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子的堂奥
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归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有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对中国本身一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祖国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在中国语言里面有某些东西，是虽然看不见却能有力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的。思维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文中差异很大，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考；而用中文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考。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语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会显现有别，因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当我们说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与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与联想。因此，我开始用中国式的思考来研究中文，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与意象，在中文和英语两种如此不同的语言之间思考真是有点奇怪。我的英语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语思想具有较高的指向性与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杂碎。
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不感兴趣。中国的语言就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蹈循中国人务实的思想常规，常是两种真实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积”（那颗钻石大小如何），长短代表“长度”，而轻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理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东西”（你在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正”“义”“忠”“利”，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常流于相似。以“是”与“非”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合并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心”与“头脑”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心”字是同时指心肠与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感性的。《圣经》中“肠”（bowels）
字和它最为相近。克伦威尔在一六五〇年写给苏格兰教会会员大会的信中说：“我以基督的‘肠’（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因此，中国人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当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畴，没有沉溺在抽象推论里太久的危险。人，像一头鲸，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视一下云彩与天空。这种思想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性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群众”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言来写关于哲学的文章，绝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大众化”为耻。据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一本是专业化的，一本是通俗化的，幸而后来那本专家本遗失，所以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语，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会泄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吗？答案显然是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物”本身的那一刹那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地告诉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的：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决定的：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借用他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组织的不同而得到关于梨与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与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种与人不同形式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予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和梨子本身的不同相一致吗？然而我们谈到香蕉和梨子的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和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觉与经验，有什么好处？梨皮的坚韧与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们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信息，且是最有用的。耳朵对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的。这是“知识”的自然获得方式，这般微妙的发展，使一只鹿用它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须正确，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相符合，所以必须是“真”的，否则那只鹿就不能生存。我们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辆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向着一个人的方向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辆汽车的影像本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活动被直接记录下来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到那辆车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会立刻回答：“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中国人反唇相讥：“我当然不懂。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这样，东方与西方一定各自耸耸肩膀走开。
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是否出现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呢？答案显然是没有。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和知识范围的差异也没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推理方式是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方式与之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与认识论的寻求毕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与诗学……而对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与生物学知识，虽然观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叹与感动，都平心静气地观察，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中，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使他把所有鸡按科学分类，不是“硬的”，就是“软的”，至于它和别的鸟类如雉、珍珠鸡的可能关系，当作是没用的而丢开。孔子有一个学生叫作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道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中国人事实上沉溺于对全体的直觉认识，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称之为“无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凭第一印象估量事物，而以此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好感。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弗莱蒂尔用爱默生的语气对思想所说的话，道出中国哲学家的真相：
他的见解就在这里，是事前未作准备的，无可争辩的，像航海家从云雾笼罩的深海中露出来的信号。……他的风俗、作品及思想，都表现出他是一个绝对的印象主义者。他永远不会用一种明确的、逻辑的或精心结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见，而是用自然的且常是偶然发出的命令的方式。像“内容的次序”“绪论”“转调”这种东西，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他开始想申述某个观点时，我们以为他是在有系统地编织它，从各方面来说明它，且为它巩固防线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击。谁知突然有外来的一张图画，或一则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触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环节中，主题从此围着一个新的轴心旋转。
伟大的旅行便这样开始，最初我毫无察觉。我的心像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装备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会掠过那些思想的大陆，且发现它们奇怪、乏味、空虚（孔子的话初听起来常似有点空虚）。我四十岁生日时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学古今文章。”我必须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的框架，来阐释中国人的良心与直觉知识，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议放在中国直觉的评判下测验。
因此我必须停下来，分章描述在我终于接受基督教作为对人灵性问题的满意答复之前的沿途所见。我转回基督教，有些人曾对此表示惊讶，且觉得难以相信我会放弃接受现世与现实主义，而去换取较为可疑、较为形而上学的基督教“信仰”。我认为我应详述中国式的美和缺陷，指出他们在哪里已达到最高峰，在哪里答复不完满，从而将我的演进和转变作清楚的说明。我也应该说清楚天堂与地狱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说的那样，认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亲这样爱我，他将不会送我去地狱——不是五分钟，不是五天，而是永远地沦落在地狱里——这是一种甚至连世俗法庭也永不会觉得心安的判决。我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之所以回到基督教会，不如说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种直觉知识，由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从深处发出的信号”的感应。我也必须说明经过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不轻易改变一直崇信的道理。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美丽的山豆；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攀登道山的高峰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历这些之后，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我将只讨论儒家、道家这两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主流及东方第三大灵性势力——佛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除儒家、道家之外，还有诡辩家、法家、论理学家、墨家（墨翟的门徒）及杨朱派（为我而活），此外还有一些小流派。我甚至不想谈到墨家，因为这一派在公元前三世纪及前二世纪已经绝迹，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响。但墨翟与他的门徒，因为问答方法和伦理学的发展而为人所注意。他的学说实在是一个可注意的以“上帝的父性”及人与人皆兄弟的教义为基础的苦行及舍己为人的宗教。据说墨家是“清苦派”的，这是说他们为帮助别人，劳苦到只剩一把骨头。墨翟同时坚决地主张一神，他称此神为天。在中国，天是上帝的通称。
在后面论及儒家、道家与佛教的三章中，我所要关心的是人的灵性问题，以及这些可敬的思想关于宇宙和人生哲学的见解。我最关心生活的理想与人类的品性。耶稣的教训是在一个独特的范畴里，具有一种奇特的美，阐述了一些在其他宗教中找不到的、人所公认的教训。但首先我想在这里说明白，我们不能只为方便地作一种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而去说基督教是“真”的，因此儒家是“假”的。我们不能因此用简单的句子摒弃佛教，称其为“拜偶像的邪教”，不能因此说耶稣谈及爱、谦虚的教训是对的，而老子谈及爱的力量的教训是错的。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必须在作比较之前进入这三个思想系统及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念上都很少互相排挤。甚至斯多噶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表面上互相排挤，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相近的。而中国各家的教训，在中国人自己看来，尤其是如此，它们不是中国的怀疑论，而是中国人对无论在哪里找到的真和美都能接受的本领。伟大的中国人，像白居易（八世纪）与苏东坡（十一世纪），过的是儒家的生活，却作了渗透了道家见解的佛教诗。儒家的情形更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因为儒家是“君子”与“好教养”“有礼貌”的人的宗教，而这样就等于说一个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君子和有礼貌的人。道家过分强调基督教所主张的爱与温柔的教训，使许多人不敢接受。如果说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对罪的承认、深深地关切人类苦难的事实，却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这种文化融合的最好实例，可在苏东坡给他的侍妾朝云的诗中找到。苏东坡——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伟大的儒家学者，在六十岁的时候，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他的妻已死，而他的少妾在一〇九四年自愿随他到戍所惠州。朝云当时已成为佛教徒，而苏赞美她在对神（佛）的服侍上，像一个维摩天女。其中一首诗里，苏东坡谈及她把从前的歌衫舞扇抛在一旁，而专心致志于佛经与丹炉（道教）。待找到不死之药时，她将和他说再见而到仙山去，不再像巫峡的神女那样和他结成生死姻缘（儒家）。这首诗之所以比其他的诗突出，就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奇妙融合。佛教维摩天女的意象在诗中重现。按照佛教的传说，天女从天上散花，花瓣落在圣者的衣服及身上时将会滑落，但却附着在那些仍有世俗情欲的人身上。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次年夏天，朝云死了，她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念了一句佛偈，而按照她的意思，葬在一座佛寺的附近。那首苏东坡题在她墓旁白梅树上的诗，是我所读过的最纤美的。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是真的人生及痛苦、死亡、孤独的问题：用伟大的人类心灵来表达灵性与肉体的关系。在这里，人的心灵遇到了人生的问题，遇到它的悲凄和美。而耶稣用简单明了的方法解决了这些人生问题。
一、孔子那个人
如果现在来谈儒家的哲学，这是在我之前已有数千位中国学者写过的课题，我只能写出我自己对它的悟解、评价和阐释。我没有接受什么见解，也没有认为什么见解是当然成立的，我喜欢剥去孔子及儒家某些早已被曲解的见解和信仰。我的天性近乎道家，甚于因信仰而造就的儒家。那些新儒家已透过佛教徒的眼来看孔子的教训，为什么我不可以透过道家的眼来看孔子的教训？儒家与道家被视为中国思想中对立的两极：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而老子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而老子最关切的是宇宙的神秘和性质；孔子视宇宙为人的一部分，而老子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但从近距离来看，问题仍不是这样干脆和简单的。我认为，孔子对上帝与上帝意旨的关心、对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已被儒家通常的实证主义所蒙蔽。因为道家有意深入，而儒家一切都在表面上，至少是假作如此。道家的思想家较能欣赏孔子及其教义的某些方面，且帮助他避免只注意显著的德行与生活的实际问题。我想考察孔子对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灵性等较大问题的态度。
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私生子。他的父亲是鲁国三大名将之一，从下面这个故事中可见其勋业之一斑。有一次，他带鲁国的兵去攻一座城。当他的军队已有一半进入了敌人的城门，而另一半仍在外面的时候，敌人突然把城门放下。孔子的父亲看出敌人有诈，一手将城门举起，让他的军队全部退出。
孔子的父亲六十岁以后才娶了一个少女，即孔子的母亲，她是三姐妹中最小的。儒家的清教徒曾想尽方法来解释这段历史，以说明孔子并不是私生子，但我认为不必这样做。非婚生的子女常是很聪明的，这是自然的。“一切孩子都是自然的”，如一个法国贵妇所说，但我以为私生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为自然。意思是，这个孩子常是服从男女互相吸引的自然律、热烈的罗曼史的结果。其他记录似乎也支持这个说法，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孔子父亲死时，孔子尚幼，他的母亲不愿意告诉他父亲坟墓的所在（他的母亲想瞒着他）。等到孔子的母亲死后，孔子已长成时，他才从一个乡下老太婆的口中知道父亲是谁及他坟墓的所在，使他可以把父母合葬在一处。孔子被描写为九尺六寸高，古代的尺是长一指距，或八英寸，那么用现在的尺来量是高六尺四寸。无论如何，他的绰号叫作“长人”。
孔子童年为季氏牧牛羊，所以严格地说他是一个牧童，曾经学习做过许多粗鄙的事。但由于自修，他仍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被任为鲁国的中都宰，升迁为鲁司寇，且摄相事。在这里他有机会将他关于社会和政治的学说付诸实施，但因把握实权的鲁国贵族们对他失望而被罢免，正如柏拉图被西那库斯的暴君戴奥尼夏罢免一样。后来他辞职，离开他的祖国到外国（城邦）周游，共历十四年之久。像柏拉图一样，他想再度从政，但失败了，因为在他心中有他的革命理想，且相信只要他有机会，他知道怎样将它实现。这个失意的时期，同时也是孔子成就最高的时期。他常陷入困境，被人嘲笑、拒绝，数次被逮捕及拦劫，但他却始终保持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有一位伟大的儒者曾指这一点为他性格中最感人的一面。因为在这个时期，他显示出他真正的力量。没有一个国君愿意认真接待他或授予他权柄，门徒们都灰心失望，但孔子仍乐天安命。当他被逮捕或拘留时，他习惯唱诗或朗诵，而且自弹一种乐器来伴奏。他继续研究历史。经过多年的浪游，他最后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几个门徒都已在政府做事。因此他以一个“大老”——官吏老师的身份回乡，在他七十二岁那年去世。就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四五年里，他着手做最伟大的工作，即专心编辑古代的作品，写下他一生对历史的研究。这些书留传下来，就是儒家的五经。
新儒学的清教徒们总是尝试把孔子描绘成一个拘执小节、具有尊严的圣人。他们把他弄成一个缺乏人味、完美的圣人。事实上，孔子是他那时候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最怕受人尊敬。根据 《论语》的记载，他曾做过几件使那些正统批评家骇异的事。那些正统家惊呼：“一个圣人，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这些经文显然是后人窜入的。大哉孔子！”我只提及一个记载在《论语》中的事例。孔子对那些佞人与伪善者的反感就像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态度一样。一天，有一位这类学者来见孔子。孔子吩咐仆人告诉那位来访者他不在。然后，为表示他对这个叫作孺悲的人的深恶痛绝，他做了一件很无礼的事。当那个来访者仍停在门口的时候，他拿起自己的弦乐器来唱歌，“使之闻之”。孔子曾一再地说，“乡原，德之贼也。”“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有一次，他描写当时从政者为“斗筲之人”。又有一次他真的拿起一根杖去打一个他非常不喜欢的人的胫，且称他作“贼”。这是孔子礼貌的标准。
孔子就像石头一样坚强，生而有不竭的精力，能忍受工作上极度的紧张，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善感，而且多情。《孔子家语》记载说：
孔子适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以赠之。子贡曰：“所于识之丧，不能有所赠，赠于旧馆，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恶夫涕而无以将之，小子行焉。”
可见他对心腹弟子友善而温柔。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春秋》，是令当时统治者们惧怕的标尺。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在统治阶级的圈子里面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因为他对篡位者做了严厉的裁判。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不能协调时，孔子显示出一种坚强不屈及对自己的可笑处境保持幽默感的混合性格。周游列国时，孔子和弟子们被某座小城的官吏拘留，甚至绝粮数天，因此实际上陷于饥饿。数天之后，许多跟随者都饿得不能起来，但孔子仍继续奏弦乐自娱。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知道弟子们心中愤愤不平，于是他把子路召入。
（子）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
子路愠，作色而对曰：“君子无所困。意者夫子未仁与？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与？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闻诸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久矣，奚居之穷也？”
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晋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
子路出，召子贡。告如子路。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
子曰：“赐，良农能稼不必能穑，良弓能巧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叹曰：“有是哉，颜氏之子！吾亦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孔子似乎很难和女人处得来，他休了妻。他有一次说过一句贬抑女人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其他方面，孔子并不是一个容易服侍的人。他太太发现他有许多奇怪的癖性：他要右袖比左袖短一点以便于工作，他坚持睡衣必须长过他的身体的一半。他对食物吹毛求疵，使他的太太感到为难。《论语·乡党》篇对孔子的习惯有详细的描写，据说孔子不吃这样，又不吃那样。我想每餐一定都使孔太太大伤脑筋。素菜可能不够多，肉可能切得不够正。这些事情，如果她有时间，她倒可以注意。但他坚持要饮家酿的酒，吃家制的干肉。有一天家里的肉脯已经用完，她不得不急于在外面买，却发现他拒绝吃现成的肉脯时，她已经打了一半主意要离开这位“伟大”、难以侍候且好吵闹的学者。等到她再发现她的丈夫因为她忘记把姜放在桌上而拒绝进食的时候，更坚定了她离开的决心。但当有一天她发现这位好人因为肉切得不够方正而拒绝食用，她只有走开，让他去找每次切肉都能切得四四方方的女人来服侍他。他是一个对食物多么挑剔的人（这不只是欣赏美食方面的挑剔，而同时坚持它要弄得适当地送上来）。
刚巧，孔子和他的儿子、孙子，都曾出妻。由于孔子的独子和孙子都面临一个高难度的技术问题——人对出母应守丧多久，从而使我们间接知道孔子孙子的儿子也曾面临相同的问题。曾子——谈孝道的大哲学家，孔子孙子子思的老师，也曾为他的妻子没把饭蒸熟得罪了婆婆而把她休了。无论如何，在孔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的是单身汉的生活。
孔子信天和天命。他说自己五十岁的时候已知天命，且说：“君子居易以待命。”上帝或天，如孔子所了解，是严格独一的神，但在民间信仰中，则有许多神祇。有一次，有人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而孔子回答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孔子有一次病得很厉害，有人建议他“祷尔于上下神祇”。孔子回答说：“丘之祷久矣。”他很注意祭祖，他说“祭如在”。大家都知道孔子不大注意死后的生活，至少他教训中的主调是如此。另一方面，《论语》一再记载他对死者同在的敬畏和虔诚之心，同时也记载他所最“慎”的事情是“祭”与斋。换句话说，孔子假定神是高高在上的，用神秘微妙的方法来领导人事的进行，他对《易经》的兴趣显示他深信命运。他一生注意对古代宗教祭祀方式的历史研究。我们必须假定宗教祭祀这个主题曾对他有很大的魔力。例如他说：“知其（禘礼）说者之于天下也，如其示诸斯（掌）乎？”
他的思想中还有美学的一面，他对音乐的挚爱显示出他性情的敏感。他差不多每天都唱歌，而当他喜欢别人所唱的一首歌时，他“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说他小时候在邻邦齐国听到一篇伟大的作品，“三月不知肉味”。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它确能指出他对音乐的爱好。他曾形容音乐为教育的金顶，这正足以显出他是那一类的哲学家，他常常显现出对人心世道不可见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