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1)

●所谓“文化”一词，同样裹挟了从狭到广的不同义项。而现代汉语中所说的“文化部”一词中的“文化”，则只是利用了其中最狭窄的一种含义，指称人类精神财富中的一小部分，也即通常所说的“文学艺术”。——而有趣的是，它虽然名曰“文化部”，却不能指导作为人类文化的宗教事务，因为那属于宗教局的统辖范围；也不能指导作为人类文化的科学技术，因为那属于科技部的统辖范围；还不能指导作为人类文化的人文学术，因为那属于社科院的统辖范围……这种对于“文化”的理解，如果就学术而言是最靠不住的，不过，它在当前偏又是最普遍流行的，以致只要不是特别予以说明，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就总会向它偏斜。——当然，要是对这种现象进行历史挖掘，可以发现其中很可能渗入了日、俄的影响；不过，如果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语言游戏本身的这种随机漂移，却又总是这般将错就错，无可无不可的。

●碰巧的是，这也为我们带来一点论述方便。因为，索性就在“文化”之最狭窄的含义上，也就是“文学艺术”的含义上，从头回顾人类对于“全球文化”的憧憬。众所周知，歌德曾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学”的概念。他在跟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的系列谈话中指出，“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了令人高兴的步子。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23]这位德国大文豪还在另一处说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24]。回顾起来，尽管“世界文学”这个被歌德突兀提出的“能指”，直到现在都还不免显得空泛，然而它一直都作为真实的愿景，激发着我们对于“后民族文学”的想象；而且，它也一直都作为亟待填充的范畴，等待后人以具体的、带有确定指向的实践，赋予它越来越充实的含义。

●如果早在歌德的年代，就有人在憧憬着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化，那么，到了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它自然更要引申为“文化的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文化”了。尽管在刚开始的时候，国际流行的现代化理论首先涉及的，还只是一些硬性的或者可以客观衡量的指标，比如收入、财富、教育、职业等，然而到了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那里，却把它引向了软性的或者只能主观解释的方面——也就是文化的方面。罗伯逊认为，全球化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政治、社会或国际关系问题，反而首先就表现为文化问题，而这又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领域，首先就表现为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为了把握这样的系统，罗伯逊更建议使用“全球场”（global field）的模型，这个模型由下述四个参照点所组成，即民族国家社会、各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自我和全人类。

●由此就不能再拘泥于“文化”的最狭语义了。即使不动用“文化”一词的最广含义，将其视作涉及人类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以及足以帮助人类超出自然与动物界的全部生存方式，而只是在一个较窄的意义上使用，也至少要把它视作人类全部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通识的学术简史告诉我们，最早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1877年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率先提出了这种有关“精神文化”的较窄定义，认为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5]。而根据我国社会学家苏国勋的解说，“在这个界定中，文化被视为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复合体。概括说来，它可包括知识、信仰一类的思想信念（beliefs）；艺术、法律（文本）一类的表意符号（symbols）；和习俗、道德一类的规范（norms）。”[26]

◎文化在狭义上指人们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具体地讲，它包括人类相互学习的许多种符号，其中有社群共有的知识、口味和价值观。因此，全球化也必然涉及到文化。当人们在地区之间迁移，与遥远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或者同来自远方的他者进行交流时，信息和观念也随之流动。至少全球化包括一些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在体育、商业、宗教、语言以及饮食等领域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比方说，19世纪起源于英国的足球运动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成为典型的最受人们喜爱的全球性运动和比赛，而且也是专业竞赛的一个目标。这种普及需要在参与运动时以及在组织国际比赛中传播共同遵守的规则。受到共同愿望和价值观念的约束，运动员和球迷们开始意识到参加全球活动的必要性，而世界杯这类赛事则加强了这种意识。[27]

●除了“全球场”这样的概念，加拿大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他的名作《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中，又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这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全球化。不难想象，麦克卢汉利用的“村落”之喻，当然是在借用以往乡村生活的场景，那里曾是人类相互熟悉、亲密交流、彼此介入的场所。在这位乐观的传播学家看来，如果现代迅捷交通的发明，曾使得地球的空间逐渐变小，也曾使得直接的口语交往变得可能，那么，当代电子媒介的发明，则又使人们反而回到了间接文字交往，甚至干脆使得时空区别变得多余，因为人们无论居住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都能共享到具有普世性的信息，由此，供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整个就融成了以往那种融洽的村落。[28]

●不过，正如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一样，实则这个“地球村”的形势也未必一片光明。早在十五年前，我本人就曾经撰文指出，一方面，在这个互联网高速公路的时代，也许人际的距离将会空前缩短，因为他们势必要展开跨度更大和频率更高的对话，从而有更多的机会交流意见与情感；但另一方面，必须警惕的是，真正的沟通反而有可能比过去更加困难，因为以前习惯于聚居生活的人们，现在反倒会更加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地离群索居，不在乎是否有缘当面恳谈，而他们表面上赖以交往的网络，不过是把人际对话中的“我——你关系”，偷换成了人机对话中的“我——他关系”而已。[29]

●全球化这枚“硬币”的两面，还可以从另一维度中看出。正如两位法国学者写到的，“具有各种自发的电子讨论形式（以虚拟群体、聊天和博客的形式）的全球公共空间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民主性质。会话艺术有一种新的相关性，也为扩散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观念、信息和意象提供新语境的对话建构形成新的相关性。”[30]毋庸讳言，这正是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看到的、最令当今的社会管理者们忧心忡忡的情景。正是电子传播的虚拟化、大众化和迅捷化，导致了对于社会透明度的更高要求。而事实上，由此带来的民主化要求，并不只是特定地针对哪种国家，从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到伦敦街头的突发暴乱，其背后都有互联网信息快速流通的成因。

◎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一夜之间发现有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多亏有了电视，它使我们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点儿帮助；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在数秒之内就被发生于俄克拉何玛城的大爆炸所震惊，同时明白，那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家，并知道从世界承认这个国家的那一刻开始，国际社会就在徒劳地试图按照一些从未被任何人承认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军阀们的意愿，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国。

◎这是当今大众传播，或者说，那些采集新闻的人的神奇的一面。人类感谢那些勇敢的记者，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那些有悲剧发生的地方，以唤醒世界的良心。[31]

◎我们最清晰的调查结果之一是，巴西电视启蒙了对社会问题，尤其是关于性和性别角色的自由主义观念。更爱看电视的观众观念更自由，其程度令人惊讶——在诸如家庭是否是女人的归属；如果丈夫收入丰厚，妻子是否应该工作；怀孕时是否应该工作；是否应该离开她们不再爱的丈夫，去酒吧追寻她们喜欢的男人；男人是否应该做饭、洗衣服；父母是否该和他们的孩子们谈论性，这些问题上的选择不似传统……我们发现，自由主义社会观点和当前收看电视的小时数之间有着显著联系。[32]

●又如我十五年前已说过的，互联网这种“反权力”和“民主化”的特征，也并不是压倒性的或本质性的，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一方面，就单个个体的遭遇而言，正因为互联网的这种“民主化”性质，反倒会刺激得当局大生戒心，社会控制有时反倒会更加严密，因为后者显然有更大的权威和资源，能够无形地散播（或过滤）对于正统意识形态有益（或无益）的信息，从而使人们更易受到官方话语的疏导和包围。另一方面，就国家政权的遭遇而言，也正因为互联网的“全能化”性质，各国之间反而有可能贫者愈贫，因为能从互联网上轻易获得的，总是不再需要加密的过时信息，甚至是故意制造出来混淆视听的信息，所以如果受其误导而亦步亦趋，只会让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