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方的兴起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已经明显确立了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地位，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即是生动的说明。但是这种优势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欧洲之所以形成对东亚国家的优势，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例如，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谈及清朝时表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呈现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又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然而，欧洲现代化的漫长过程却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人们认为鉴于欧洲自19世纪初期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其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于是产生了一种观点，当然并不流行，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的时间要更早（实际并非如此）。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指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生产的粮食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早期的市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发展，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封建制度的缺位。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的比例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的生意都有股份制的影子。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虽看似与中国旗鼓相当，但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纺织机，这些机器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多轴纺织机和飞梭为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但那已经是1780年左右的事了。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的人均寿命直到19世纪末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通过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领先于西欧，亚洲的人均收入虽落后于西欧，但却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必须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进行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中欧两地的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这一观点，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就此而言，偶然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越发觉得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粮食、纺织品、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资源。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严重。中国的心脏地带地处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且相对密集的人口。但是过度的开发使用，导致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之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解决类似于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在新兴工业区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储备虽然也十分可观，但主要蕴藏在偏远地区，尤其是西北部，与纺织工业集中地和运河所在的长江下游流域相去甚远。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主要是农奴）充足且价格低廉，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阔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体而言，据估计仅在1830年，英国若想自给自足，替代从新世界国家进口的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此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也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之处。”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对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并非意外。海外殖民扩张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经济上的激烈竞争，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了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当时军费开支的数额不容小觑。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皇家海军获得了胜利，耗资总额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该钢厂是英国工业革命中标志性的巨型投资项目之一。与殖民地的贸易还为公司结构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沃土。以荷兰为例，为了与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荷兰创设了股份公司。可以说，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丰富，本应该是中国在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有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其子民的海外扩张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有趣的一点是，率先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的恰恰是欧洲列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这引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就是欧洲与中国及各自的精英，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完全利用起来，就肯定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国家修建的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屯垦戍边政策，都展示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也具备长途运输大宗物品的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的中国优先考虑运输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食盐、铜。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至关重要，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关切之一。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封建王朝治下的中国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而非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中国一直在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和明显的奢靡行为，这些都被视为有损于儒家所倡导的“和”的理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恰恰相反，它大力支持农业市场经济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则对新兴的工业更为支持。同样，中国也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式出现的竞争则相当普遍。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发展，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跻身统治阶层之列。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至今仍是如此。中国的商人没有权力根基，只能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则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统治阶层和地主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因此，1800年的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亦是如此）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也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殖民化为18世纪末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这一点则纯属偶然。1800年的中国（实际上还有日本）与西欧经济地位相似，也都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造成两者后来境遇云泥之别的决定性因素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能够打破资源困境，当然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则没那么幸运，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无法自拔。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在随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都是农业社会，而到了1950年，中国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9世纪初，而不是16世纪，那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缘起同样在近代也有据可查，而不是在历史的迷雾中无迹可寻。这也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中国自1978年以来开展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变革。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社会的竞争性依然很强；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些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开启改革的大潮之后，它们则再次显现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提出一个更具有当代色彩的观点。那就是，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美洲共享着世界经济权力，其中中国和印度则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再次呈现出日益多极化的态势。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稍后的日本等少数国家手中，这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殖民化在其中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殖民化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遇。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如果说18世纪中后期，西欧处于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时间相对较短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对欧洲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进行考量，也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欧洲通过数个世纪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这些特征也许是我们希望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就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差一点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其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

从20世纪后5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所言：“工业发展并不只是在那些西北欧发现、经过数百年长期积累形成的特质的成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条。”举个小例子，发生在英国乡村的阶级分化，如农民地位的急剧下降，就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其他很多特质都是如此。

这令我们不得不对欧洲现代化进程的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基础进行审视。欧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治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将其视为欧洲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已成为一种共识。虽然希腊民主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到19世纪末，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并未被整个西方世界所采纳——但是希腊文明的广泛影响，如判断是非的方法、辩论和演讲的传统、独立公民概念、民主的理念，一直贯穿于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多利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还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科林斯柱式，这些建筑风格至今在那些试图展示永恒的权威感的建筑中都能够找到身影，从英格兰银行到法国国民议会，再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白宫和国会山皆是如此。与之相类似的，源于古罗马的法律的发展（特别是在11世纪和12世纪通过天主教的作用），帮助欧洲形成了独立的法律体系的概念和实践，而欧洲的这一法律体系在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基督教为欧洲注入了强大的普世主义意识，不仅塑造了大陆国家的自我认知，也形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态和教化使命意识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认识到文明的传承与延续并非难事，但却很难找到理由来证明这些都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文化特征无疑有助于塑造欧洲的现代性，但绝不能与先决条件混为一谈。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也是如此。事后来看，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都与工业化进程并存。基于日益发展的知识探究自主性、科学活动普及性和研究的日益规范化及拓展，欧洲在科学领域的确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同期很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和清代的中国，也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思辨风潮，丝毫不亚于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科学理性主义。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其他文明中，还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就是试图将新兴的理念和传统权威结合起来，而并非彻底地抛弃后者。

1800年以前，欧洲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的文化遗产，但这些都不是其经济腾飞的关键。它们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特征而非其先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与欧洲特征不同的其他文明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1960年以来，其他文明实现现代性的例子比比皆是。克里斯托弗·贝利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欧洲国家大量使用煤炭以及欧洲拥有美洲这么一个广阔的腹地，那么欧洲政治优势中所谓内生的文化因素，恐怕就要被修正了。”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都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无疑是特殊的，不具有普适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欧洲的现代性模式却被自己，也常常被他人视为标准的模板。这一点并不奇怪。近两个多世纪的全球霸主地位，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看上去似乎也具有了普适性。那么，在欧洲现代化过程及其现代性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彼此之间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过持续的外部威胁，除了东南方向的奥斯曼帝国。然而到了17世纪，奥斯曼帝国就已被击退，到了19世纪，更是被彻底排除出了巴尔干地区。纵观各大洲，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优势。此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北美的欧洲移民也通过独立战争的形式与英国进行斗争以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为美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按自己的意愿（通常是殖民者的思维）行事。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有所改变。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打造了庞大的海洋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与其最为相似的应该是日本）。而这些海外殖民地，尤其是新世界的海外殖民地和英治下的印度及马来半岛，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庞大实力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我们仍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以英国、比利时、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共16个国家）是世界上仅有的经历过工业人口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人口这一特殊阶段的国家。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52.2%；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在其工业人口顶峰时的1967年和1973年，工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5.8%和37.1%。正是工业社会使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为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就就业人口比例而言，大多数国家走的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路径，即直接由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皆是如此。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就要相形见绌了。西欧的转型历时弥久，如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就是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的完美例证：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和谐共存，宛若一个经历数百年风雨的活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内部冲突，或可称之为欧洲内战。这一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也就意味着欧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属于国家层面或欧洲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之间。这些欧洲内部的战争源于宗教冲突，最早可追溯到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随着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分庭抗礼，整个欧洲基本也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欧洲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神学主义倾向，并为后来的意识形态特征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为欧洲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的内战则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最主要的话语，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从1792~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伴随着对殖民地，特别是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欧洲民族国家间的斗争已经扩展至全球，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内战的延续，尽管起源于欧洲，但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欧洲这种对内战的偏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欧洲划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两大部分，相互对峙。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这种对内战的偏好是几近致命的：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都深陷其中并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实力也基本被消耗殆尽。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显著特点之一。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个人主义认为）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个人终将比任何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认同比个人认同更为重要。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清教徒的传播，又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以家族、包办婚姻为特征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家庭体系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急剧萎缩而有所改变。因此，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欧洲实现、保持现代性的进程具有高度个性化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民主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的内部冲突（也就是我所谓的“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对于欧洲的现代性特征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独特这一看法，我们不应感到奇怪。然而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区分欧洲现代性的特殊性和普适性。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这一点不足为奇。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西欧和北美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大体相当。而到了1900年，西欧和北美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则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掣肘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在于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西欧许多国家也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

虽然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但当时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却令其对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尽享优势。在整个19世纪，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外，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欧洲都或多或少地享有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欧洲海外殖民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的步伐迅速加快，范围也更加广阔。打着基督教、文明和种族优越论的幌子，凭借举世无双的陆、海军实力，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这种对殖民地的争夺在“一战”之前对非洲的争夺中达到了顶峰。白人国家与中国、印度、北美的原住民，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世界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以战争来抵抗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写道：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这些帝国所占有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图的37%，治下的人口占全人类总人口的28%。如果将俄罗斯也视为扩展至亚洲的欧洲帝国，那么西方帝国占世界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一半。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获取财富。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也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通过收取关税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的影响。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因此大部分殖民地的工业发展速度极为缓慢，或是根本没有发展。“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只是在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0年，英法在亚洲和北美殖民地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此前没有被殖民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那时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作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占领），17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降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换句话说，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要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到1600年的水平（550美元）。虽然后来印度的人均GDP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间内，印度几乎一直处于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之下，但是印度的人均GDP却仅仅增长了5.5%。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就升至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阻止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英国向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维护自己向中国出口鸦片的非法权利。当时，英国向中国输入了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鸦片贸易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给英国和其印度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利润。随着中国的战败，英国向中国倾销的鸦片数量及行销的范围也与日俱增。鸦片的流毒毫无疑问地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自由贸易”才是更高的原则。中国无力阻止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反而加速了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朝已经是外强中干、奄奄一息，被迫开放的、数不清的所谓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外国殖民者治下的国中之国。1900年，当欧美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中国显然无力抵抗，其命运与非洲一样，即被列强瓜分。

荒谬的是，没有什么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动地说明欧洲力量的势不可当。日本曾经面临过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怀有唯恐遭受与中国同样命运的恐惧，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迎来了一个审慎规划的快速现代性进程。它派出专家小组到欧洲学习其先进的教育体制、精锐的海军和陆军系统、发达的铁路体系和完善的邮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自视为亚洲的一部分，反而希望别人能承认它是西方大国。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民主义模式，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明治天皇的现代性计划实际上是对欧洲霸权总体特征的仿效。生活在欧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要被迫接受和效仿欧洲的部分特征，否则就会面临殖民化的威胁。

欧洲的崛起改变了所有人的游戏规则，但其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消极：重要的是，欧洲的经历展示了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世界也由此面临着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虽然列强们将殖民地视为满足其需求的奴仆，而且绝不允许它们与主人竞争，但是这些殖民地也多多少少从殖民者那里获得了一些后来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中国台湾延续了日本的教育体制，上海等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学会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经济表现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对外来统治的敌意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的影响仍是负面居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非洲国家，其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却是特例：因为民族和种族原因，它们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所以最终获得了极其繁荣和兴旺的发展。

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仍然设法霸占着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但是欧洲列强殖民势力达到顶峰却是在“一战”以前。然而，当时美国已开始作为欧洲列强的继任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但这种崛起产生的影响，仍然被其孤立主义和与欧洲的密切关系所掩盖。1850~1930年欧洲向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其数量相当于1900年时欧洲总人口的12%，也是美欧密切关系的力证之一。随着各国实力的急剧下降，中国抗战的胜利及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相继独立，1945年以后的欧洲明显地走向衰落。在此过程中，世界民族国家的数量猛增了3倍。正如19世纪一样，世界版图再次被重新描绘，但是这次的速度更快、变革更大。新兴国家的独立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尽管事实证明这些新的可能性性质和作用各异。前面引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印度的情况的确有所改善；但经历奴役和殖民主义之后的非洲，整体实力大大削弱。据估计，由于奴隶贸易的强行贩卖，加之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东亚遭受殖民主义侵害的程度远低于非洲，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尽管也被迫提供了廉价的契约工人），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一些。考虑到1950年以后如此多的前殖民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变革，很明显在“二战”后的前20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民族自由的意义。可以说，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大事，它为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比重的发展中国家成为21世纪的重要行为体创造了条件。亚当·斯密就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所谓的东印度群岛曾做出如下预言：

然而，对于东西印度群岛的本地人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所有商业利益都在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发现这些地方的特殊时点，欧洲人恰好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侵犯这些遥远国度的利益。但之后，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会变得强大，欧洲有可能会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会获得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气和力量，同样令欧洲人产生恐惧，并改变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态势，使其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同一个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移民是欧洲人。到1790年，美国共有392.9万人，其中69.8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白人中有80%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中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这些欧洲移民不受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不受历史的羁绊，一切从零开始。当然，这也使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在极其野蛮的“种族清洗”运动中遭受重创。

当欧洲长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时，美国的欧洲移民则没有受到类似的约束。伴随着对美洲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他们神话般地向西推进，领土范围不断扩大。欧洲人拥有强烈的版图和领土意识，但美国人还没有形成类似的归属感，因为他们无须如此或根本没有类似的经验。美国如同一张白纸，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和设计体制：从一开始，美国民众就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偏好抽象的原则理念，相关理念则在美国宪法和后来强烈的普世主义及全球终极使命意识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欧洲移民带来了众多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但却几乎没有欧洲本土的阶级理念，这令美国白人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将非洲奴隶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加上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屠杀，这让欧洲移民的身份认同打上了深深的种族烙印。广阔、富饶的沃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持续扩展的边界给国家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勇于变革的精神。美国国内市场并没有受到地区偏好及盛行于欧洲的阶级差别、地位尊卑的影响（美国民众的属性基本相同，地位大体相当），也更加容易接受标准化的产品。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刺激人们不断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以提高生产力。与欧洲不同，美国很少出现抵制机器化生产和流水分工的现象。因此，美国经济对技术革新、机械化、产品标准化、劳动过程持续改进和规模经济的强烈渴求，远非欧洲所能及。全新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者以及在广告等领域随之出现的创新，是美国模式的鲜明特征。因此，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远比欧洲的更具活力和创新能力。

1820年，美国经济仅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英国的比例却高达5.2%，德国也达到了3.9%。到了1870年，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8%，同期英国是9.0%，德国是6.5%。1914年，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攀升至18.9%，而英国只停留在8.2%的水平，德国也只有8.7%。1950年是美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27.3%，相比之下，英国只有6.5%，德国只有5.0%，西欧加起来也仅为26.2%。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但1870~1950年期间，美国经济还是大大超过了欧洲的水平，这为“二战”之后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美国摆脱了“欧洲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霸主：美元被奉为世界货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机构的主导，更是美国经济霸权的体现；基于强大制空权的军事优势更是前所未见。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体系——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但体系又保持了开放性和包容性。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日渐加入其中，这一体系最终发展到了顶峰。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典范。凭借好莱坞和电视肥皂剧，还有以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为代表的消费产业，美国展示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霸权和影响力。美国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和学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美国永远名列前茅。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隐喻：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拥有新边疆精神。它诞生于当下，并且从未过时，秉承了宪法所体现的一系列抽象的行为准则，全社会都在致力于永不停歇的创新之中，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认同。硅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截然不同，但美国的现代性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和亲切感，且很可能保持下去，在全球背景下尤为如此。血缘、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美欧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这一称谓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所谓的“西方”，不仅是就地缘政治的意义而言，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种族和民族的角度而言。“西方人”一词，已经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的共识；实际上，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会巩固这种取向与认同。当然，欧洲新的少数族裔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改变着欧美的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两岸的、仍占绝大多数的白人不再主导其所在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尽管现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西方仍然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怎样。我们将西方霸权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西方霸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以至于我们认为它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 M. 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间它必将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