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双重任务——20世纪初的反帝反清斗争(7)

其次是禁止开会集议。瑞澂称：“边务交涉，朝廷自有主持，岂容无知学生开会干预。”[305]陆军部要求各省陆军学堂严禁学生预闻。保定陆军学堂有几个学生试图开会，竟被诬以“将据火药库作乱”[306]而遭逮捕。

清政府尤为恐怖的是结社。当时，清政府虽已颁布结社律，但那不过是一种装饰。保界会向清政府申请立案时，清政府即以“国家政事不准干预”为理由，通电各省禁止[307]。对于敢死团，清政府更为惶恐，密电江督，“严查团内主名，速行驱散”[308]。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后，驻日使馆向清政府报告，“广东革党起事，确系国民会主谋”，要求拿办归国代表，于是，皇族内阁立即电令各省严防国民会员至内地“煽惑”，并查禁国民军[309]。但是，这些禁令并未起多大作用，运动还是在一些省份内得到了发展。

东北 留日中国国民会派赴东三省的代表王葆真（卓山）、金树芬（鼎勋）于4月下旬抵达奉天后，即从事公开和秘密两方面的活动。公开活动有：会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联络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团体，组织体育会及国民会奉天总会，同时又注意团结满族、蒙古族爱国人士。他们还在旗籍人士广铁生、关天生的积极支持下，创办《国民报》。秘密活动有：会见陈干、商震、刘艺舟等同盟会骨干，决定分头联络同志，促进革命运动[310]。9月14日，国民会吉林分会成立，以蒙古族人士庆山、杨梦龄为会长，满族人士松毓为副会长，金树芬为干事长[311]。

福建 3月中旬，福州城乡大量出现速办团练的传单，陈述英、法、俄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声称“在今日欲求自保之道，莫如筹办乡团”。传单还要求“乡乡有团，人人能兵”，“由一乡而一县，由一县而一府，由一府而一省”，形成乡团的大联合。22日，福建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仿照上海办法，筹办福州商团公会，规定每一商号至少须出一人入会操练。[312]26日，闽县城镇自治联合会提议市区组织商团，近郊组织体操会，乡村组织农团[313]。4月7日，上海福建学生会急电福州《建言报》，声称各国在巴黎密议瓜分中国，要求故乡父老“速办民团，图死抗”。此后，《建言报》连续发表《呜呼福建》，《再告我福建同胞》等文章，号召福建人民行动起来，拯救福建[314]。5月上旬，留日国民会代表孙容居等30人及福建旅沪同乡会、学生会代表等结伴归闽，访问谘议局议长及常驻议员。22日，谘议局、教育总会、商会、实业协会等团体集会，议决用个人名义签禀呈递闽督，请求速办民团。

在各方倡议下，厦门体育会、建宁府体育会、福州商团、霞浦团练筹备会、福建团练期成会等先后成立。

浙江 6月上旬，留日学生代表俞景朗、詹麟来、吴玉、李砥、李复真及旅沪同乡代表许开甫等回浙，访问谘议局议长沈钧儒。15日，在法学协会集会，决定组织全浙国民尚武分会，推沈钧儒起草章程。该会发起人除沈钧儒外，还有同盟会员陈训正、许炳堃、褚辅成及地方知名人士经亨颐等[315]。30日，该会召开成立大会，以徐班侯为会长，褚辅成为副会长；上海国民总会代表章梓、陈其美自沪莅会，以示支持。

全浙国民尚武分会要求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团、商团、工团、农团。成立会后，俞景朗、李砥、吴玉、陈训正等分赴绍兴、台州、湖州、衢州、宁波、嘉兴、严州、金华、嘉善、石门等地活动，陆续建起了一部分国民尚武分会和民团。

运动发展得较为顺利的还有山东、江苏等省。留日山东国民分会所派代表丁惟汾、颜仲文于6月1日抵达济南，遍访绅学各界，先后在谘议局、教育总会等处召开谈话会，决定成立山东国民分会。江苏由于工商业、教育业较为发达，因此，无锡、南通、苏州、宜兴、江都、丹徒、丹阳等地普遍建立了国民分会、商业体操会、体育会、商团体育会一类组织。此外，运动在云南、广西、广东、湖北、直隶等省也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国内反帝运动的发展。3月份，秘鲁侨商何贺民等致电粤商自治会称：秘报盛传瓜分中国，侨民震悼，迄速电复，并分呈各界[316]。同月，横滨华侨致电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声称“列强无理要求，南北进兵据扰”，要求“筹策对待救亡”。[317]5月28日，横滨富商张泽广、缪菊辰、邓浩辉等人发起召开在日华侨大会，邀请李肇甫、马伯援、夏重民等参加，呼吁创设国民军，并募集经费。侨商们表示：“能救中国者，吾辈愿生死供养之。”[318]同月下旬，泗水华侨散布传单，主张“有力者出力，有财者出财，联合各省民团，倾覆恶劣政府”[319]。6月初，泗水书报社发起筹集救亡捐，以之作为国民军的后盾[320]。不少华侨表示：“区区军费，当竭力相助。”

上述事实说明，只要帝国主义的侵略存在，只要清政府坚持媚外卖国政策，那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就必然是不可阻遏的。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之后不久，保路运动又以更大的规模爆发，并且迅速演变为推翻清王朝的全国性武装起义。

五 同盟会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斗争策略

同盟会领导层在1907年春夏之后，即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孙中山长期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灰心失望，并一度产生过抛弃同盟会，另建新党的打算[321]。这种情况到1910年冬才有所改变。当年6月，孙中山经檀香山到日本后，陆续会见同盟会骨干。11月，又命刘揆一复兴同盟会本部。自刘揆一被推为庶务，一批新人进入本部后，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出现转机。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专注于发动武装起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忽视合法斗争，忽视群众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当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生、发展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一心一意为筹备中的武装起义募集经费。他既对国内情况隔膜，又怀疑群众热情的持久性。曾经有人向他汇报上海敢死团的情况，但他却丝毫不感兴趣，声称：“上海之发生团体向无能坚持长久者，料此团亦不能免蹈此弊。”[322]当然，不能认为孙中山的批评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必须指出，孙中山不懂得将群众的热情鼓舞起来，使之坚持下去，正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军事起义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波起浪涌，相互促进。和孙中山一样，黄兴也未能对运动给予应有的关注。如曾经有人建议，革命党应利用人们反对英军占领片马的爱国情绪，在云南发动起义，但黄兴由于顾虑会引起国际纠纷，决意将起义改在广州发动[323]。起义失败后，他为复仇主义情绪所支配，力主以个人之力进行暗杀，仍然忽视对运动的领导或指导。

尽管如此，熊越山、李肇甫、刘揆一、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叶惠钧、刘基炎、陈策、夏重民、孙竹丹、傅梦豪、黄嘉梁、杨大铸、蒋洗凡、萧德明、王葆真、袁麟阁、陈训正、褚辅成等一批同盟会员仍然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运动。他们不仅在各类组织、各类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团结盟友，表现出一定的斗争艺术。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虽然衰朽不堪，但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活动仍然十分坚决。2月26日的留学生大会，决议成立国民军，其后改名国民会，废弃组织国民军的提法，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因为既名之为“军”，则不仅在日本无法活动，在清政府统治下也无法活动。运动中，同盟会没有公开出面，而是通过国民会这一群众性组织进行活动。部分激进分子曾经主张抛弃国民会，“以破竹之势与满洲政府肉搏”[324]。但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力争不提出激烈的口号，不超出合法斗争所许可的范围，一切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以“留日全体学生公启”名义发出的《中国危亡警告书》特意加上“圣上御极”、“两朝圣后，忧国爱民”一类的保护性字眼，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还力图说明：“国民会惟一之目的在救国，国为大家共有，则救之之道须大家努力。”[325]此外，《哀告同胞书》声明国民会不提倡革命，归国代表的活动也规定为不得鼓吹革命。所有这些，都便于争取广大的同情者，并使清政府的镇压失去有力的借口。归国代表们之所以能在国内开展某些活动，这是原因之一。

同盟会的本部设于海外，其活动方式一般为在海外策划，在边疆或沿海地区发动起义；这种“输入式”的革命便于从海外获得武器和军饷，其缺点是难于和国内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缺少立足生根之地。留日国民会决定将中国国民总会设于上海，在各地设立分会，这就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国外转入国内，从边疆转入腹地，从而有利于国内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发展。后来，同盟会中部总会将本部设于上海，在各地设分会，显然也出于同一考虑。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前期着重利用会党。会党虽和社会下层联系密切，但散漫、落后，易于见利忘义，所以同盟会后期转而依靠新军。新军掌握现代武器，组织性、纪律性强，但因其处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动不易。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号召发展商团、民团以至体育会一类组织，这就开辟了新的武装力量的源泉。商团、民团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地方自保性的武装组织，既为清政府所允许，也易于为各界所接受。在筹建过程中，同盟会员们又特别说明，其目的在于“为政府之后援”，“为国家宣力”，努力以合法的外衣包裹不合法的内容，这就便于为起义积蓄力量。事实证明，在武昌起义后的各地光复中，上海、福建等地的商团、民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谘议局的议员们一般主张君主立宪，维护清王朝，在政治路线上和革命派对立。但是，立宪派又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和革命派有一致之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没有把立宪派和谘议局看成敌对势力，而是以之为盟友，利用谘议局进行工作。2月26日的留学生全体大会的三个发起人中间，夏重民是同盟会员，胡源汇则是立宪派。会议决定发动各省谘议局参加抗争。3月3日，云南谘议局即复电赞同，声称双方的救亡办法“名异实同”[326]。其后，留日国民会和各省谘议局之间函电往来，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归国代表们一般也都和谘议局联系，在谘议局的赞同下，或以谘议局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谘议局和绅、商、学各界联系密切，又是清政府承认的机构，这就为同盟会员们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运动中，同盟会员们还注意争取地方督抚如赵尔巽、增韫等人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条件。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这一阶级在各项政治活动中日益活跃。留日国民会注意联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各地商界人士，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微弱，仅仅依靠这一阶级决不足以成事。4月23日，留学生全体大会上，同盟会员夏重民提议发动劳动者反抗清政府，会议并就此作出了相应决议，这就找到了推翻旧制度的真正强大动力。遗憾的是，革命党人始终未能贯彻这一决议，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他们始终找不到动员和组织劳动者的有效办法。

在运动中，某些同盟会员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主张。例如刘揆一于3月上旬发表的《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主张“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党”。意见书克服了革命党人中长期存在的狭隘种族主义思想，强调各民族人民在反对瓜分问题上的一致性。意见书说：“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意见书提出了在各族人民之间“通气谊”、“通业学”等计划，认为这样“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权”。[327]这是革命党人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民立报》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宣传机关。宋教仁、于右任、范光启等人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宣扬爱国主义，为运动推波助澜，其中以宋教仁的作品最为突出。他先后发表《滇西之祸源篇》、《二百年来之俄患》、《承化寺说》、《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俄人何足畏哉》、《讨俄横议》等文，从世界大势、边疆地理、对外交涉等方面立论，说明“对英划界”、“对俄改约”，是“近日存亡攸关”的大问题。他指责清政府“聋聩成性”、“冥顽不灵”，不知“国际政局推移变化之理”，号召国民“急起直追，以自为计”。[328]他和陈其美等一起，在联络上海资产阶级、推动商团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鼓吹和实行革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1907年以后，它的弱点、缺点也已充分暴露，到了不能不变的地步。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的上述做法就体现了这种转变；稍后，宋教仁等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为了进行这种转变。但是，形势不等人，在同盟会尚未完成这种转变的时候，武昌起义的炮声就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