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王国维：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

传略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国学大师。

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携生平著述3种，跟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他以此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疏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沉而死。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就，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学者。主要著作：《哲学辨惑》、《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等。

大师 当王国维在北京招国学研究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到清华大学，都想看到日夜思慕的大导师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当时的名声太大了！大家都在教室里盼望着……进来的将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铃声响了，踏进门来的王国维使大家很吃惊！很失望！只见一个五短身材，蓄八字须，戴缀有红帽结的瓜皮小帽，后面拖一根长辫子，着一件长袍，外套马褂的人缓步走入教室。这就是我们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仰慕的伟大的国学大师？但是等到王国维一张口，一说话，一表述，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就把这些学生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境界、新学问、新天地！这时候，同学们都会由衷地佩服他。

在清华园两年多时间里，王国维学术指导的范围主要在经学：书、诗、礼；此外，尚有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等。其授业弟子徐中舒对王国维当年学术指导的情形有过生动的描述：“研究院于公共课堂之外，每教授各设一研究室，各教授所指导范围以内之重要书籍皆置其中，俾同学辈得随时入室参考，且可随时与教授接谈问难。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经学、小学及考古学书籍。此类书籍，其值甚昂，多余在沪时所不能见者，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热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系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杰作 人们可以不知道王国维的皇皇巨著《观堂集林》和《古史新证》，却不能不知道《人间词话》。

这是一部东西合璧的杰作，它将美国人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都融化在这本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中。王国维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要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对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深刻反思、核心概括，并把这一反思和概括巧妙而形象地结晶在文学意象中。这同时也成了年轻的王国维，乃至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与座右铭。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心血之作，薄薄一本小册子，凝聚了王国维毕生的才华和感悟。在书中，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主观的、具有强烈个人审美情趣的唯我世界。使读者在阅读《人间词话》时，仿佛如观看杜鹃啼血、黛玉葬花一般，在感受绝美的同时也凝蕴了无尽的忧愁。《人间词话》之所以不同于前朝词话，就在于它融贯中西，在容纳西方比较文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典型的中式“境界”说。王国维不仅将“境界”说视为做人成事的标准，还将之视为诗词创作的原则和批评的标准。书中，无论是研讨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典论作品的优劣和词品的高低，均由“境界”入手，开创了中国诗话、词话史的新篇章。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研究叔本华、尼采等人西方哲学的学者之一。他曾长期研究西方文化和哲学，在研读了叔本华的大部分哲学和美学著作后与之产生了思想共鸣，并由此陷入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的深渊而难以自拔。在《人间词话》中，我们即可以看到诸多类似的痕迹，《人间词话》虽名为词话，实则是王国维哲学思想的载体。

扬镳 王国维青年时考取了秀才，在父亲望子成龙的强烈心愿下，他曾经两次参加府试，因心思根本不在科举考试上，落榜则是必然的结果，出于对八股文那种俗套的厌恶和对金石史学的喜爱，他下定决心不再参加科考。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乡间谋了一份教书先生的职务，后接替同乡许家腥去上海《时务报》任文职书记。当时管理《时务报》的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并没有看重王国维的才华，给予王国维的薪水也要比许家腥任职时少得多，王国维因此较为苦闷，几次想要离开《时务报》，由于要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不得已才继续工作。

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省上虞县，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式如、叔言，号雪堂、松翁、贞松老人。在甲骨文考释和筹办新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书。在15岁时考取了秀才，但在乡试中并没有及第，然而他的志向也并不在那些陈腐的八股文、故纸堆里。与王国维一样，也毅然决定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选择他喜爱的金石文史，并在这方面深有造诣，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年轻学者。甲午战争之后，罗振玉致力于新学，自筹资金创办了学农社和《农学报》。看到当时日本因明治维新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后，他认识到翻译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自己出资聘请日本人藤田剑峰翻译东洋的农学著作，并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当王国维看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在邻近的新马路梅里福开办时，便产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虽然留学的梦想因为家境贫穷的原因破灭了，但是学习日文也同样可以接触到很多新学的知识，于是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下，他每天可以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

有一次，罗振玉在巡视学员的学习情况时，发现了王国维写的《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心里顿时产生钦佩之情，要结识这位才子。之后，罗振玉专门把王国维叫到办公室中进行交流，在感受到王国维的非凡才华和领悟能力的同时，也了解到他在《时务报》供职的苦闷，于是，罗振玉决定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自此，罗振玉成为王国维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同样也是王国维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己。

1903年后，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先后到通州师范学堂、苏州学堂任职，之后，又跟随罗振玉一家来到京城谋生，由罗振玉在学部为他谋了一个职务，并住在罗振玉家中，一切都仰仗他的关照。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他先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这使得他内心无比悲痛，幸好有老朋友的扶持和关爱。1911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作为朝廷四品大员的罗振玉害怕自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并且他还收藏了很多图书、器物，一旦没收，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他急切地希望寻找到一处避难之所。而当时的王国维还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说，可以不用避难，但他与罗振玉同进退，决定前往日本，这样王国维便开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在异国谋生的日子甚是艰难，大多数时间，王国维都是依靠罗振玉每月100元的资助来养活一家人。

在流居日本的这段时间里，王国维和罗振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相处的，他们由此也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利用罗振玉私人图书馆的大量资料，他们朝夕相伴，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历经三个月的精心研究，两人共同著成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共分三卷。罗振玉负责其中的小学、术学、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这是他们相识15年来的首度合作，可谓是一朵共同培育的学术奇葩。与此同时，他们对甲骨文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浓烈的兴趣，但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是略有不同的，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罗振玉经过数十天的闭关撰写，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的初稿，并邀请王国维与其共同商讨，进行修改；而通过王国维对书稿的锤炼，使得书稿的文字更趋成熟与完美。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中，他们通过各自观点的鲜明透析，为后来学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础，罗、王通过倾力合作成就的学术成果，被后世一直称赞为“罗王之学”。

1919年，罗振玉回到中国，并成为保护清王朝的“铁杆”遗老，但他与得到溥仪赏识的另一位遗老郑孝胥却势不两立。为此，他极力拉拢先前回国的王国维一起进入晚清小朝廷，还将三女儿罗曼华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溥仪对王国维的学识非常赏识，特诏他为南书房行走一职。在担任南书房行走期间，王国维准备把自己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观堂集林》进呈溥仪，当在天津的罗振玉通过书信来往得知这件事情后，也希望他把自己的《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一起进呈，王国维此时并不想成为遗老中斗争的棋子，于是婉言拒绝了罗振玉的请求。当罗振玉收到王国维的回信后，非常愤怒，要求他把书托人带回天津。随着罗振玉与郑孝胥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他联合升允并希望王国维一同来弹劾郑孝胥。但王国维又一次拒绝了他，这是罗振玉所不能接受的，他当即表明不会连累王国维，从此以后，他们之间便出现了难以调和的裂痕。而一直不愿在这种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生活的王国维，在冯玉祥发动政变后，选择了离开朝廷，并走进清华开始继续教书，过上了一种稳定而恬然的生活。

王国维没有想到人到中年，当时在海关任职的长子王潜明年仅26岁就患病悄然先他而去。在长子的丧葬上，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这件事激发了王国维心中的愤怒，他本以为，在这种伤心的情境下，自己的知己罗振玉会对其进行安慰，而不是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在接下来安排长子的抚恤金上，他们的矛盾更是进一步激化。王国维为儿媳的将来做打算，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儿媳，然而儿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丈夫的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他在每次写给罗振玉的书信中，总是尽量做到语言委婉，生怕伤到了两人的感情，可是罗振玉回信的言辞却是愈加激烈，最后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信中罗振玉以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却把王国维比作杨朱，认为他自私自利，不图报恩，这就把双方的矛盾从家庭琐事上升到王国维一直很引以为重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上，这是王国维绝对不能接受的。自此，他们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深厚情谊，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不再有任何交流。

在王国维死后，罗振玉感到十分的愧疚与悲痛，并为王国维整理了一些书稿，以慰藉自己的灵魂。但他同时也做了一件不能原谅的事情，就是仿照王国维的笔迹来上奏溥仪说王国维是看到清廷的境地才自杀的，这为后世研究王国维的真实死因增加了一道障碍。

淡泊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谙俗务，不喜欢与人交游，只一心做学问。平日除了三两个熟悉的同事，他一概不接触旁人。王国维的小楷写得很好，颇有朴素之美，求字的人频频登门造访。除了偶尔为朋友、学生在扇页上写几行之外，他是难得动笔的。有一次，有人请他替一位福寿双全的老太太题个像赞，他当面就回绝说：“这是应酬，我没工夫。”说罢扭头便走。

在清华，学生们除了在课堂上见到王国维，一般很少有机会与他见面。王国维一般在黄昏时分，才从书房中出来，到住所外面的大路上散步。他总是独来独往，表情沉静。遇见来人，他只是点点头，微微一笑，而后又缓缓而去。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得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平时活动很少，一旦出现，每每都要引人注目。一年秋天，清华教职工在工字厅聚餐，到场的都是学界名流，个个衣冠楚楚。忽然，有人喊：“看！王国维！”一时间，在座的人一片肃然，只见一个清瘦的老者，红顶小帽，青马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条小辫子和玄色扎腰。老者谦恭而拘谨地呆坐着，不说一句话。满室的人都在喧闹笑谈，唯有他是安静的、沉默的，除了偶尔动一动筷子，几乎不和周围的人攀谈闲话。而这个老者便是王国维。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娱乐”这两个字的概念。尽管王国维对中国戏曲有着深入的研究，可他却从来没有去看过戏。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王国维的妻子知道他要逛书店，就事先把钱准备好。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妻子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纸。”

衣食 王国维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时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几乎常年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王国维外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他最为明显的标志。据他的儿子回忆：每天早晨，王国维漱洗完毕后，其夫人就替他梳头，有时夫人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对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王国维的回答很耐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喜爱甜食，在他的卧室中，放了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每天午饭后，王国维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王国维对菜肴比较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夫人做的才爱吃。王国维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孩子们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还比较喜欢吃。

自沉 1927年6月2日8时许，王国维照常来到研究院公事房。到达后，他猛然想起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与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向侯借两元钱，侯身上没有零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王国维借到钱，便雇了一辆黄包车去了颐和园。10点钟，王国维来到昆明湖，买票入园，并给了车夫5角钱，让他在园外等候。王进到园内，径直走向石舫，在石舫前坐了良久，后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纵身一跃，头先入水。然而，此处池水不过两尺深，还不足够淹死人，但湖底的淤泥很深，王国维口鼻之中全被污泥塞满，探摸鼻息，不过一两分钟，便没了气息。下午3点钟，35号车夫仍在园外等候，看门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何一直待在这里，车夫说在等进园的一个老人。看门人问了车夫老人的体貌特征后告诉他，这个人已经投湖自杀了，并带他进园内确认。车夫看到王国维遗体后急忙赶往清华大学报信，路上正碰到骑自行车来寻找父亲的王贞明。当天夜里，清华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教授、助教一行三十多人，开车急奔颐和园察视遗体。第二天一早便发放了讣告。下午1点多，清华大学的学生先赶到颐和园，由园丁带到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自打捞起来后就停放在了这里，上面盖了一方芦席，4边角以4砖镇着。园丁把芦席刚一揭开，学生们就不由得失声痛哭，眼前的王先生已经断气二十多个小时，面目紫肿，四肢蜷曲，匍匐地上，惨不忍睹。学生们想起先生前日风采，又瞻其眼前遗容，不由悲从中来，恸声不止。不久，家属和学校办事人员陆续赶到，验尸官却迟迟没到。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阴云密布，雷声大作，但没有雨。下午4点多，法官带着验尸官姗姗而至，简单查问后，开始检验。王国维当天穿着一贯的马褂、长袍、汗巾和布鞋，从他衣袋中寻出了4块多钱和一封遗书，遗书的纸已湿透，字迹仍完好。信封上写着：“送西院18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上写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月初二日”是阴历，即公历的6月1日。很明显，遗书是王国维自尽前一天写好的。验尸完毕后，学校的杂工即将遗体移到颐和园西北角门外以前内廷太监住的三间小屋里入殓。傍晚7点多的时候，方扶棺到清华校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

名言 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

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其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可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后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识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自评】：“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评誉 对死因 梁启超：“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

“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

王力：“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

吴宓：“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陈寅恪：“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周作人：“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现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

对学术 梁启超：“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陈寅恪：“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