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混过的日子

北漂的人，必须有一段混着的时光，那是我们的必修课。

过完国庆，我辞职了。

刻意选在卓玛和李总出差的日子去办了离职手续，心怀感激，却不想遇见他们，我耳根软，害怕听到煽情的话又会动摇。但这件事成为后来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离开，我都应当和他们好好告别，至少是一次正式的告别。需知，人生除了报亲恩，第二便是知遇之恩，而当时幼稚的我，并没有这样做。

未找好下家，暂时也没有计划。虽然我并不觉得这个行业里，以我的资历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还是辞职了。

不必去追究得失，当下觉得是对的，那便是对的。若非要问原因，便是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

从抵达北京开始便未停歇，疲惫是不甚重要的因素，更在意的是，我想了很久，确定自己并不热爱这份工作。我总认为人生最大的失败，是无法用我最热爱的文字来养活自己，所以才妥协进入电视圈，用我觉得高贵的文字来书写节目串词。热血青年，铮铮傲骨，实际上幼稚得可笑。但就是不愿退让，在节目里开着无趣的玩笑，卑躬屈膝地讨好着嘉宾，每天为收视率提心吊胆。那时还小，觉得这些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撑不下去，想逃离。

因为出了几本还算有口皆碑的书，我有了一个清高的分身，于是世俗的那个自己输给了清高的分身。

分身无视金钱，只愿文艺地活着。不必笑我，年轻总有各种尝试，所有的醒悟都在多年以后。

那时安妮宝贝刚搬来北京；韩寒风头正劲，一人独大；郭敬明小荷初露；张悦然还在新加坡念书；蒋方舟初出茅庐，但不如她母亲尚爱兰的名气大。认识了春树和孙睿，常混在一起。春树刚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称作“新激进分子”，孙睿的《草样年华》卖到断货，师从田壮壮读研是几年后的事；女文青吴虹飞，辞职失恋，自组乐队幸福大街，唱《一只想变成桔子的苹果》；路金波还没有离婚，带美丽的妻子来北京出差，约见我们一干人等吃川菜，末了去酒吧聊天。我很轻松，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可以逃避的双重身份。你们是电视人，我不是，我是作家；你们是作家，我不是，我是电视人。有点自欺欺人，但很好，在哪个群体里，都是个了不起的局外人。

辞职那天，我在公司发呆，在电脑前坐到晚上11点。春树来找我。

在门口准备离开时，她指着那盆粉红色的蝴蝶兰，说想要。我很为难，这是公司财物，离职也不可带走一分一毫。她依依不舍，说就两支而已。我想了想，突然扯下两支，抓住她的手就往外跑，生怕被人看见。她笑着跟我跑，跑了很远。我们的笑声在北京宁静的夜空中回荡，久不停息。

就写写字，不工作也挺好。

代价是收入变得不稳定，但兴趣所致，爱写便写，不写就自由自在，无需趋炎附势，更没有复杂的交际圈子。写完，发邮件给编辑，需要修改便通个电话，稿费汇来，银货两讫，连见面都省却了。生活单纯得像一滴蒸馏水。

跟父母坦白，我暂时没有工作了，但不缺钱，放心。极努力地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我的状态，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学的学长没有工作，开了工作室给人做设计，收入颇丰；小梦也放弃体制内的工作，走遍千山万水，拍好看的照片，写着专栏，也不算潦倒；还有后海那么多餐厅驻唱的年轻人，据说都是艺术院校的高材生，在哪里唱都是一个舞台，对不对？他们只是叹气，但也认可，说，我们倒不需要你养，家里衣食无忧，亦接受你北漂的自由，但即便做一生的文艺青年，也要考虑买房买车，有丰厚的积蓄才安心啊。

我想，也许他们内心并不愿意我选择漂泊，只是无可奈何。

只能感谢宽容的北京，让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得到尊重。若是在老家，没毕业证，又没个正经工作，成天窝在家里做着作家梦，必定千夫所指。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社会不安定因素，说的不就是我这样的人么？

慢慢混到一些名声。

签售自己的作品，很多读者从各地来，竟然会因为看到我而激动；和那些畅销作家去领奖，他们也都能准确说出我的名字；出席各种书展的读者见面会，说着千篇一律的套话。父母不再念叨了，在他们看来，出书出名是光彩的事。

看起来很忙的样子，却很迷茫。

有一次在天津，一群跟我同龄的作家附庸风雅，见白烨和马原在，都积极发言，引经据典，好抢个风头。轮到我，没有站起来，说：觉得来错了，我以为作家不应该这么多话。我写作，所以我沉默。

说完，冷场几秒，竟然获得掌声。

结束后，有个女生来找我，说对我印象很好，留下电话，她说，我叫宋静茹。我激动了，那是我曾最爱的作家，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写《孩子》的那位，她一直低调前行，拒绝曝光，却坚持以缓慢的速度出版着不同的作品。

她说，你刚才说得很对，作者应该沉默，所以我也很失望这么吵闹。她当年保送南开，毕业后去《中国国家地理》做记者，又转行做出版，所从事的行业离写作不远，并不委屈，但似乎没有真正的快乐。

矛盾中依然前行。

写了一本童话，叫《我丢失了我的小男孩》，在内地与韩国同步出版，赚了小小一笔钱。韩国编辑白女士是我的伯乐，她请人翻译成日文，推荐在日本连载，被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留意，转载至他们的官网，联络到韩国方，洽谈版权改编事宜。多了日本读者，留言给我的博客，说喜欢我的故事，我看了欢喜，但随之而来也多了些是非。

日本的新闻媒体好奇出现在吉卜力工作室官网上的中国童话，于是捕风捉影率先刊登我和宫崎骏合作的新闻，国内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媒体的渲染远远超越了文本的力量，那段时间我关了手机去度假，回来看见铺天盖地的报道，各种关于我的采访，不同版本，真实与否都是极大的伤害。外界都猜测这所谓的合作，仅仅是个骗局。这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一个话题人物。

我辞掉工作，只是为了写作。我写作，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价值所在。

敏感如我，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太可能。一直逃避，不愿去解释，觉得若站出来回应，更会推波助澜，最后变成一个被人记住的笑话，不出声，也许就会慢慢被淡忘吧。

我想了各种可能。比如，我还是个光线的导演，从未热爱写作，没有分身，抑或我潜心写作，也从未想过被人关注，更不屑太多人读到我的书。哪一种我会更开心？

有点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了了之。

没有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大半年。有版税，就吃吃喝喝，换几套新装，没有版税，就跟着粟智吃吃喝喝，穿他多余的衣服。庆幸这几位朋友，能忍受我的孤僻怪诞，喜怒无常。他们仍在这行打拼，各自收获着成绩。

大家都有了小小的存款，分开住了。粟智与我，以及他的中学同学刘彬合租在西边的厂洼小区。刘彬厨艺了得，人称“中华小当家”，跟着学习，我这闲人竟学会做一手好菜；老汤交了女友莹子，是光线艺人部的同事，他们和黄瑾合租在我们附近，下班后常来蹭饭，说话小心翼翼，生怕说出“反正你在家没事就先把汤炖好”这样的话刺激到我；童童留在紫竹桥的老房子，偶尔去那边相聚，故地重游，不胜唏嘘。

脱离集体工作的生活，自欺欺人是在创作，却掩饰不了巨大的孤独和压抑。

有天大学辅导员来北京，黄瑾打给我，说一起吃饭。我想想，拒绝了。

为什么？他对你那么好，吃个饭而已。她不解。

你们都在上班，他问我在干嘛，我怎么说？

就说你在创作啊，又没骗他。她急了。

不行，不去。

最后硬是倔强地拒绝，关了手机，在家睡觉。躺在床上，想着他们和辅导员觥筹交错，聊着北京见闻，热闹非凡，我作为第一个来北京的代表，竟然没有颜面相见。

突然开始痛恨这个矫情的分身，所谓创作，若让我丢失了与外界交流的渴望，即使著作等身又如何？青春年纪，不是应该尝遍各种滋味的吗？

眼角眉梢忧伤一下，罢了罢了，都是自己的选择。

晚上依旧对着电脑敲打着键盘。粟智在背后小声叫我，我说怎么了。他走过来，坐我旁边，说，放一放，别写了，去找一份工作吧。

见我沉默，他继续说，如果写作变成你赖以生存的谋生技能，算不算一种亵渎呢？如果你摒弃生活，只是闭门造车地写作，又何必来北京，哪里都是一样了，而生活不是应该比写作更重要吗？而且，我只是肤浅地觉得，这些日子你的状态，不算健康。最理想的妥协，应该是有一份能让你更有激情的工作作为事业与经济来源，但并不妨碍保留一份热忱给写作啊。我赞同你的文学理想，甚至佩服你的勇气，但能脱离社交，像李碧华那样离群索居的优秀作家又有几个？你说呢。

唉，这道理，其实一直都明白，只是没有台阶下，才倔强地坚持着自己的选择，也坚持着不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也是一个失败的电视人。

不过，我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北漂族最彪悍的自我标榜就是：只要不狼狈回乡，就不算输。因为有个很时尚的词叫“经历”。

在我“游手好闲”的日子里，他们的工作也兜兜转转。

粟智从光线辞职，回到昭昭姐身边，制作一档音乐类综艺节目《春华秋实》，在北京台播出，随后节目停播，他再度离开，以编外合作的方式参与制作光线的一个选秀活动，动荡不堪，很不顺利。他那时个性耿直，胸无城府，不知不觉间就得罪了人。像是榴莲，讨厌他的，认为他桀骜不驯，不好接近；欣赏他的，将他视作不可多得的奇才。

不过，人不会一直顺风顺水，经历一点坎坷曲折，会更懂得珍惜，更懂得设防。他在光线一手栽培的女主持，待他离职后拒绝接听电话，而当他事业出现转机时，又主动打来电话示好，周而复始。有朋友劝他，看吧，说了不要和艺人做朋友，不能走心，借你爬上台阶就一脚踢开，切记。虽不尽然，但也有道理，看着女主持风光登上一线位列，他却大方地说，她原本就潜伏了力量，只是当初凑巧让我找到了她，不必感激一辈子，所以也没什么好怪罪的。

童童也是离开了又回来，折腾来折腾去，便一直待在了光线。黄瑾和老汤是绝好的搭档，联手出任“音乐风云榜颁奖礼”总导演，轰动业界，成为美谈。他们都是我的骄傲，我的正能量。

因为好与不好，我们都温暖地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