林寺的计划，而是留在了长安的弘福寺。唐太宗对玄奘十分关照，特意派了宰相房玄龄来主持他的日常所需。回到长安之后的玄奘马上便投入了工作之中，为了使佛经能够在中原更好地流传，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从天竺带回来的梵语佛经翻译成汉语。
玄奘的这一举动得到了长安城王公贵族的大力支持，因此译经的活动顺利地进行，众多学识渊博的沙弥都被召来协助他，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辩机和尚。经过众人的努力，玄奘终于成功翻译了戒贤大师传给他的《瑜伽师地论》。闻讯后，唐太宗十分欣喜，并为这部译经亲自作了序，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
唐太宗去世后，玄奘法师依然受到朝廷的重视和优待。高宗时期，他离开了弘福寺，搬入了大慈恩寺，并在此继续译经。为了避免世俗之人的打扰，玄奘请求搬入僻静的玉华宫。就是在这里，他译成了名扬天下的《大般若经》。玄奘法师一生都为传播佛教不辞劳苦，在其回国的时间里，主持翻译了经论七十五部，并创立了唐代佛法八大宗之一的法相宗。而这些佛经都成为了中国古代佛教的重要的文化宝藏。
玄奘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他那传奇的，让人回味的一生，还有一部广为流传的游记，那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这部游记记载了他西行十七年的经历，与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游记）》，法显的《佛国记》等三部游记并称为东方四大游记。透过《大唐西域记》，可以还原出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透过《大唐西域记》，可以感怀那一段段艰险而又辛酸的旅程；透过《大唐西域记》，可以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玄奘正在缓缓走来……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贞观年间的唐朝，正处在一个稳定的上升时期。由于唐太宗对于各个民族的包容态度，使得这段时期内，大量的少数民族前往内地，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等地都有大批的迁入人口。而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承担着各地交通和经济往来枢纽的重要使命，更是各地区各民族人民汇聚的地域象征。
在贞观前期，长安只是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官僚，如契丹、吐蕃、回纥等族都有官员在长安任职。但到了后期，不仅是少数民族贵族，就连普通民众也陆续迁往长安，这其中又以突厥、吐谷浑、契丹、鲜卑、吐蕃等族的百姓居多。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族的传统文化，不仅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大改观，就连生产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不仅影响了内地汉族百姓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也给当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注入了新鲜的因素，对各族的文化融合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贞观时期的长安城不仅人口众多，成分复杂，还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者、商人、留学生和艺人。他们的到来使得繁华的长安城变成了一个汇聚各国各族人民的国际大都市，长安也因此焕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机和光彩。
对于长安城此时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状况，唐代的各种史书中都有十分详细的说明。关于各国使者往来的情况，《唐会要》中描述了一幅“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的盛世景象，贞观时期，各国的使者都集聚长安，成为了都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些往来的国家之中，高句丽、新罗等在唐朝建国之初就有使者前来长安，而在朝鲜半岛统一之后，往来的使者更是络绎不绝。自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天竺国向长安派遣了使者之后，便有无数的国家不定期地派使者来朝，并向唐太宗献上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
除了各国的使者之外，长安城中还居住着大批的外国留学生，其中以新罗人和日本人居多。这些留学生大多数是跟随本国的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常年在中国学习，为的是学成之后能够将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带回自己的国家，从而促进本国的发展。
频繁的交流带来的是文化的蜕变和充实，贞观时期的中国文化更可以用“兼容并蓄，百花齐放”这八个字来形容。对于外来文化，唐朝尽可能地吸收其精华，并将这些外来文化和自身的文化相互融合，使得大唐文化愈加地丰富多彩。外来文化的渗透使得唐朝文化具有任何朝代的文化都无法比拟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唐朝的饮食、服饰、绘画、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体现。
一支胡旋舞道不尽这个盛世的旖旎和繁华，一曲反弹琵琶更弹出了这个王朝的气度和风采。胡乐和西域舞蹈这些从境外传来的艺术形式，以极快的速度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深受唐朝百姓们的喜爱。以绘画艺术为例，在唐代以前，中国的绘画主要是以线条来彰显其特点和韵味。而到了唐朝则开始注重凹凸之法和晕染，从而产生了吴道子和王维这样独具一格的大家，这些都和西域宗教文化的深入不无联系。
唐朝的那种繁盛和包容天下的气象是其他朝代根本无法比拟的。那么为什么单单在唐朝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风貌，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唐朝已经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而且基础也较为稳固，这就为唐朝和外界来往和交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平台。从主观层面上来看，李唐王室本身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皇室有所不同，他们的血统中包含着异族的成分，所以对于外来事物和新生事物也相对容易接纳，甚至愿意主动吸收。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给唐朝的盛世大融合创造了可能。
而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朝首创盛世的君主，拥有他独特的眼光和非凡的治世才能。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稳定了西域，收服了吐蕃，唐太宗的大军所到之处，一个伟大的帝国也在逐步诞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下令在回纥、拔野古等地设立了府州，并命各部的首领为本州的都督或刺史。除此之外，他还赐予了各部落首领不少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使得西域各部都对他感恩不尽。
这一年，唐太宗在天成殿设宴款待了西域的首领们，宴席之上，这些异域首领无不对太宗心生景仰爱戴之情。为了回报唐太宗给予他们的恩赏，他们向太宗请求，希望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参天可汗道”。这条道路是为了方便使者们在路上的饮食住宿，所以在沿途共设立了六十八处驿馆。
“参天可汗道”的开辟加强了西域和唐朝内地之间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沟通和交往，这也足以显现唐太宗在西域各部族之间的崇高地位。可以说，唐太宗给我国西部民族直接的融合与发展作了杰出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唐太宗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创造了后人无法企及的盖世武功，更在于他能以一颗宽容之心对待天下臣民。他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一视同仁的非凡气度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中都是极其少见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这种“华夷一家”思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来，使得贞观年间的外交策略常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当年大破东突厥的时候，对待归降的颉利可汗与十余万突厥将士和百姓，唐太宗的做法就值得世人称赞。对于如何处理这些突厥降众，当时朝廷之中的争论异常激烈，最终唐太宗还是听取了温彦博的意见，妥善安置了这些突厥人。这些降众按照他们原来在突厥所归属的部落分别被安置在幽州到灵州的唐朝属地之内，而突厥原来的属地则被分为了四个州，分别是顺州、长州、祐州和化州。与此同时，唐太宗还下旨允许部分突厥人进入长安为官，不少突厥贵族都受到了唐朝廷的封赏，就连颉利可汗本人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
贞观二十一年六月，唐太宗还特意下旨要求臣下们将隋末战争之时，边境百姓们被少数民族政权俘掠的情况统计出来，好将这些百姓赎回中原。为了赎回这些百姓，唐太宗派了特使到边境各处访查，并花了大批的财力物力将这些被俘掠的百姓安置下来，“没落外蕃投化，给复十年”。
但这些被异族政权俘虏的人民之中不仅仅是汉族人民，其中还包括乌罗护、靺鞨等其他民族的人民，对于这种情况，唐太宗也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将他们一并用钱财赎回。不仅如此，唐太宗还下旨减免了他们的赋税，“四夷降户，附从宽乡，给复十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唐太宗这种战略方法是“以和为贵，以战辅和”，确实，这样“恩威并施”“德被四夷”的方法使得唐太宗在东方的威望与日俱增。他以“天可汗”对天下臣民宽广的胸怀和对万千世界包容的态度，成功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拥戴，也赢得了整个贞观的治世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