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我在2006年的新年感言里说过，我不反对改革，但我主张反思改革路径，并将自己定位为“改革反思派”。在对过去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反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与内在逻辑，这也是我在《“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中观察、分析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基本思路。
从2012年十八大顺利完成领导班子交接，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刚结束不久的2014年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可以说改革已经再出发。但在这里，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盲目乐观派，不客气地讲，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处在比较危险的边缘，而接下来的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积弊，而且必须要突破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中层官僚的阻挠。可以说，未来十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打碎石头过河”，从“乱局”走向“变局”的关键十年。
一、我多么希望我以前所说的都是错的
大概从2004年，我因反对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高管以市场化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郎顾之争”开始，到2008年，我又强烈反对中央政府出台的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计划，因此很多人给我贴上了“改革反对派”的标签。可奇怪的是，每当中国经济问题屡屡被我言中时，又有人出来说，郎咸平就只会骂，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我能给出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我的建议有人在听吗？听了会实行吗？这就是在中国做一个学者的悲哀。所以，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1．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反对以市场化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各位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东西，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再合适不过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来炮轰顾雏军在收购柯林格尔等公司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国企改革，而是反对那些“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的伪改革。
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很多国企，因产业政策和企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它们看起来虚胖，但实际上并不赚钱，它们依靠垄断地位、资金上的先天优势以及各种补贴生存。国企存在的腐败和低效率，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究竟怎么改。那些以市场化为名的所谓改革者，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卖给那些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让他们去经营。但其实是希望将原来国企的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产权和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让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而不是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结果差点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今天，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卖就灵”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说，结果只能更坏而不是更好。
当然，我仍然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2．我不反对救市，但反对以救市的名义为权贵解套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厉声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我厘清当前国内复杂矛盾，挖掘表层现象下深层规律的最佳样本。
2006年前后，我就指出中国经济存在八大危机——资源过剩、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通胀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消费危机。一时间，有媒体称我为唱衰中国经济的“乌鸦”。两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且迅速席卷全球。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外部需求放缓等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而在2008年前后，我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四万亿救市”为权贵解套，并提出政府应“放弃保八，藏富于民”。当时，有学者立刻批驳我无知，并声称，中国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萧条，即便有通货膨胀也值了。各位，结果怎么样呢？由数据来看，无论是我们手中钞票的真实购买力，还是我们官方衡量经济增速的GDP，显示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经历“滞胀”，而且已经至少持续了三四年之久。为什么呢？因为自2008年政府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我们就是在经历一场“虚假的繁荣”。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坚持，中国经济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让冷的产业更冷，比如中国制造业；让热的产业更热，比如“铁（铁路）公（公路）基（基础设施）”等GDP工程，而应该是扶持民营企业、提振内需，从而拯救近些年来已经持续萧条的制造业，实现藏富于民。
3．我支持反腐败，但反对高薪养廉和运动式反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一份由官方智库研究，被称为“383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关于预防和惩治腐败，“383方案”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的构想。具体表述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这个构想可以理解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养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赋税后，就能养出两袖清风的官员吗？很遗憾地告诉各位，高薪不能养廉。那么，像俄罗斯普京那样，凭借领导人的铁腕，开展“运动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有点效果，但长期看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各位有兴趣可以阅读我在《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的相关章节。那么，怎样才能从根子上预防腐败呢？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学学者可能会从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设层面提出建议，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给出的办法是强化预算制度、公布政府审批清单以及给市场放权。
通过预算制度预防腐败，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无巨细地向社会公布，让每一分钱的开销都在阳光之下进行，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给市场放权，我认为是预防、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自然从源头上铲除了窳败的土壤。而要给市场放权，首先需要政府公布行政审批的权力清单，凡是清单之外的，都应该由企业或社会组织自行解决，政府无需，也不能再去以审批名义谋取部门利益，这和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强调的“法无禁止即许可”是一个意思。
二、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不论官方数据多么的提振人心，但真相就是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开篇的那句话——“我们正在经历衰退”。但可悲的是，当时我们选择的不是退出市场，相反却是在出口萎靡的情况下，依靠政府投资硬撑起GDP增速，制造“虚假的繁荣”。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必然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
1．从宏观层面看，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是经济改革的严重倒退
由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是透过行政指令让我们的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将贷款有针对性地发放给各级国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请各位注意，资金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由市场进行配置。我们的政府这样越俎代庖，造成的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回报率低且回报周期缓慢的“铁公基”，还有原本应在经济危机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后国企，它们就因为有各级政府托底、背书，拿到了来自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才得以带病延年。
各位晓得吗？2000年的时候，我国的石化、钢铁、纺织等国有垄断行业相继出现了严重的下滑情况，政府提出对它们实行“调整振兴思路研究”，同时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从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升级”的战略。也就是说，2008年拿到贷款的很多国企，它们都属于应该被淘汰或者至少也是接受升级的那一类。但“四万亿投资计划”入场后，这些落后产能企业不仅没有被淘汰掉，反而活蹦乱跳，甚至扰乱市场秩序，而原本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且在全球危机中依然选择继续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因为资金链断裂，被清出市场。
“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投放，不仅对十多年前就开始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暴露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场规律办事，结果不但保护了落后产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经济改革的难度。
2．从微观层面看，民间资本追逐资产泡沫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民营企业是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但由于政府代替市场选择了基础建设、落后产能等行业，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大部分制造业，比如加工贸易等行业迅速凋落。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业严重缺乏能让老百姓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服务，民营企业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不远离制造业去炒房子、炒钱，还能做什么呢？
次贷危机期间，或为避风险主动停产，或因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卖掉企业后又做了什么呢？撇开那些投资移民的人不谈，我发现留下来的人大部分都选择将手里的闲散资金投入到房地产或者官方、非官方的借贷服务里。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了这类没有选项可选的选择题。
各位，我在次贷危机发生时，不仅呼吁政府尽快“救市”，同时，坚决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大搞“铁公基”建设，而建议政府扶植制造业，藏富于民，问题是，有人听吗？
3. “市场化程度不够”，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从1978年农村的“联产承包”改革成功之后，中国就开始流行“市场万能的神话”。迷信“市场神话”的结果，就是我们终于走到了“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买不起房”的地步。各位，请问，这是“市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吗？我们是否只要把垄断国企卖给私人，名牌大学交由私人经营，一流医院完全由私人市场化运作，房地产完全由房地产商操控，问题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吗？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绝不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新征途。它完全可以追溯到2003年、1992年、1978年。最近20年，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依然过分强大，而对养老、教育、食品安全等本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民生问题，却投入太少，甚至直接将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推向市场，导致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谓的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对于那些完全可以由社会自我管理的领域，政府不敢也不愿放手，结果就导致了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社会领域的管理创新远远滞后于经济市场化的步调。
悲哀的是，在权力和资本两者的支持下，总有人将政府不愿退出市场而回归民生这一根本问题，错误地归结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三、改革停滞，究竟是缺乏共识，还是利益集团阻挠？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 GDP 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 GDP 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官商勾结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四、“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从2012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届政府上台，中国开始了新的政治经济周期，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布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改革，以及随后陆续出台的政策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我将这两年内出现的变化统称为“新政”。
1. “新政”开始改变中国
从本书主要内容，比如新城镇化、反腐败、上海自贸区等，都可以看到“新政”的影子。那么，“新政”能否改变中国？对此，我持乐观态度。以经济改革为例。《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体现这些理念的政策之一就是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由它取代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要发力方向。在官方的解读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我对新一任政府履新以来的施政纲领以及具体的改革措施，到目前来看持谨慎乐观态度。“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和我一直强调的“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些核心理念不谋而合。而且，2014年2月初，国务院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从清单的内容来看，我觉得实质性的东西还是太少，进展的还是太慢。
我非常赞同李克强总理在刚结束的2014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的，简政放权的改革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废除那些不必要的，却又涉及政府部门巨额利益的审批事宜，并尽快公布行政审批清单，将简政放权进行到底。因此，“新政”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2．改革关键十年，政府应该干什么？
政府除了尽快与市场“换手”之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必须改变这些年来在市场监管上的不作为，保护知识产权、反垄断以及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质量。具体包括：
（1）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句口号。首先，政府不能越过市场的边界，而应在食品安全、教育公平、城乡二元、收入分配、医疗、养老、就业辅导、环境治理、征地拆迁、社会治安等方面提供基本的保障和公平的服务。其次，从政策层面，打破国企垄断，逐步放开行业准入门槛，让“黑名单”制度取代“白名单”制度；给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的地位，在完全开放的市场里让二者公平、充分地竞争，杜绝一边产能过剩、一边无米下炊的现象。
（2）我们的政府还要继续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权，同时加强对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国企的监督，彻底杜绝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以GDP为纲的错误标准，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取而代之。
（3）不要把新型城镇化搞成又一轮建设“大跃进”，它的核心是让已进城农民工拥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改造现有农村的时候因地制宜，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同时在养老、医疗等领域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同等待遇。说得直白一些，如果能让已经进城的民工拥有真正的市民身份，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就等于完成了60%以上。
（4）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众多危机，比如企业债券、理财产品违约，地方政府违约，“影子银行”等，大力防范通货膨胀问题；以上海自贸区为试点，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同时还要对“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以及规模小但提供市场化服务的城商行给予和现有金融体系同样的地位，让各种主体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让老百姓获得更多、更实惠的金融服务。
（5）重振我们的制造业。制造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不仅能够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而且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保障。但必须注意的是，政府只是营造良好公平的营商环境即可，而不是越俎代庖替市场决定谁应该得到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
以上内容是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和现在这本《“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着力想表达的核心理念，可以作为我对中国经济过去五年，从热点聚焦、数据透析到问题剖解所做的反思。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据我在广东卫视所做的《财经郎眼》节目内容，但我深知要上升到“‘新政’能否改变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和我的团队在后期还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和研究工作。我要感谢我的以马行空为主的研究团队，没有他们的资料提供和初步研究，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同时也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研究性的编辑工作，也为本书增色不少。