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紫荆山的土客阴影

洪秀全立意创教的时候，恰好赶上了一个特别的年代。入关两百年的满清统治，按照朝代演化的一般规律，已经进入了衰败期。自秦汉以来进入官僚帝制结构，中国王朝一乱一治的周期，似乎无可抗拒。每个朝代，如果能熬到200年左右，就必然走向衰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个朝代都是靠官僚机器来统合管理社会，但是，到了一定时候，官僚制度就会锈蚀，体制从干事变成养人。人浮于事、专事牟利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而王朝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又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对这个统治机器进行修缮。改革基本上都是要失败的，不是被废止，就是变了质。当王朝进入不能不改、但越改越差的阶段时，王朝的寿数也就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调节社会矛盾、应付未来变化的主要机制，就是官僚机器，一旦这个机器失灵，那么社会问题就越变越严重，直至崩盘。

清代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在人口税事实上取消之后人口增加导致的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很严重，但是，明末以来引进的玉米和番薯，已经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粮食种植，使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从土地上离开，进入城市，是一般的规律。一般来说，如果迁出的人口能够得到很好的安置，离开土地、从事工商服务业的人口能够安定，人口增加不见得一定是负担，反而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但是，清朝是一个最保守的王朝，这是一个本身相对弱小的异族政权。这个王朝，长期没有自己的工商政策，没有商税，同时，也刻意强调重农抑商，刻意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合时宜地抑制了工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王朝还采取各种措施，阻碍人口的迁徙。不许关内人口迁往关外，对出国的侨民采取敌视政策，将其视为弃民。同时，对于两广、福建、湖南的土客籍矛盾，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过于偏袒土籍，导致这些地区的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动辄大规模械斗。同时，鉴于清王朝异族统治的性质，王朝对于汉人士绅一向采取限制防范政策，因而遏制了士绅阶层的社会调节功能。显然，这样的功能，对于一个传统小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说，这个政策虽然在王朝的中期有所改变，但直到太平天国兴起，总的改善不大。

这样一个老化的官僚机器，面对这样繁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仅捉襟见肘，而且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两广、福建和湖南、江西的土客籍问题上，尤其如此。

其实，所谓的土客籍，都是汉人，都不过是先后迁徙到南方的汉人而已。但是土籍来得早，而客籍来得晚。客籍，又称客家，多为南宋之后南迁的汉人，而土籍则来得更早。两拨人分了先来后到，即使祖籍相同，眼下却口音不同，风俗相异，自然就形成了地域矛盾，而且这个矛盾不大容易化解。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两个与生俱来的印记，不可磨灭。一是血缘，二是地缘。这不是两种社会学的符号，而是汉人特有的价值观意义的符号，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或者叫社会资本。中国人就是凭借这个，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获取资源。

土籍是先来者，客籍是后到的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势必形成资源的争夺。一般来说，土籍所占的地段都比较不错，而后来的客家人，则只能占有较差的土地。土籍在平原，客籍在山区。即使同处平原，客籍的地位也相对较低。但是，土客籍共处，已经几百年了，期间此消彼长，有些地区，客家也有占优的时候。地缘的认同，是那个时代近乎恒久的认同。尽管同处一个地方，已历百年以上，而且原本就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双方似乎根本没有彼此融合的迹象。中国的农村，对于外来者一向都不太友善。土籍具有优越感，对后来到来的客家人相当敌视，在他们看来，这些后来者是入侵的敌人。而且这敌人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反客为主之势。为了表达他们的敌意，他们把原本同一种族的客家人的“客”字，加上犬字旁，就像汉人蔑称少数民族或者外国人一样，不仅非我族类，而且类同禽兽。同样，长期受压的客籍人，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山区，艰苦的环境也养成了他们好勇斗狠的性格，非常有战斗性。

明清以来，两广的土客籍，多次发生械斗。有的械斗，规模大到波及数县。当然，作为统治者，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械斗，因为它代表着社会的动荡。但是，一直以来，清王朝对土客籍的械斗，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止。因为很多地方官总是喜欢分而治之，利用矛盾为自己获利。

王朝末世，最大的表征就是统治机器锈蚀，治理能力严重退化。表现在处理土客籍冲突之时，就是掌控局面的能力下降。地方官处事不公，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土籍绑架，在土客籍冲突中，每每偏袒土籍，压制客籍。结果是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势同水火。

当然，在这种事态下，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也只能在客籍人中间传播，成了客籍人的教。在洪秀全徘徊于两广以及进入罗孝全教堂这段时间里，他的好友冯云山一直在广西紫荆山区传教。在洪秀全来的时候，冯云山已经打开了局面。

清代的广西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省份，相对而言，比广东贫瘠得多。在广东都是客家在山，广西就更是如此。广西的紫荆山，是客籍人的天下。冯云山带来的拜上帝教，具有一个新鲜宗教的一切特点，不仅有一个超越以往诸神的超大神灵，而且具有神秘性，组织性强。其时，正值王朝末世，种种末世迹象让人心神不宁，无论如何，都要找一个靠山。而冯云山传教，跟诸多民间教门一样，利用人们对末世的恐惧，渲染末世的灾异和劫难，假说入教即可消灾避劫。于是，这个教门慢慢打开了局面，信徒越来越多。由于有了拜上帝教，紫荆山的客家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超越性的神灵，再加上这种宗教消灾避劫的期许，所以，拜上帝教很得人心。可以说，紫荆山的客家人出于跟山下土籍人的争斗的需要，也需要一个宗教，而冯云山给了他们这个宗教。洪秀全来到的紫荆山，已经是拜上帝教的紫荆山。

在拜上帝教的传播过程中，冯云山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洪秀全的功劳在于，他善于突发奇想，能创造或者说编造出一套教义来，而且胸怀大志，志向远大。但是，这个人行动力太弱，只是一个嘴上的教主。轮到需要做事了，百无一用。而冯云山却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遇事能拿出办法的人。更重要的是，无论他怎么能干，干出什么成就来，都甘居洪秀全之下。有了这样的搭档，拜上帝教没有不兴盛的道理。

洪秀全到来之后，由于有了在罗孝全那儿三个月的学习经历，拜上帝教在教义上更加完善，具有更强的排他性。在破除偶像方面，拜上帝教不仅走得比天主教远，比它的母体新教也远。在紫荆山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洪秀全和冯云山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一些砸庙破偶像的出格行为。而做出这样的行为，又没有招致恶报，就使得当地人更相信在他们身上具有神奇的力量，从而更加扩大了拜上帝教的影响，就有越来越多的客家山民，乐意跟着他们走。别的不讲，单讲跟土籍人的争斗，有了自己的教门和没这个教门，大有不同。尽管官府总是站在土籍一边，但紫荆山区天高皇帝远，有好多事官府都管不到，打个架，斗个殴，有组织的就是占便宜。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总是喜欢把拜上帝教（他们称之为会）说成是穷苦人的组织，其实，拜上帝教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阶级畛域。不是穷人才信这个教，紫荆山区的客家，无论贫富，除了一些固执儒家信条的儒生之外，都信。甚至一些有功名的举人和秀才，也加入了拜上帝教。很明显，这是一个客家人的宗教，加入这个教，对保护他们的利益，跟土籍人争斗，有着莫大的好处。

后来的太平天国的事业，紫荆山是一个里程碑。天国的领导人中，杨秀清、萧朝贵是穷人，石达开和韦昌辉是富人。无论贫富，他们的共同敌人都是土籍。可以说，没有土客籍矛盾，没有紫荆山的客家人，就没有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