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个晚上我八岁，父亲三十二岁。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譬如，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点。“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他已结婚十二年，在中学当老师，教书八年。他有房有车，有两个孩子。他被选入市政委，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很有成绩，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每天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他历史学得不错，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换句话说，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学除外。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同样，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也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击着岩石，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充满信心。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要了解世界，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比如分子、原子，会觉得看不清，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若是天体系统、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一切便释然了。这个释然，就是知识学问。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这一个位置。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经历，我们不断地修正。于是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到了这时候，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碍，一切就绪。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已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意义需要充实，充实需要时间，时间需要敌人。知识是距离，知识是稳固恒定，知识是意义的敌人。换句话说，父亲在1976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其一，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无预见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不断地、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

铁锤敲击岩石的声音响彻整个住宅区。一辆汽车从主干道朝这倾斜的山坡开上来，驶过一个接一个路灯。邻居家的房门打开了，普雷斯巴克莫在门口的阶梯下停住，戴上工作手套的同时，深深地吸进一口这晴朗夜晚的空气，然后握住小推车的手把，走进了他跟前的草地。从山那边飘过来父亲捶打山岩发出的火药般的气味，还有石墙外松树桩的气味、新翻出的土地和森林的气味，从北方吹来的微风里夹裹着一丝盐的气味。我想着我在海里看到的那张脸。虽然距离上一次才过去了几分钟，它却完全变了。现在我看到的是父亲的脸。

他在下面忙着打钻孔敲山岩。

“你还站在那儿吗，孩子？”

我点点头。

“马上回屋里去。”

我开始迈步走。

“你听着，”他说。

我站住，带着疑问转过头去。

“这一次不要跑。”

我盯着他不动。他怎么知道我刚才跑来着？

“别这样大张着嘴，”他说，“你看上去完全像个傻瓜。”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闭上嘴，然后慢慢地绕着房子走回去。当我来到屋的正面，看见外面路上全是半大的孩子。年长一些的推着自行车站在一处，他们的身体几乎与昏暗的暮色融在了一起。年龄小些的孩子在玩踢罐子游戏，输家就罚站在马路上用粉笔划出的圆圈内。另外的人都在马路下面的树林一带把自己藏起来，躲在罐子持有者的视线之外，不过我能瞧见他们。

从桥柱间透射出的落日余晖，给黑黝黝的树顶点染上一抹红色。山坡上驶来了一辆崭新的车。车灯首先照亮了骑自行车的人。在短暂一瞥中，反光镜、金属、羽绒服、黑眼睛、白脸一晃而去。接着是那些在路上玩游戏的孩子，他们得向路的两旁勉强迈出一步，好让汽车通过。现在他们站在那里，都扮着鬼脸，盯着这辆车看。

这是特罗尔内塞斯夫妇，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斯韦勒的父母。看上去，他好像没有跟着一起来。

我转过身去，目光追随着汽车尾灯直到它们消失在山坡的最高处，然后回到了屋里。我试着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但没法让自己完全安静下来。于是我来到了英韦的房间，从那里可以望见爸爸。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对他的了解。顶重要的一点是，要心里有数。后来我熟悉了他的心思和情绪，而为了预知这一切，我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琢磨。在某种下意识的分类梳理系统的帮助下，我把握住了做事要以什么样的尺度才能达到预期的那个结果。这样我就可以事先都做好准备，一种心智心神的气象预报。汽车加大马力从通向房屋的斜坡开了上来。当他关掉发动机，拿上自己的东西走下车的时刻，他锁上车门的同时向四下里张望的那个样子，当他从门口走进来脱下外套的过程中发出的一系列有着细微差别的不同声响——这一切都是预兆，一切都能加以诠释。他去过了哪些地方，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以及他是与谁在一起，所有这一些都成为了信息。但我唯一知道的一点是，在得出推论前我就退出了。最让我害怕的是，他是怎么发现的……由于某种原因我竟然没看见一点征兆……

天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我跑过来着？

他能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原因看透我的心底，这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把一小袋糖果藏在了床上的被盖下，正是因为我猜到了他会进入我的房间。有关我把他给我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的解释，他是从来不相信的。他刚一走进房间，站定后，看了我几秒钟。

“你在床上藏什么东西啦？”他说。

他就怎么可能知道？

屋外普雷斯巴克莫打开了他安装在石板地上的那盏强光灯，他通常站在那里干活。在黑暗中凸显的这块新的光明岛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品杂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切。一堆油漆罐，玻璃瓶和画笔，劈好的柴，残缺的木板，卷在一起的汽车套子，轮胎，一副旧自行车架，几个工具箱，装有不同尺寸和不同形状的钉子和螺丝钉的箱盒，折叠好的那些废牛奶纸盒里铺满了春花的新芽，几袋石灰，浇花用的胶皮水管盘在一起倚靠着屋墙，一块画满了你所能想得到的各类工具的广告牌。或许这在表明，在里面的地窖里，有一个干业余爱好的房间。

我又朝着父亲的方向望出去，他一手拿着铁锤，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铁锹，正朝着草坪走过来。我赶紧向后退了几步。就在这时大门开了，是英韦。我一看表，差两分九点半。紧接着，他以他独特的步子走上楼梯，身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差不多有点像只鸭子在走路。为了能在屋里走路又快又不发出声响，我们逐渐练就了这种走路方式。当他上来以后，已经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爸爸在哪儿？”他进屋就问。

“在外面花园里，”我说，“你没晚回家。瞧，现在九点半。”

我把戴手表的胳膊伸了出来。

他从我身边走过，把书桌前的椅子往后一拉。从他身上还能嗅到户外的气味，寒气、树林、碎石和马路。

“你动我的唱片了吗？”

“没有。”

“那，你到我的房间来干什么？”

“没干什么。”我说。

“要做什么你就不能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吗？”

我们下面的大门又开了。这次是爸爸沉重的步子在楼下的地板上走过。跟往常一样他在门外脱下了靴子，然后走进洗手间换衣服。

“在电视新闻里我在海上看到了一张脸，”我说，“你听说这件事了吗？你知道还有别的人也看见了吗？”

英韦用一种半带疑问、很不情愿的眼神瞅着我。

“你在唠叨些什么？”

“你知道那艘渔船沉没的事吗？”

他微点了下头。

“在电视里显示沉船的地点，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

“一具尸体？”

“不，这不是一张真正的脸。是海面本身形成了脸的模样。”

一时间他只是着我，不再说一句话。然后，他弯曲起食指，按在自己的太阳穴上转了几圈。

“你不相信我？”我说。“那是千真万确的。”

“是千真万确，你就是个废物。”

就在这时爸爸在下面关上了水龙头。我想现在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屋里去，那就不会有在过道上和他碰面的危险。同时我不愿意英韦说完最后的话。

“你才是个废物。”我说。

他根本懒得搭理我。他只是把头转向我，像兔子那样把两排牙齿露在外面，还在齿缝间吹出一口气来。他的这个模仿动作暗示我突出的牙齿。在他没能看出我开始掉眼泪之前，我扭头走出了房间。我独自一人待了很长时间，这算不了什么，我扛得住。这一次算我赢了吗？就因为他没看见我哭鼻子？

一进我的房门我就停下脚步，瞬间的念头是我应该去浴室。在那里我可以用冷水洗去脸上的痕迹。可父亲正走上楼梯，我只好用毛衣袖擦拭我的眼睛。盖在眼睛上那层薄薄的泪水被干衣袖这么横着一抹，使得屋内一切陈设的外观变形，色彩有异，仿佛突然间沉到了水下，现在感觉是在水里观物。将这个想象的画面进一步延伸，于是我举起双臂在空中做出划水的姿势，与此同时慢慢地走回书桌。在我的脑海里，我戴着最早期潜水员用的那种铁头盔。那时候在海底行走的他们，脚上是铅铸成的鞋，沉重无比，厚重肥大的潜水衣套在身上臃肿得像一头大象，固定在头部的氧气管子晃动着就像根象鼻子。我嘴里喘息着，小口地往外吐气，把脚一下接一下重重地落在地上，就像他们当时在海底的那种沉重缓慢的移动。就这样我在地板上绕着圈子走了一会儿，直到惊骇的想象进入又一个阶段，开始极为缓慢地向那个刺骨的寒水区域渗进。

几个月前我看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神秘岛》，说的是有几个乘坐热气球的人降落在了大西洋上的一个荒岛上的故事。看到第一个画面时我就被完全震撼了。这里面无奇不有，包罗万象。热气球、狂风暴雨、穿着19世纪服装的人，他们登上的这块光秃秃的荒无人烟的岛屿，可能还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围绕着他们一系列诡异神秘莫测的事件一桩接一桩地发生……在那里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呢？在那集电视剧快结束时一下子有了答案。在地下水的坑道里有动静，一群人模人样的生物……从他们手里握着的灯发出的光亮里，一个光滑的、面具罩住的脑袋在眼前一晃而过……看清楚了……像蜥蜴，但是在用两肢直立行走……背上还背了几个……其中的一个回过头来，他没有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