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民国十七年（1928）(1)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的“人性的艺术”进行论争。大师们拉开了文坛的“战国”时代。
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全国飘扬，蒋介石的国民党新握权柄。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王朝诞生。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严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沈从文、丁玲、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施蛰存、戴望舒、张资平、叶圣陶、茅盾、冯雪峰、瞿秋白、包天笑、周瘦鹃、叶灵凤、柔石、叶紫、蒋光赤、胡也频等一众作家会聚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旗帜鲜明，纷争不休。八方豪杰，英雄不问出处，“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出文学江湖的恩怨情仇。开启了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国民党独裁专制，一方面宣传自己，过于淫滥，比如《蒋介石北伐》影片到处公演；另一方面限制别人言论自由，远胜过北洋军阀时期。只准州官放火，不允百姓点灯。
5月16日，胡适的日记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有郁达夫写的《〈白华〉的出现》一文，文中说：“言论创作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
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就公布了十多家期刊为“反动刊物”，它们包括《创造月刊》《流沙》《奔流》《洪荒》《血潮》《太阳月刊》等；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店被指控为“共产党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郁达夫、蒋光赤被打成“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
接着，当局又发布《取缔种种匿名出版物令》，巧立名目，动辄以散布“共产党言论”为由取缔地下书刊。
由上海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老板发起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遭到当局的否决，不准成立。
对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的丑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毅然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有价值的期刊，就是敢说真话，说实话。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言论自由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一干自诩革命者，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偏激观点，“围剿”鲁迅、茅盾。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两败俱伤的缠斗，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
而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不赞同“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其实若读其《论思想统一》，应该知道梁实秋是向国民党要“自由”的文艺，反对“主义”的文艺。对梁实秋的偏见，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激烈对立，转为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批判梁实秋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没掌握在手，与梁实秋的论争，岂能弄清是非？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至极。”的确，初到上海，鲁迅忙于会客、到大学演说，应酬无聊活动，无端耗去一个作家的许多时光，遂发出无奈慨叹。但借此难得的闲散，鲁迅也尽兴享受了生活。天天宴请有佳肴，就着鲜美河蟹，饮得酩酊大醉，或惬意啜茗，时不时还携许广平“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往奥迪安大戏院观电影”。且无须劳作，竟有可观收入。查鲁迅11月18日记，有“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此乃曾不断受鲁迅冷落和讥讽的蔡元培，在就任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院院长之后，不计前嫌，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支付的薪金。纵观鲁迅前半生，经蔡元培举荐，竟也拿了各届政府十多年的官饷。
鲁迅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刚到上海不久，他已看到白色恐怖下的凋敝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景观：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八卷第三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封，此前，《语丝》周刊从第一百四十一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1月，有个年轻人叫章乃器，本来在银行界干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却独自创办了一个《新评论》半月刊。这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其宗旨是批评时政，扬清激浊。既无党派倾向也没政府背景。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都由章乃器一人利用业余时间操办。
其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不久，血腥味尚未散尽，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章乃器办《新评论》，正是基于对反动当局的义愤，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与郁达夫当年在《民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相类。郁达夫写道：“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章乃器苦苦支撑一年多，遭到查禁。但从此他走上一条革命之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也是这年岁尾，面对炼狱和鲜血，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的青年王云五，在天津报纸发布一则告别政治的启事后，选择了“文章报国”。
自1928年，由几个共产党员创办的《太阳月刊》一月号发表蒋光赤的文章《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场争论，两社成员，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很片面的意见。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因蒋光赤的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章，创造社、太阳社由对手变成同盟军，共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鲁迅。到1928年春，演变成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间的一场激烈论争，一直到1929年年底太阳社解散，论战方偃旗息鼓。
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有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然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不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
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创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是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力。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
1927年4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围剿”鲁迅的论战中，写《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主张要向鲁迅等“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写的上述战斗檄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战士”的思想是多么偏激、片面、幼稚，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
鲁迅先生的思想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927年10月到上海定居，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此时的鲁迅并没有如瞿秋白所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直到1928年春，鲁迅挥矛舞戟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时，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激烈地批判种种扭曲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并引导青年向美好的将来前进。
比起创造社、太阳社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单、笼统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向鲁迅宣战的幼稚和荒谬，鲁迅在论战时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陌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鲁迅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同时又介绍一些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认识。这实在是这场没有是非胜负的激烈混战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对“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有一个年轻人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于是年5月写了一篇理论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它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敢于反抗潮流，在鲁迅受到众人“围剿”孤身一人奋战的情况下，毅然为鲁迅辩护的勇气，还因为它同时为“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学史辩诬。
《革命与智识阶级》谈的是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认为现阶段革命仍属民主革命，“五四”所实践的反封建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倡导“革命文学”而批评鲁迅，否定新文学传统是错误的。作者说：
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
认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其实，在是年4月，他在为魏金枝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所作的序中，就说过，“五四以后，一般地说，国民是生活在与封建社会的斗争中”，“现在也仍激烈地继续着”。
他在这些文字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特点的论述，虽没有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已非常有革命远见了。
《革命与智识阶级》的作者，叫冯雪峰，鲁迅记住了他。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对张静庐先生的了解，始于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后又读陈青生先生的《张静庐的小说》（《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二期）等，零碎的东西，方变得完整。中国现代文学史，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家，上海的张静庐便是其一。
上海最早组建的新文学社团，叫“新潮社”（此“新潮社”非傅斯年、俞平伯之“新潮社”），成立于1920年3月。张静庐（1898—1969）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说》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他的小说《我和她》就发表在《新的小说》上，写的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在人前举案齐眉，在私下无言相对，虽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却无真挚爱情。小说细腻地写出因没有爱而内心凄苦的貌合神离的婚姻状态。有评论家评曰：“静庐此作，尽写情的能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