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其它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是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最基本总量，但国民收入核算中还有其它总量。这些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有密切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整体经济的运行状况。本节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介绍这些总量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一、国民收入核算中的五个基本总量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除了国内生产总值之外还有另外四个重要的总量：国内生产净值、国民收人、个人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这五个总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国内生产净值（英文缩写为NDP）：一个国家一年内新增加的产值，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了折旧之后的产值。

国民收入（英文缩写为NI），一个国家一年内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总和。

个人收人（英文缩写为PI）：一个国家一年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

个人可支配收入（英文缩写PDl）：一个国家一年内个人可以支配的全部收入。

国民收入核算中这五种总量的关系是：

GDP-折旧=NDP

NDP-间接税=NI

NI-企业所得税-公司未分配利润+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利息=PI

PI-个人所得税=PDI=消费+储蓄

在以上五个总量中，国民收入可以分为广义的国民收入与狭义的国民收入，前面所讲的是狭义的国民收入，广义的国民收入泛指这五个总量。国民收入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指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所讲的国民收入就是指国内生产总值。

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如前所述，国内生产总值是最终产品市场价值的总和。因此，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受价格水平的影响，同样的最终产品量按不同的价格会计算出不同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称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某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称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格是指统计时确定的某一年（称为基年）的价格。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称为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

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重要的物价指数之一，能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增长率，实际是由于价格水平上升引起的，只有按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增长率，才反映了产量的变动情况。

三、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缩写为GDP）是指一年内在本国领土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它以地理上的国境为统计标准。这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应包括本国与外国公民在本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

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年内本国常住居民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的总和。它以人口为统计标准。在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中，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国的本国公民，暂居外国的本国居民，常住本国但未入本国国籍的居民。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包括以上三类居民在国内外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的总和。

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为：

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本国公民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

如果本国公民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大于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则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反之，如果本国公民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小于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则国民生产总值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在分析开放经济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时，区分这两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四、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有助于了解一国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有助于了解一国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这两个概念都是很重要的。

用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同一年的人口数量，则可以得出当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五、国民收入与“幸福之谜”

GDP虽然是目前反映国民经济总量活动中最重要的单个指标，我们常见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大都是用GDP的增长速度中来定义的，但是它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它不能反映人们为了追求产量增加而污染环境所产生的成本，对此曾有人将GDP称为国内总污染（Gross Domestic Pollution），这也引发了学者和有关当局对于绿色GDP的关注和讨论。另外，它也不能放映产量所代表的收入在人们之间分配的状况。在总量增长掩盖下的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家中，引发了很多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使人们反思单纯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它还不能全面反映非市场交易价值甚至会对人们生活水平造成诸多扭曲性影响等。巴西前农业部长卢林贝格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也充分享受到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产生了所谓的经济效益，当地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的照顾，而不是母球的抚养。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们早已不再从单一角度进行零散性分析，而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对之进行研究的专题，在这里我们把其称为“幸福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快乐经济学”，下文中我们将不加区分地使用“幸福”和“快乐”这两个词语）。2000年，一份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幸福研究杂志》（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由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荷兰SPringer公司出版。这标志着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家们从提出该问题到寻求解答的发展过程。

1．“幸福-收入之谜”的提出

对幸福的追求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强大动力之一，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当经济学家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经济学家们便开始把用货币单位衡量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之后人们又逐渐把这一目标演变成为可消费的商品和劳务数量的最大化。至此，以GDP为代表的国民收入指标成为比较国民富裕和幸福程度的主要依据，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效果评价也是围绕着这类指标所展开。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的论文。文中指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断来源于：第一，国别比较研究和长期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第二，在收入达到某一临界水平之前，快乐程度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该水平之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程度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伊斯特林提出的这一命题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也可以这样来表述“伊斯特林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就是幸福程度既取决于收入又不取决于收入，幸福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

2．解释谜题的两个思路

伊斯特林的研究成果最初曾被主流经济学刊物所拒绝，后来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并加以持续的追踪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经济学对于效用和福利的定义，以求得对幸福经济学谜题的有效解释，提出了影响宏观当局进行经济决策的新论点。对于谜题的解释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包括伊斯特林本人在内提出的忽视变量理论，即在收入之外有很多被忽视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效用水平，从而影响人们的幸福程度，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环境质量等。如果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负相关，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收入因素的消极影响会增加，从而抵消收入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使得效用水平从而幸福程度持续不变，最终形成“伊斯特林悖论”。这也解释了国民收入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当人们的基本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满足时，提高收入对提高快乐水平有重要作用；当收入水平达到一个临界值后，进一步增加收入对提高快乐水平效果很小，边际幸福程度会出现递减趋势，无效甚至会有副作用。此外，学者们发现在快乐享受方面，人们对不同来源的快乐和痛苦具有不同的适应性。经济收入和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而非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则较为持久；在痛苦的忍受方面，相对于非金钱的损失，人们更容易适应金钱损失带来的痛苦。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非经济收入和非物质财富因素对于人们幸福程度的重要作用。

二是从收入本身出发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即人们的幸福程度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表示了攀比水平）负相关。因此，当个人与国民收入水平同时提高时，个人收入提高带来的幸福程度上升与攀比水平提高带来的幸福程度下降相抵消，导致了总幸福水平保持不变。这种解释也被称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颇为相近，同时也佐证了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炫耀性消费论。凡勃伦指出消费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给他人留下印象，即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对这种效用的追求会刺激人们无穷地追求绝对财富以提升自己的相对低位。

这两个解决思路提醒我们，在对一国国民幸福程度进行衡量时，单靠GDP这样的偏重物质财富的总量指标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我们要在总量之外查看人均水平以及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物质财富之外注重环境、健康、心理等与人们生活质量相关的其他变量因素。

3．幸福经济学的公共政策内涵

对于国民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不仅在学术意义上促成了包括幸福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也在实践领域中体现为相关机构的具体行动。不丹已经使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而不是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国家的发展水平，国民幸福总值中包含了环境保护和文化推广等一系列国内生产总值没有涵盖，但对国民幸福程度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定期发布《社会蓝皮书》和《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该机构采用统计抽样的方法，对中国不同行业、性别、年龄、地区、收入的从业人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行调查。这也成为中国最接近于幸福经济学的相关调查。

根据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衡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比现行国民收入数据更全面有效的指标。对于这种替代性指标的研究发展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将环境、社会等成本引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从广义角度衡量经济活动所消耗的各种资本，从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参照。按照这一方向形成的绿色指标体系，致力于如何从传统的GDP核算中扣除自然部分的虚数（例如环境的污染好破坏）和人文部分的虚数（例如犯罪率的上升）。第二个方向是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设计能够反映人的发展能力和享受程度的指标。在这方面有影响力的代表性成果包括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参与编制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该指数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人们的健康长寿水平，用综合入学率衡量人们的教育获得程度，用人均实际GDP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设计的对于国民快乐账户（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进行统计调查的每日重现法（dail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也是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尽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建者西蒙·库茨涅茨早就说过，他自己设计的这种经济指标既排除做家务等无法计价而又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又不能计算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损耗，因此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这个指标来表现，但阿玛蒂亚·森认为，发明一个完全取代GDP的指标也不可行，而是应以多项经济指标为综合衡量标准，在这个综合数据库中，GDP仍是关键指标，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也应加入其中。

衡量指标问题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让这些改进的指标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效力，引导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荷兰在对本国资源环境的相关数据进行核算后发现，畜牧业的发展成为温室效应增加的重要原因，在该项结论仍有争议的情况下，政府还是在1999年决定适量减少本国圈养猪的数量。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幅度和速度都在大大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在增大，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矛盾。201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公开场合谈到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存在问题，从而引发了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中国收入问题的大讨论。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当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区间时，社会大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中国自2001年以来就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这是一个考验政府能力的关键时期，政府常常会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被寄予厚望。

案例分析：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从GDP的含义到它的计算方法不难看出，GDP是而且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美国罗伯特·肯尼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弟）说过：“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这句话就是他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对GDP这个经济指标的批评。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这段话颇受经济学家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对GDP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怀疑。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如果一对夫妇留在家中打扫卫生和做饭，这将不会被列入GDP的统计之内，假如这对夫妇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洁和烹调工作，那么这对夫妇和佣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一名男士雇佣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资也将计入GDP。如果这位男士与保姆结婚，给保姆不发工资了，GDP就会减少。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资企业虽然在我们境内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一句话，他们把GDP留给了我们，把利润转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如同在武汉打工的安徽民工把GDP留给了武汉，把挣的钱汇回了安徽一样。GDP只是一个“营业额”，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在当今中国，资源浪费的亮点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GDP中，都可以增加GDP。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GDP指标，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资源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尽管GDP存在着种种缺陷，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一种包罗万象、反映一切的经济指标，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描述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中，GDP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正因为有这些作用，所以，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思考：

1．GDP的核算有哪些缺陷？

2．试设计一个新的国民收入核算指标，克服现在方法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