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双重任务——20世纪初的反帝反清斗争(3)
戊戌变法后，革命派曾企图争取改良派共同反清，改良派中的某些人如梁启超等也曾虚与委蛇，显示出一副要与革命派合作的样子。他们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公开论战，拒俄运动中的斗争是一个环节。冰炭不相容。当时曾有人投函《苏报》，要求双方“晤谈”或“函商”，遭到《苏报》的明确拒绝。[193]在国民公会问题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就更加白热化了。最初，国民公会标榜“无所谓派别”，它的报名地点既设在爱国学社，又设在《新民丛报》上海支店，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联盟。然而，在发展进程中，康有为的门徒龙积之和国民公会发起人之一冯镜如把它改名为国民议政会，力图纳入“立宪”运动的轨道。他们竭力宣扬：“皇上者中国之皇上”，计划以7月9日为陈请慈禧归政光绪的日子。龙积之等人的企图受到了邹容的坚决抵制，邹容带头痛骂冯镜如，爱国学社学生纷纷脱会，迫使国民议政会无形解散。[194]
感受到革命派的威胁，改良派的枪头就逐渐指向革命派了，这以后，他们也还谈沙俄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主要是为了吓唬清朝政府，同时也吓唬革命派，为其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服务。《中外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政府当求消化乱党之法》的论说，说是革命党兴起的原因就在于：清朝政府任凭沙俄占据东三省，于是革命党就认为政府没有顾惜土地与悯恤人民之心，想造反了。为政府计，应该“锐意维新”，这样，革命党就会“消化”，“普天之下悉是甘雨和风”了。[195]在另一篇题为《革命驳议》的论说里，改良派扬言：一搞革命，就要发生内乱，外国人就会乘虚而入，沙俄以“平乱”为借口侵占东北就是前车之鉴。文章耸人听闻地批判革命派道：“奈何欲自启乱机，而勾引外人，使其瓜分吾宇耶？”[196]你想革命吗？一顶卖国主义的帽子就甩过来了。
与改良派针锋相对，革命派指出，小小变法只能起欺骗和装饰作用，解决不了挽救中国危亡的问题。至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也并不可怕，只要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那就可以和侵略者相周旋，即使不幸被强敌所屈服，但黄河伏流，一泻千里，总有消灭帝国主义“殖民政略”的一天。[197]改良派惧怕帝国主义，不敢革命；革命派不那么怕帝国主义，所以敢于革命。但是，怕根未净，总觉得打起来不是帝国主义的对手，因而不敢坚决反帝。
改良派宣扬光绪“圣明”，清朝政府可以依赖；革命派就以清朝政府丧地辱国、镇压拒俄运动、投降沙俄为例说明其不可依赖。1903年时章太炎指出：清王朝的“满洲故土”已经被沙俄抢走了，不能把丧失国土的罪魁捧出来当元首[198]。1904年初，孙中山也指出：东北是清朝的“发祥之地”，这样的地方都丢了，发展下去，必然是“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底于尽”。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必须“发奋为雄，大举革命”，“倾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针对改良派畏惧帝国主义干涉的懦夫心理，孙中山还指出：“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叩头、乞怜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以清朝政府为例说：“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为最亲暱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199]
不同人从同一事件中常常会引出不同的结论：沙俄侵夺我国东北，改良派由之引出的是中国不能革命，革命派由之引出的是中国必须革命。
谁掌握真理，谁就将赢得群众。拒俄运动期间，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还只是一次前哨战，但是，胜负却很快就有了分晓。
1904年底，日本《万朝报》译载德国一家报纸的议论，提到一项世界商业统计表已经承认我国长城以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因此，在留学生中引起了极大骚动，改良派乘机活动，再度企图将拒俄运动引入“立宪”的轨道。先是由梁启超的一个门徒出面召集四川留学生开会，提出了一份《要求归政意见书》，共六条，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宣布立宪，召还康有为，并决定推张澜为“伏阙上书”的代表。
1905年初，中国留学生就《要求归政意见书》展开大辩论。结果，大多数人反对。福建、安徽、贵州、直隶四省同乡会批评其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江西同乡会批评其为“徒事喧嚣，毫无实际”，两广同乡会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了“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广西同乡会则明确宣告：“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200]
改良派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辩论预示了《民报》时期革命派对改良派辩论的大胜。
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
拒俄运动锋芒所向，直指沙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中的亲俄派。同这伙凶恶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特别是要使斗争超出发宣言、提抗议、集会、结社的范围，以武力驱逐侵略者，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
领导这场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精英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们指出：对于沙俄侵略者，“非结合大群不足以御之”[201]。从何处聚集力量呢？他们向全国各阶层的各种人，上至政府、疆吏、领兵大员，下至术士、游民、乞丐、娼妓，无论男女老少，或者革命党、立宪党、保皇会、守旧派，乃至道学先生、厌世派，都发出或准备发出救亡的呼吁。但是，在这些包容甚广的人群中，主要倚仗哪种人的力量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又使他们对此踯躅彷徨。他们之所以同时向如此众多的、相互间格格不入以至敌对的人们发出呼吁，正说明他们心中无数。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寄希望于自己。有人提出，“与其官争于上，不如商争于下”，建议停止对俄的茶丝贸易，“无论如何重价，不准出售与彼”。[202]主张用自身的力量而不依赖“官争于上”，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悟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毕竟太微弱了，这种呼吁如同投向大海的石子，没有激起多大波澜。
另一些人则寄希望于青年学生。他们认为：学生是中国社会的“主人”，为存亡之“关键”，“中国之兴，兴于学生”。[203]邹容于1903年5月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表现最为活跃，最为激进，但是也有人怀疑莘莘学子的作用，他们问道：以少数学生去和“如虎、如狼、如蛇、如蝎”的沙俄侵略者作战，行吗？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数很少，经济力量有限，只靠本阶级的群众是做不出很多事来的。资产阶级要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斗争，就必须援引其他阶级的力量。他们曾经企图依靠清朝的某些督抚。然而，事实证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端方们的“拒俄”。不过是因为自身的特殊利害发出的空喊，这流人在镇压拒俄的群众时却是实干的。人们的希望破灭了。《苏报》激烈地批评军国民教育会最初采取的请愿做法是“热昏”。“不识人头，吃煞苦头”。求助于袁世凯之流，不是要“吃煞苦头”吗？[204]
也曾有些人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国家。20世纪初年，英、日、美等国在争夺我国东北问题上和沙俄有激烈的利害冲突，因此，有人主张联合英、日、美共同作战，有人建议请各国“公断”。这当然都是无法做到的。于一筹莫展之际，改良派居然附和美国提出的将东三省辟为各国公共通商口岸的主张，企图利用列强的力量排挤沙俄。日俄战争爆发了，不少人声援日方。郑观应等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疗治日本伤兵。在革命派中，也有人倡议“编成义兵”，附入日军，去打头阵。由于对沙俄侵略的仇恨，很多人幼稚地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
这种情况也遭到了批评。鲁迅就认为此类人“太无远见”，曾专门写信给蔡元培，提请他办《俄事警闻》时注意[205]。有人正确地指出，争夺着的双方都同样垂涎于我国的“膏腴绣壤”[206]，“中国不能自立，无论何国，均未可恃”，我们不能“自委弃其国民之责任”而一味求助于人。
不错，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清朝统治集团中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可以也应当利用，但是把获胜的希望寄托于此却是幻想。
尽管改良派不敢得罪清廷，康有为等甚至可笑地把局面的改观悬于光绪重新亲政的空想上，而那种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倾向更难于克服，但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上面这些看上去“强大”的力量并不可恃，开始向另外的方面去寻求助力。在运动的第二、第三阶段，革命派参加领导运动之后，他们曾经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1904年时，有人提出过“民战”的口号。他们指出：“民仇俄人，痛入骨髓”，只要能把人民动员起来，那么，掷瓦砾、施坑陷都会是斗争的办法。沙俄侵略军不过20万，东北居民则在千万以上，“以十民杀一俄兵，俄兵立尽矣！”[207]这个口号无疑是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反帝斗争力量。除了把人民动员起来，又靠谁来战胜俄国侵略者呢？不过，要实现“民战”，却非易事。
有人主张动员会党。他们认为：会党具有“刚肠侠骨”，“天不怕，地不怕”，只要“统统联络起来”，“莫说是一个俄罗斯，更是十个也不可怕了”。[208]
当时，东北活跃着无数支抗俄武装。在最著名的“忠义军”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种队伍，由于多武装马队，被清王朝称为“马贼”。“马贼”的成分和政治态度虽然复杂，但参加抗俄的“马贼”斗争却很英勇。他们毁铁道，割电线，焚烧粮库，劫夺枪支弹药，骚扰、袭击俄军，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一事实吸引了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重视。1904年2月，《警钟日报》发表时评，赞扬“马贼”昭如日月，为“吾民族之代表”，宣称：“吾不能不爱马贼。”
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精英总是不耐烦难，希望顺当地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由于对会党和“马贼”缺少实际了解，上述议论未免流于理想化，但那种急于获得下层群众响应的心情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也曾直接向工农群众发出呼吁。
我国拒俄运动发生、发展的时候，距巴黎公社成立已经三十余年。此间，国际工人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事实，使得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不得不对我国年轻的无产阶级抱有热切的期望。《俄事警闻》宣称：工人是“世界上第一等有力量的”[209]。由对俄同志会成员主编的《中国白话报》则热情介绍外国工党的斗争“能够制皇帝、官府的死命”[210]。他们要求中国工人能“学着外国工人，结成一个大党”，“打退东三省的俄国人，叫各国不来夺我们的地方”。[211]
主张动员农民的人也有。《俄事警闻》在题为《告农》的社论中说：俄国夺了东三省，全国人都应该出力，农民“劳苦惯了”，“当兵是顶相宜的”，而且“人数本来多”，只要本领也好了，又明白“道理”，“肯拼命去一打”，“俄国自然打退了”。《俄事警闻》并应许：“那时候，你们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212]
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主力，在东北，也是抗击沙俄入侵的主力。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尽管存在着弱点，却无疑是一种“民战”。对义和团，清王朝和改良派都诬之为拳匪。在拒俄运动中，革命派中的某些人却独能做出较为正确的评价。他们赞誉其“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是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213]
在20世纪初年，出现这种赞扬工农，主张发动工农展开反帝斗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生气勃勃，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需要群众的力量，敢于向劳动人民发出呼吁。由于眼界比较宽，革命派感到自己比改良派有力量，他们满怀信心地批判了流行一时的“不战亡，战亦亡”的悲观主义论调。但是，应当指出，即使在这时，他们也并不真正认识劳动人民。如前所述，对工农的呼吁，乃是向社会上类型众多的人发出的呼吁中的一种，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只有工农才是拒俄反帝的最主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