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何所从来——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4)

附记：

本文所引日本外务省未刊档案，大部分为邹念之先生所译，谨此致谢。

宋教仁佚文钩沉

陈旭麓教授主编的《宋教仁集》辑录相当丰富，但仍有缺漏。兹就管见，增补较重要的佚文数篇，略加考订和分析。

一 致李、胡二星使书

此札发表于1908年10月12日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日报》。李，即李家驹。胡，即胡惟德。两人于1907、1908年先后出使日本，故称星使。全文为：

李、胡二星使执事：

敬启者：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夺我十数万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著《间岛问题》一书，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又以某素为公等所目为党人者，若遥自贡献，必受峻拒，而反无益于事，故又委曲设计，介于敝同乡之曾为李公旧属许孝绶氏（此君非某同主义者，实为宪政党员，幸勿误会），以达李公之前。幸为李公采纳，抄送外部；外部得此，果大有所资于谈判，向〔而〕获斥退日人之口实。因是且有电欲招致某，谓有面询之要。适有来自北京之友人贻书劝某，谓项城外相实有非常之志，曷藉此阴与握手（此人与李公有旧，其与项城之关系，李公当亦知之，其与某手札尚在敝处也）。某闻此亦既跃跃有入虎口之意。既而事为中日报章所播，道路纷纷，谣谤交作。某之怨家，或谋以是陷某，故某有所警戒，乃取消前议，决计不去。前此对李公谓须政府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方可赴召者，亦不过欲攫取政府金钱，以为吾党用之术也（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惟是某虽来去，而事既有形，公等或曲解某意，谓某实有所希冀，亦所难料。又悠悠之口，不揣其实，谤声之加，在所不免。吾党作事，固不求人谅知，然不有以释于公等，则将谓吾党之人有遗行矣。今某不胜大愿，恳请胡公即将此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以示与公等断绝关系之义，以祛公等之曲解。折子一册，已奉缴于贵署会计课，乞为检纳。噫！人各有志，不必相强，笑我置我，岂所计及！惟此心能见白于此，则惟行吾志可矣！

抑某更有请者：李公学问非外交材，而惟颇长厚，某亦深佩。胡公持节有年，对外之政度不甚谙。今后其各善自努力，以辅弼公等之政府。际此立宪维新之会，各位官禄，固亦大切，然爱惜国土，保持利权，勿使同胞后日有失啖饭之所，亦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之义也。二公勉之哉；手肃，敬候起居不宣。某顿首。

《中兴日报》在发表本札时介绍说：“湖南人宋教仁，为著名之革命党，曾在东京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去年游历满洲，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方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非常棘手。及得此书，如获拱璧，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其书之价值可知矣。”又说：“袁世凯、那桐等谓宋有大才，特电驻日使李家驹，令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宋拒绝之。及新任日使胡惟德来，奉袁、那等命，力求宋赴京重用，敦促再三，宋大愤，移书李、胡二使，辞甚决绝。”按，胡惟德接替李家驹使日，时在1908年8月1日[361]。据此可知本札必作于此后的一两个月内，或即作于《中兴日报》发表此札前不久。

1907年，日本为侵略我国东北，擅自派人率领宪兵在图们江北岸我国领土上设立派出所。同时，制造假证，提出所谓“间岛问题”，否认中国对该地的主权。8月24日，清政府外交部表示：间岛系日人强立名目，其地为延吉厅所属，确系中国领土。9月，清政府任命陈昭常为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为帮办，勘查界务。

宋教仁1907年春去东北进行革命活动时，对延吉地区作过详细考查。为了揭穿日本侵略者的谎言，他进一步收集资料，以数月之力写成《间岛问题》一书。该书资料丰富，证据确凿，当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得到此书后，准备调用宋教仁参加对日谈判，宋教仁也准备借此打入清政府，并索取一笔酬金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此事因故未成，宋教仁便写此信向李、胡二人说明原委，表示其革命立场，并交还留学生官费折子。

宋教仁是革命党，以推翻清政府为职志，但是，在“间岛”问题上又不能袖手旁观。从保卫祖国领土出发，他毅然著书、献书。本札正反映了宋教仁在这一问题上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

关于宋教仁和清政府联系的经过，以往有人回忆说：宋为穷困所迫，将稿子请覃理鸣介绍，求售于某学社，未被接受。有某翰林赏识此书，愿出百元买下，宋不允。适值袁世凯在京，因欲查明延吉情况，令驻日公使杨枢物色留日吉林学生二人担任此项工作。杨从某翰林处得知宋著，便从覃理鸣处取出原稿，将内容摘要电告袁世凯，袁极赞许云云[362]。在这里，宋教仁是被动的。《致李、胡二星使书》说明，在整个过程中，宋教仁“委曲设计”，是主动的。其过程是经由许孝绶转达李家驹，再由李家驹抄送清政府外务部，完全和杨枢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本札提到，有“来自北京之友人某”，此人和袁世凯有关系，他声称“项城外相实有非常之志”，建议宋“阴与握手”。据樊光回忆，也有人对陶成章作过类似的工作。他在所撰《章炳麟、陶成章合传补充》中说：

当时袁曾派一人至东京考查政治，故意与焕卿先生邂逅相识，与先生攀谈时恭顺有礼。其人袁姓，广州人。……（他）说：吾与项城皆崇焕子孙，公论之仇至今犹新，项城素仰我公大才，常谓旋转乾坤之壮举，惟与我公图之。我公曷与我同诣京师，与项城面谋机宜，则天下可定，百姓之福也。并谓：如暂时不能晋京，我公需要经费，不论巨细，项城必愿为助。[363]

游说宋教仁的和游说陶成章的不一定是一个人，但两件材料都说明，袁世凯此时确实在东京革命党人中有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