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兄弟阋墙——革命团体内部的裂痕和误解(3)

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不同，章太炎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438]；陶成章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439]。刘师培则主张通过“农人革命”以没收地主的土地，按口均分，“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440]。他尖锐地抨击同盟会的“土地财产国有之说”，指责其为“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441]。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刘师培反对任何政权机构来干预土地问题，而主张诉诸农民群众完全自发的行动。

刘师培等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这自然较孙中山和同盟会为急进，但其目的在于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他们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刘师培主张“杀尽资本家”[442]，称实业为“民生之蠹”。据他说：工业日进，机械日新，那么，小民的生活也就愈加困难[443]。章太炎认为，小艇如果可乘，就不必去造轮舰；躬耕如果可以足食，就不必去搞什么机械[444]。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他甚至公然主张人类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445]。

4.在革命策略上，孙中山主张发动会党、新军以进行武装起义。1895年，孙中山即在广州举行了武装反清的最初尝试。1906年之后，他又积极筹备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边境发动起义。整个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政府这一点上，孙中山始终坚定如一。

刘师培等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1907年，张继译出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的《总同盟罢工》。该书提倡“非军备主义”，主张以“直接行动”——全社会的总同盟罢工作为“工人阶级反抗掠夺者的不二法门”[446]。刘师培、章太炎均曾为之作序。刘序认为，如果罗列的策略能够在中国推行起来，就会出现“握政之人，丧其所依”的局面，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他批评孙中山发动会党以进行武装起义的策略为“罔恤民劳”[447]。章序的观点与刘序大体相近。他天真地设想：只要全体劳动者发动起来，“一市之间，闭门七日”，那么，不仅统治者的“馈饷役使”无人供给，而且连军队也将无法发挥作用，“虽有利器，且缩不前”了[448]。这一时期，在东京的一些集会上，章太炎、刘师培、张继三人曾密切配合，多次宣扬过总同盟罢工。例如1907年11月，留日中国学生因收回苏杭甬路权事在东京集会，即首由章太炎建议运动省城罢市、罢工，次由刘师培声称“惟罢市，罢工尚为有益”，末由张继“申明无政府主义罢工之说”[449]。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中，陶成章这一时期是主张武装起义的，但和孙中山在南方边境发动不同，他主张在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一带发动。为此，他于1908年春夏间积极组织五省革命协会。

双方在思想观点和斗争策略方面的分歧大体如上，它们是导致同盟会分裂的真正原因。关于此，日人竹内善朔说：“到了明治四十年（1907年），张继、刘光汉[450]（当时都在二十四五岁左右）等优秀青年才受到社会思想的刺激，因而改变了过去指望通过‘大陆浪人’取得日本朝野较著声望的政治家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的那种想法，转而希望自己去掌握科学的、哲学的、条理清楚的革命原理，用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据我看来，他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才开始面向社会主义，换言之，不依靠外力而要自力更生的这种愿望促使他们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恐怕正是孙文和章炳麟及其他青年革命党员之间发生裂痕的原因所在。北一辉写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也曾提到，这大概是明治四十年孙逸仙从日本政府（？）某机关得到五千日元（当时我们听说是由犬养毅派人从中斡旋的）后离开日本的原因。《民报》社的人们都指责这件事，说孙文被收买了；其实，我们当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孙文看来，对于当时留日青年中的这种思想变化情况，继续在日本待下去也无能为力了。因此可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之间构成了发生内讧的原因。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话，这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派别问题如出一辙。可以说，思想的成长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分裂，而且其中又掺杂了感情活动。”[451]竹内善朔是幸德派的金曜讲演会成员，同盟会分裂的目击者，他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的观点中除谬误的成分外，也有若干合理的成分，但是，极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把它们扭曲了。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这一阶级经常在“左”和右两极滚动。列宁指出道：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452]。“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亲身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亲眼看见了或听到了日本、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罪恶，因此，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绝望。刘师培等认为，与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还不如保持封建主义。刘师培声称：“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代议之制度，较之官吏之专制，其害尤深。”[453]章太炎也表示，如果没有均配土田、官立工场、限制财产相续、解散议员等四条作为保证，那么，“勿论君民立宪，皆不如专制之为愈”[454]。他说：“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455]，“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456]。这就从“左”边滑到右边去了。

1907年冬，由于悲观失望，章太炎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他先是通过清朝政府驻长崎领事卞昌向张之洞谋求路费，未成，又连续给短期归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五封信，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457]。他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到上海后，刘师培立即写信向端方自首。次年1月，张继因参加幸德派的第二十次金曜讲演会，被日本警察追捕，辗转逃往法国[458]。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就失去了一员干将。其后，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改出《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继续高唱无政府主义，暗中则为清朝政府做侦探。4月，章太炎与刘师培、何震、汪公权之间因事吵翻，章太炎从刘、何的住处搬回民报社。6月，发表《排满平议》，明确表示和无政府主义决裂，宣称“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459]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又失去了一员干将。此后，刘师培夫妇逐渐受到东京中国革命党人的冷落。在此期间，刘师培、陶成章之间也发生不和。这年11月，刘氏夫妇回到上海。为了制造混乱，挑拨关系，将章太炎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的五封信影印寄给了黄兴等人。黄兴当时“一笑置之”[460]，但以后却从这五封信引发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本来就相当复杂，由于出现了刘师培一流内奸，它就更加复杂化了。

三 第二次倒孙风潮

同盟会中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反映出革命派内部政治、思想上的深刻矛盾。但是，除个别人与之稍有辩驳外，并没有形成一场是非明辨的论战。

从孙中山一面看，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认识不足。曾经有人提醒他：无政府主义“其性质与同盟会之民生主义迥殊”，但孙中山却回答说：“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461]

从“社会主义讲习会”一面看，由于张继出走，章太炎、陶成章和刘师培之间不睦，这个派别也已处于涣散状态，无法继续活动，更无力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同盟会进行新的攻击。除刘师培外，无政府主义的旗号也逐渐收了起来。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转为经费问题。

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的风潮严重地伤害了孙中山的感情，自此，他将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浇注到了南洋方面。1907年8月，孙中山积极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使之成为宣传革命和与改良派论战的新阵地。他不仅亲自为该报撰稿，过问编辑、财务、招股等事，而且多次表示，《中兴报》的文章议论“颇惬人心”[462]，“于大局甚为有关”[463]，维持《中兴报》乃“吾党在南洋之极急务”[464]，要求南洋各地同志积极支持。

在此同时，孙中山又积极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并酝酿将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465]。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订立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二条，委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以期互相联络，“协力相扶，同心共济”[466]。通讯办法规定：各团体间至少每两个月互相通讯一次，住址有移换时，须即时通知南洋支部，如有新团体成立，即由南洋支部发信通知。这样，南洋支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东京同盟会总部愈来愈涣散，《民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

《民报》在归章太炎编辑后，逐渐倾向于谈国粹，说佛理。孙中山、胡汉民离日后，原主要撰稿人朱执信、汪精卫等也陆续离日，《民报》谈佛理的文章逐渐增多。1908年2月印行的第1号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缘起说》。有读者批评其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467]。这种不满当然不会是个别的，因此，销数锐减，“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468]，窘迫得开不了伙。章太炎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469]。其后，章太炎曾写过五六封信，打过三四次电报，呼吁南洋方面接济，据说，“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470]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陶成章准备亲往南洋招股。对此，孙中山及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均加劝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且多非资本家”，“必无效果”，建议在东京另筹[471]。陶成章没有听取这一意见，于1908年8月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为《民报》募捐外，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到南洋后，陶成章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据有关人士回忆，“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发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472]。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5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对此，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473]。陶成章要求为他写介绍函去各地募捐，孙中山同意了[474]。

“南洋经济恐慌”并非完全是孙中山的托词。自1907年黄冈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发动了六次起义，用去近20万元，南洋华侨中有力捐款的同盟会员大都已成强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后，六七百名起义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经济更形拮据。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云：“党中财政日困，虽香港一隅，或得檀埠同志之接济，而他方则无法可设也。”[475]信中所言，应是事实。

由于在经费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陶成章决计“独自经营”[476]。他制订了章程，开始以浙江同盟分会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进行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说明：“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巳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又称：本会“以浙江为根基”，“以江、浙、皖、赣、闽五省为本会办事区域”。[477]这一章程突出地夸张光复会的作用。它绝口不提兴中会，把成立在前的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的母体，并将“办事区域”扩大到浙江以外的东南各省，显然，都是在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