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2)

中国人文主义，即儒学，集中关注人类的价值观。直到意识到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之后，西方读者才会觉得令人失望。儒家排除了物理结构和形而上学，集中于人类关系的价值。有关人类关系，我们发现的东西不但不多，而且似乎很少。但儒学认为，有本质知识和外部知识。外部知识是事实世界，本质知识是人类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世界。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儒学观点来看，少可能是非常多，多可能是非常少。因为中国人文主义的本质是根据人类动机心理学，通过对于人类价值的正确评判，来研究人类关系，其目的是我们可以作为理性的人那样行为。这就是全部，但它可能意味着很多。儒学的观点，政治必须隶属于道德，政府是随波逐流的权宜之计，法律是秩序的肤浅工具，警察是道德不成熟的个体的愚蠢发明。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只有通过教育和修养，通过礼仪和音乐的熏陶而获得的道德秩序感，才可能形成行为带有尊严和自尊的道德成熟的个体。获得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手段的概念与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学者的概念南辕北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时出现了整个西方社会和政治哲学结构的对跖点。儒学对于任何文明的最终检验是这个文明是否产生了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朋友和好人，他们拥有犀利的敏感性，最渴望别伤害他人的感情。也许，这可能是文明的最后结局。也许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呢？或许，对于二十五世纪的人而言，我们今天作为个体和民族的社会行为似乎非常粗野。也许，在二十五世纪的人看来，今天的一些所谓的世界领导人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带有部落思想的野蛮人，就像今天的我们看待迦太基统帅汉尼拔[3]一样。同时，自我欺骗不得不进行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告诉自己说，目前知识的分离和价值观的崩溃需要重新建立一些人类价值观，但我们不知道怎样开始才好。研究任何类型的人类价值观的方法、技巧和哲学基础不在那儿。只要机械的技巧和物质主义的方法依旧是大学教授的主导思想，那么，这样的价值观显然是重新发掘不了的。我说的“物质主义”并不是指满脑子想着物质进步，这是对西方世界的著名指控。我举双手赞成物质进步。我的本意是说科学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视角，已经毫无希望地使欧洲的人文学陷入了瘫痪状态，使它陷入了完全的嘈杂与混乱之中。

如果研究一下人文学教授是如何从他们的道德堡垒开始溃退，然后因为惧怕善恶的区别甚至任何的道德情感而逃遁，他们是如何生活在对立场的极度恐惧之中，从而把自己的大脑训练为客观地把任何事物都视为有待去分析、解释和比较的机械现象，他们又是如何最终成为道德蝙蝠，放弃所有的道德判断，害怕道德就像惧怕毒药那样，最终厌恶人类的自由意志，成功地消除掉自己的学术良知，这样的研究将会非常有趣。联合神学院的系主任为《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一件非常典型且意味深长的事情。他邀请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同事在学生早祷会上讲话。这位科学家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他的王国是精确的知识。因为善恶问题就其本性来讲不能在精确的知识框架之下进行分类，而且上帝本身也不可能降至数学公式的地步，所以善恶超出了教授的范畴。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因为，不管你怎么认为，上帝和撒旦是永恒的确实存在。但是，因为没办法通过百分比或统计表的形式来解决善恶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得搁置一边。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物质主义对人文学的侵蚀以及人文学被教授的虚假直觉引入歧途而仿效自然科学的技巧和设备，这样的研究将会非常有趣。对于岩石和矿物质，甚至于我们动物朋友的客观研究，可能没有什么道德良知在里面，因为自然科学只要求客观性和非道德的学术态度。科学方法被偷用于人文学时，天真的想法是我们开始使人文学成为真正的科学，那个非道德的客观方法随之而来。但是，在自然科学中，公正性被认为是美德，而在人文学科中，它是而且一定是罪过。因为研究的对象和数据的性质不同，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的人文学一定是不真实而且不充分的。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伪学科，只有在比喻的意义上，它们才可以叫做科学。我明白，不仅有智力测试，用来处理特别主观的事情，比如“社会意识”和“个人魅力”，“男性化”和“女性化”以及“性格力量”，而且在某一体制甚至于一台机器里都有，在这样的机器里，只消把一个人的答案塞到机器里就可以得到其智力的准确百分比，机器把这一切都给做了。这只不过是教授们对本意良好的机制赋予者所开的无赖玩笑罢了。

大约19世纪中期开始，由于自然科学声望的飞速提升，人类研究的所有分支都开始自诩为“科学”。“有机物”、“自然法则”、“起源”和“进化”这样的术语应用到了文学和历史研究之中。奥古斯特·科姆特把他的新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把社会称为“一种有机物”，开创了这一风气的先河。他说的“社会是一种有机物”是什么意思，谁也搞不清。甚至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也存在名副其实的“本质法则”狂欢。泰恩把它们应用到文学史，马克思应用到经济学，左拉应用到小说，甚至把他的文学和传记研究叫做“灵魂科学”。不过，没必要再回溯到历史中去谈这一现象，现代就有许多此类例子。J.B.沃森博士一天作出了惊人的发现，有可能不用思想和感觉就可对人的思维进行研究。他认为，他正要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采用的方法是消除掉中世纪术语，如“意识”、“意志”、“情感”、“记忆”和“知觉”，把心理学局限于机械冲动和反应的衡度。他的灵感显然来自他对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世纪发展的结果，人们只需想想西奥多·德莱塞关于人的观点，他把人视为一种化学合成物、一个落入陷阱的动物，在盲目的机会、盲目的冲动和驱动以及无道德责任的巨大混乱中四处走动。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4]

可以证明，由于侵蚀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的科学物质主义产生的直接后果，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碎片。人文学教授已经降低到了发现机械法则统治人类行为的地位，而且，越是证明“自然法则”的森严，就越能证明意志自由是一个假想怪兽，教授的智力愉悦就越大。因此，对于历史的经济阐释，是把历史设想为决定主义者的牢笼，把人设想为关在里面的二足动物，在笼子里朝食物的方向走去。马克思当然以他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机械观而自豪，因为科学唯物主义一定意味着决定论，决定论一定意味着绝望。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受钦佩的精神——不是最伟大但是最时尚——是悲观主义，这绝非偶然。我们国际上的混乱建立在哲学绝望的基础之上：波德莱尔的绝望、于斯曼的绝望、哈代的绝望、德莱塞的绝望、T.S.爱略特的绝望、普鲁斯特的永恒遗憾、塞缪尔·巴特勒、迪安·英奇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轻度悲观主义，还有毕加索、立体派、超现实主义者、弗洛伊德的暴力绝望。只有像沃尔特·惠特曼这样的强健大脑没有受到科学精神的折磨，与生活和伟大的人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人可以在普通人身上保有巨大的爱和信任。说新英格兰文化的花朵跟中国的特别相近，这非常有趣。惠特曼的神秘主义和他对血肉人性的爱，罗素的和平主义和乡村理想，爱默生的洞察力和机敏智慧。这朵花不再盛放了，因为工业主义精神粉碎了它。

然而，因为方法和材料的差异，人文学的这种伪科学自然主义一定永远不会充分，而且令人悲哀。把母爱追溯到卵巢，从人类生活的本性上看，一定不会充分，而且事实上是这种伪科学的一个最邪恶的谎言。老母鼠在注射卵巢分泌物时确实恢复了母爱的魔力；但人类的母爱除了相当短时间的哺育之外，还必须依赖其他东西——每天的亲子交往，也许有常见的贫困挣扎、记忆力的储存、语言习惯或一些根深蒂固的怪癖，使儿子对母亲很眷恋，母亲对儿子也很亲近。老鼠的母子关系并没有这个时期。那没有卵巢腺的父亲怎么样呢？他怎样爱自己的孩子呢？科学必须永远弃绝下面的可能性，即证明在母亲孕育孩子时期，父亲会产生任何特殊的分泌物。同样，男女之间的爱情价值论也被这种科学破坏了，开始是把爱情和性爱混为一谈，后来就只是以性爱来阐释爱情了。爱情已经从它的显要地位给废黜下台。这一点我们得感谢弗洛伊德们：

心灵与身体的隐私不再；

心理史的学生已剥开了无花果叶，

驱散了所有的神秘，

把赤裸颤动的灵魂送到食器洗涤处，

洗手间成了公共画廊；

他们已经愚钝了爱的魔力，

把浪漫的美酒变酸，

摘下骄傲的羽毛，

露出赤裸的眼光，

至高心灵的内心圣所，

从他的坛上罢黜，

为显贵的力比多加冕。

我们的人性观已被歪曲和贬低。底线已经给淘汰出了人类宇宙，结构也招架不住了，有些东西必须打碎。必须从现代知识的碎片里建立一个新世界，东西方必须构建在一起。

在每部分序言中，我对中国部分的不同选篇分别进行介绍。道教和佛教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我在这儿想说的是，对于这个好斗的现代世界的即时问题而言，读老子的著作要比读孔子的著作更为重要。我自己不得不作了许多新译，包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了解《尚书》和《孟子》对于理解中国民主思想非常有必要，而西方对此知之甚少。但在家书和谚语中，特别是在《浮生六记》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可能具有同样的启迪作用。因为“中国文明的精神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要在《浮生六记》里找到，在中国人生活的画面中找到。中国人的生活不是中国思想家认为的生活应该那样度过，而是普通人所过的那种真实生活。《浮生六记》，还有《中国诗人家书》，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一窥中国人的生活。《浮生六记》很有价值，因为这是自传而非小说，是一位中国人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美丑在这儿，书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中国精神的根本气质，其抗争、其渴望、其屈从、其生活道路上的随意几瞥都在这儿，这是一位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国人真诚记录下来的，尽管他的绘画或他作为商业旅游者的小职业并不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